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在研究三國歷史的討論中，子午谷奇謀是其中較為引人注目的。有關于魏延的計策是否可行，以及諸葛亮是否短于奇謀的種種話題，也一直成為人們熱議的對象。那么，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奇謀。歷史中是否又當真存在這樣的一個奇謀呢？
? ? ? 要探尋這些問題，首先我們需要知道子午谷奇謀的記載，最初源于何處。據目前的史籍研究發現，這一奇謀，最初來自魏朝郎中魚豢私撰的《魏略》。魚豢，為魏晉時期有名的史學家，曾任曹魏國郎中一職。而他本人又是關中籍人士，對當時西北的風土人情多有了解，所著之書，在記錄西北歷史方面的價值極為珍貴。但同時也應看到：魚豢本人忠于曹魏朝廷，這一方面體現在他在晉朝生活了16年而始終不曾仕晉的士子氣節，另一方面也體現在他編纂的《魏略》中，明顯將他的政治傾向帶入了原本應從客觀角度撰述事實的史籍中。在《魏略》幾乎所有的章節中，都能看到作者抬高曹魏而貶低蜀漢、東吳的春秋筆法（如記載劉禪曾被人販子販賣，以及諸葛亮是自己登劉備的門毛遂自薦等等，都帶有嚴重的貶斥色彩，與其他史書記載相去甚遠）。對一部史書而言這無疑是極不可取的做法。
明確了魏略作者的政治傾向，再回過頭看子午谷奇謀的記載，就不難對此有客觀的評價了：
? ? “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群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 ? ? 即便先拋開那些繪聲繪色的對話，僅從這段奇謀的敘述中，就能看出很多問題：一、諸葛亮第一次北伐，上出師表，出征后隨即走漢中，出祁山，怎會先繞去南鄭開軍事會議？二、對于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曹魏的反應是猝不及防，史書記載當時的曹魏無論是統治者還是尋常百姓，都只知蜀漢有劉備，而不知有諸葛亮，劉備死后，一直寂靜無聲。突聞諸葛亮軍至，魏國上下都毫無防備，非常恐慌。天水、安定，南安三郡甚至未接一戰便叛魏應亮。也就是說，諸葛亮北伐的第一戰，是一次突然襲擊，曹魏事先根本毫無察覺。在這樣隱秘的軍事行動中，又怎么會出現諸葛亮召開征討曹魏的軍事會議，實情卻被曹魏方掌握的如此詳盡的事呢？顯然這屬于事后的杜撰。
? ? 再看看這個奇謀本身的內容，就更加離譜了。根據魏略中記載的奇謀，魏延所提出的作戰方案，需要具備五個必須條件，五個條件中哪怕有一個出問題，都會100%導致方案的失敗。五個條件是：
一、魏延率領的5000先鋒軍必須在十日內走完子午谷棧道并抵達長安城下；
二、夏侯楙不能抵抗，必須棄城逃走，甚至連逃走的辦法魏延都給他想好了——“乘船”；
三、夏侯楙在逃走時必須給魏延留下足夠其支撐二十天的糧草，少一天都不行；
四、夏侯楙從逃走起算，遇到曹魏援兵，匯合，直到準備反撲的所有時間不能低于二十天，或者簡單的說曹魏的援兵必須得二十天以后才趕到長安。
五、在這二十天里，諸葛亮從祁山遠道而來的人馬必須趕到長安。
? ? ?即便是凡爾納再世，也無法想象一個把勝利希望寄托在這五個條件之上的作戰，想要成功的機會是何等渺茫。原因很簡單，這五個條件除了最后一條要靠蜀漢軍隊主力的努力外，前面的四條，達成的希望竟然都一廂情愿的維系于敵人出昏招之上：十天走完子午谷并抵達長安。即便我們把蜀漢士兵善于山地，棧道行軍的能力發揮到極致，最多也只能確保在沒有任何意外的情況下勉強達到，而棧道不同于平地，一旦有失修之處就必須修理，不修理則無法行軍。更為困難的是這一行軍的保密性必須建筑在魏國在子午谷沒有任何守備力量或者細作的基礎上，只要被曹魏方的人發現了，魏延的奇襲行動就會失敗；夏侯楙是怎樣的膏粱子弟不言，但長安作為西北重城，必然有強大的軍力駐扎，魏延又怎能把取勝的希望寄于夏侯楙的一念之差呢？就算夏侯楙會逃走，但又何以見得他不會把糧草付之一炬，沒有糧食，魏延的軍隊難道要吃草頂20天？長安和曹魏重兵屯駐的函谷關咫尺之隔，夏侯楙哪怕就是摔成瘸子，也不至于需要20天才能帶兵殺回。而從漢中、祁山遠道而來的諸葛亮又怎能保證用同樣的時間與魏延匯合接應呢？
? ? ? 所謂的子午谷奇謀，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被稱之為一廂情愿的意淫之謀都更為合適。《魏略》之所以會將這樣一個“奇謀”捧得有如神機妙算，目的可謂昭然若揭：想用這樣一個“奇謀”來貶低蜀漢丞相諸葛亮的能力。它的邏輯是：這一被魏人視為奇謀的策略，卻被諸葛亮蠻橫的拒絕，最后導致北伐失敗。如此，諸葛亮這一介才學平庸又剛愎自用的壞人形象，便躍然紙上。諸葛亮屢次北伐，進退自如，而無論是名將張郃還是后來的司馬懿，都在諸葛亮的攻勢前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令魏人頻頻受辱，作為傾向于魏國立場的魚豢而言。對蜀漢之敵的諸葛亮自然深感怨恨。在筆下將其形象盡力矮化，也就毫不奇怪了。客觀的說，魚豢的記述，是以事后諸葛亮的角度去杜撰和評論這件事——如夏侯楙是否膏粱，關中是否足以給食——但對于真實歷史上根本無條件去洞悉曹魏底細的諸葛亮和魏延而言，幾無意義。作為歷經戰陣的一代名將魏延，也根本不可能在對敵情，環境并無太多了解的前提下提出這樣一個不靠自己的精明而靠敵人的愚蠢的“奇謀”。因為只要魏延沒有腦進水，他就一定清楚這個奇謀是毫無可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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