偶爾會聽人說，自己已經不怎么讀當代作品了。我只能部分同意這樣的斷言。經典以及經典化的過程，當然是讀書人恒定的養料，有時甚至如同吸食鴉片一樣不可斷絕，但那畢竟都是源泉，不是有機體，要沒有后來人的重訪或者挑釁，文學便會停止生長，每一個時間片段里的生活世界也就失去了即時的倒影。
還是小學時候，我坐在課堂上就會經常分心，幻想自己從窗口飛了出去，飛過操場和旗桿，飛過工廠和家屬區，親眼看見街上和屋子里的大人，此時此刻的生活是什么樣子。后來我從阿甘本那里學到一個高級的詞來概括我這種抑制不住的好奇——“同時代人”，好像時間是一道屏障，是一個先天的必然的限定，攔在同一群人面前。
阿甘本對這個概念有更復雜的闡釋，他的本意并非完全如此，但它的字面意思，的確給我帶來了某種撫慰，讓我不必遮掩自己對于同時代作者的興趣。有時我幾乎像一個八卦的娛樂記者一樣，關注著他們寫作的進度思想的進展，并且期待著與一個活人產生爭論和共鳴，就像在另外一些無可救藥的時刻求助于一個死者。
在這個意義上，我讀到了路內的《慈悲》。
《慈悲》 路內
還是在文學雜志為阿乙、路內、曹寇等人貼上“70后”這個標簽的時候，我讀到他們。 ?那時給我的模糊印象是，在政治和商業嚴重介入文學的兩代人之間，他們如潛行者一般，出現在中間那條純文學的窄路上。阿乙曹寇們寫的小鎮故事，薛憶溈寫的出租車司機，都帶來了一種青春文學以外的共時體驗，仿佛不自覺的生活本身突然被人表達出來。也像突然在鏡子里面看到自己，一種文學上的自我意識開始醒來。
記得還是在學校里，一路從余華的《細雨中呼喊》、蘇童的香椿樹街、莫言的高密老家漂流而下，像是坐上一條接駁船，讀到了路內的《少年巴比倫》。
我隱約期待著某種不同，但并不能完全明白。
如今想來，他故事里的年輕人更沉溺于自我，而不像他的前輩，更多地沉溺于時代。如果說這種拉鋸關系始終是青春成長故事這個文學序列的核心問題，那么在這場拔河比賽中，那根紅布條的位置已經發生了微妙的移動。我還想記得他小說里那些不管不顧、油腔滑調的孩子，語言的汁水也變得多了起來。這確實更接近我們這一輩的體驗。盡管我們的青春期晚于90年代才到來，但那是一座分水嶺，自那之后，時代放置在我們身上的砝碼已經不同了。
《慈悲》像是一個續集。前面依然有路內最常寫到的工廠青春，結果沒放肆多久，那幾個年輕人跑得跑抓得抓，更要命的是，主人公竟然迅速過上了結婚生子、老實養家的平常日子。緊接著，工廠改制，下崗再就業，死亡旋即到來。作者用干脆的語言，快速剪切了敘事，自我也好時代也罷，都沒有太多地停留，就風卷殘云地過去了。結尾和尚一段，又起了幾分玄妙的意味，盡管從情節上看我還是有些存疑，但它和開篇60年代的饑餓記憶，串聯起來，其間人們所經歷的的確是信仰系統的更替。如此一來，循環往復，《慈悲》竟也是一部全集。
攝影：Frank Hallam Day
時間跨度更長了，路內一路寫到改革開放之后，但真正的變化不僅是告別青春那么簡單。他說，“慈悲本身并非一種正義的力量，也不寬容，它是無理性的?！?/p>
這好像已經是一種成熟的生命觀，不再停滯在某一個具體的階段或者命題上。我真實地讀到了一種疏離感，試圖站在必然性的外面。
這也拉開了他和先鋒文學的距離，他大概是從某種債務中解脫了。就像他在《少年巴比倫》里面曾經引用過納博科夫的看法，打算為歷史、為個人清算賬目的小說都不會是好小說。在適度的文學變形之后，更精確的刻度才會打動人。當然這種區別的產生可能僅僅是因為時間差，作者生活的時代賦予了他新的眼光，以及寶貴的后見之明。
什么是新的時代景觀呢？路內和他的同行正在書寫答案，但文學的使命從來不是記錄所有的變化，而是在變化中尋找真正的戲劇結構。像《慈悲》這樣的故事，里面的時間、空間并不等同于我們的生活，卻在某些時刻，比我們的生活更準確——政治與資本的空轉，在世人身上蔓延的疲憊、虛無、對于宿命的恐懼和服從，（除了欲望之外的）任何一種激情的消亡。
攝影：Frank Hallam Day
也是在這種時空的錯位中，我理解了阿甘本字面之外的意思，“與時代過分契合的人，在各方面都緊系于時代的人，并非同時代人——這恰恰是因為他們（由于與時代的關系過分緊密而）無法看見時代；他們不能把自己的凝視緊緊保持在時代之上?！彼⒉恢复泻湍闵硖幫粫r代的人，也有可能，你們的目光會在不同的時空中相遇。而我對他們的興趣，本質上可能是在尋找勇氣，因為那些共同擺在我們面前的障礙物，因為他們的表述而更加真切，我們共同感受它，反抗它，但注定不能逃開。
也是在五月，我在大銀幕上看到塔科夫斯基的電影《安德烈·盧布廖夫》，三個小時關于信仰的苦旅。其中一幕讓我莫名地想起《慈悲》。
畫圣像的盧布廖夫，歷經戰亂，決定保持沉默，而一個工匠的兒子，在劫后憑一己之力，重新造出一口大鐘，他在曠野中緊緊抱住這個孩子，決定重新提筆畫下去。而《慈悲》里面，主人公水生和他的老同事從國營工廠離開之后，幫私人老板施工，在去往下一個項目的途中，同事突然中風而亡，水生坐在他身邊，拉住他的手，喊他的名字，企圖把他喊回來，“鄧工，這次我們能拿一大筆錢啊。”這兩個場景隔著時間，也隔著國境線，在我眼里卻有一種奇異的共振，那是他們各自時代的命門。每個時代都有他們緊緊抓住的東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