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著名的時間和空間理論，說時間是一個圓環，人在這個圓環上不斷的走，總有一天能夠走到你上一次走到過的那個點。理論上來講，假如人走的夠快，是可以追到在上一個時間點上停留的那個過去的自己的。

這部電影上映的第一天，剛好跨過廣電發布網絡視聽管理新政。于是當我看到劇中人偷偷印刷“地下火”的傳單挨家挨戶派發，看到舊時代著名的文化人們因為言論管控而戰戰兢兢從香港撤離……我忽然有種趕上了那個可怕年代停留時間點的感覺。

歷史會不會開倒車？我看是不會的。人們傾向于認為：從不自由到自由、舊貌換新顏才是一種進步。但車輪滾滾向前，車子總有報廢的一天，報廢了剛好換新的。從自由到不自由、從新到舊也應該看作一種進步。一種不易被察覺的進步方式。

許鞍華是擅長講時代故事的導演，但不是那種偉光正、充滿了光輝形象、用大場面去制造聲響的方式。她一定不是集體主義的簇擁者。出于故事發生背景，香港地理位置的原因，決定了明月是一部大時代下的人物小傳，與香港整個社會的氣質有著不謀而合的相似。方母得知女兒加入了地下黨，不反對也不支持，就跟她講：無論怎樣，別連累別人啊！最終是方母自己，到死也沒有連累別人。

“風帶著夕陽的宣言走了，遠處有悲壯的笛聲，夜的黑幕沉重地將落未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過一次的風，忽然又回來了。不單是風聲，還有雷聲，風夾著雷聲，海又動蕩，在夜的海上，大風雨來了。”

熱血上腦要去營救母親的方姑說她媽，自私，又好面子。接著補充道：“可是她不會連累別人的。”想起了母親的叮囑，熱血冷下來，營救是不可能的，母親只能死在憲兵隊里。她再不是那個念著矛盾文集的少女，所有熱切的文字，都變成了冷酷的現實。

血熱了又涼，那是命運最深切的無奈。

錦榮的名字很香港，故事一開始，他看著蝸牛懷念法餐，與戰爭的氣氛格格不入。什么時候了，還在想個人享受，這樣的片段是不會存在于國內戰爭片當中的。也是他，仿佛在發出疑問：難道在大時代之下，被洪流卷走的普通人連保有一點私人欲望的念頭都不能有？難道為家國奉獻，一定是存天理、滅人欲？一定要講冠冕堂皇為國為家的理由，他的犧牲才顯得比較高尚？

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抗戰片或者諜戰片中，舉凡描寫道地下黨與日本軍官的關系，總是要表現在華的日本軍官以為自己與中國人下屬是有真正的友情的。難道真會有侵略者這樣想？錦榮是一個受過西方自由主義教育、具有小資產階級情調的讀書人，他看不起山口，就像每一個這種類型片中的中國特工一樣。錦榮的明月往大了說是復我河山，實際上是不必七步成詩的詩歌，是命運不受外族左右的那只吐泡泡的蝸牛。在劍拔弩張的環境下，中國詩歌的雅被破壞殆盡，這樣的靜，對比出戰爭無可避免的火山式的躁動。

影片里，碼頭檢查的士兵是戰爭里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們隨時會死，他們可以毫無靈魂毫無思想，在許多抗戰劇里，他們是臉譜化的，機械地檢查、大聲地呼喝，但明月這個故事讓他們表現出人性復雜，即使是一個毫不重要的小人物，也可以有一點點靈魂。看見方姑手提箱里傳單的小兵，發現方母藤簍里秘密的軍士，他們和被檢查的人一樣慌亂，一點也不鎮定。

這些小人物的身不由己被這樣翻出來，好像一堆紙散開，又被毫無章法地收攏。

幾十年過去了，當年東江游擊隊的小鬼并沒有成為被供上神壇的領導，他開出租車，隱沒在人潮中，有時回憶起過去，沒有“當年老子如何如何”的憶往昔歲月崢嶸，只有對時代洪流的一點感嘆，如果方老師能活到現在就好了。他那么克制，似乎毫不激動，但一點忍不住的眼淚出賣了他。當他揮一揮手跟座談會的人說“我還有事我先走了。”就跟那句“別不開心啦我煮碗面給你吃啊”一樣——是地道香港人的脾性體現。

連李安都在電影里叫演員集體喊“中國不能亡！”，哪怕僅僅是為了表現年輕人的血氣方剛。但許鞍華沒有，她大概以后也不會，她所有的電影都呈現出對集體主義毫不關心的態度。

明月幾時有當然不是完美的影片，它對戰爭的殘酷刻畫很淺顯，大約是因為導演太在意小人物的命運了。但影片有一個很明顯的命題，在大時代下，小人物是如何生存的？他們有更好的選擇嗎？觀眾會看到她在探索，當大時代動亂時，個體當然不可能再保有尊嚴，問題在于：當國家處于戰爭或者一種極端的狀態當中，人們必須都變的偉大或者卑劣嗎？還是被命運推動，不得不作出某種選擇？

在許鞍華的故事里，時代從來都是洪流，裹挾著人們的身不由己。在每一個時代，站到浪尖上的人，都會在某一時刻有改變洪流方向的錯覺，但最終他們會明白，連站在浪尖上的時刻，都是被當時那個時代選中的。

過去是會過去的，當下也是會過去，所有此刻都是曾經的未來，所有未來也都將成為歷史。今天口不能言以及選擇位置站好的所有人，都會被下一代取代，最好的時代與最壞的時代總是同時出現，正如劉黑仔對著漢奸尸體那句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臺詞：

“喂，很快會再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