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cctv-6播出了孫道臨的《早春二月》，里面有一幕讓我印象深刻：家境貧寒的學生王福生擔著兩捆干柴往家趕，路上碰到自己的老師，他放下擔子，向老師鞠了個躬，說了聲老師好。這簡單的幾個動作，表現出學生對老師的尊敬。只是，在現在社會已經很難看到這一幕了。

有很多家長一邊抱怨老師越來越不負責任，一邊給孩子報一大堆的課外輔導班。老師一邊抱怨學生越來越難管，一邊開班掙外快。本應是相互輔助的兩個人群，卻變成了商人與客戶的關系，互相謀算如何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只是那十年的災難，使文化的傳承出現了斷代。我上大學的地方也是父親留校任教的地方，所以給我們講課的老師分成兩撥，一撥是父親的老師，一撥是父親的學生。但明顯老教師比年輕的老師要強好多。有次和一位老師聊起來為什么這樣，那位老師嘆了口氣是：“老教師是解放前的大學生，年輕老師是文*革后的大學生”。

文*革結束，在恢復經濟和恢復文化的兩條路上，政府選擇先恢復經濟，再次錯過了文化的搶救時機。等九十年代后期社會開始失控的時候，才發現文化的重要性時，已經太晚。年紀大的老學者大多去世，而年輕的學者因為貧窮，在早些年已經不當老師了，轉為從政，從商和出國。留下的老師素質良莠不齊，更進一步加劇了文化的斷代。父親93年從北京調回來時，當了十幾年大學老師，所有家當，除了四大箱子的書，就剩幾件破衣服，一條破被子，貴一點的是一雙3515的皮鞋，那是1980年父親和母親結婚時，父親任教的理工學院里，數學教研組的15位老師和物理教研組的15位老師一人兌5毛錢，最后給我父親買了一雙3515的翻毛皮鞋。不過，3515的皮鞋質量確實好，父親在學校穿了十年又穿回來了。不過那四大箱子書倒是值些錢，被我母親賣給收破爛的換了100多塊錢。

現在，老師的收入相對好一點了，但社會地位卻在下降。家長們已經把老師等同于販賣知識的小販，連起碼的尊重都沒有，“尊師重道”更無從談起。老師們也學精了，把精力放在如何完成學校訂的指標上，我就把那幾個好學生管管，只要我完成指標，工資獎金就少不了的，其他學生操那份心干嘛，管了又累又沒錢，關鍵是學生不買帳，家長還不領情。這幾年，校園暴力頻發，與老師不敢管，不想管，不愿管有很大關系。

建國初期，國家提出“工、農、商、學、兵”的口號，改革開放后又提出“無工不富，無農不穩，無兵不安，無商不活，無士不興”，而士族必須要有文化的積淀才能形成。好在，“亡羊補牢，猶未遲也”現在國家越來越重視文化與教育這一塊，也開始往這上面投錢和投人。但“十年育樹，百年育人”，這需要包括我們這一代人在內的三代人的努力才能看到成果，我們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