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江湖叫蘇子。

《呂氏春秋·慎人篇》提到，上古的得道之人“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于此，則窮、達一也?！倍K子就是這樣一位“所樂非窮達”的人，他樂得自在的是天地所共有的“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睒返米栽诘氖羌胰藞F聚，共賞明月，與弟和詩，他樂得自在的是與山村野老話桑麻，與僧人知音悟禪道，與佳人朋友觥籌交錯吟芳詩，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以窮困蹙眉峰，長太息，不以通達忘己道，逐營營之利。

蘇軾，1057年中進士，才氣甚高，當時的主考官，看到蘇軾的文章內容與風格皆美，十分欣賞，以為必然是他的朋友曾鞏所寫，為避免招人批評，他把本來列為首卷的這篇文章，改列為二卷。他在讀到東坡的詩文，對旁人說，三十年之后，當無人在說歐陽修，可見他的文采斐然。他也在詞中說到“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可以看出自視甚高，也曾以“二陸（陸機、陸云）自比”，而在他的著作遭到朝廷禁閱時，還有人偷偷賞讀，可見蘇子才氣縱橫，騰蛟起鳳。

如果處于太平盛世，也許蘇軾的治世之才能得到施展，他可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但是當時王安石支持新政，新舊兩黨之爭如火如荼，當時的朝廷動蕩不安，這就暗示著兩黨如果王安石一黨在朝，那舊黨要不在野，要不被流放，而此時，王安石的權勢可謂是炙手可熱，蘇子性不忍事，個性曠達，性情沖動，遇到需言之事即使頭懸利劍也不得不說，嫉惡如仇，正如他所言，遇到邪惡則“如蠅在食，吐之乃已”，可想而知，看到王安石新法弄得朝廷烏煙瘴氣，百姓流離失所，他一方面會通過詩詞抒發感情，“鵠則易畫虎難摹”。另一方面，也會上書奏明皇帝，這就必然招致王安石以及后來的章惇等人的痛恨，他們（還有王安石罷相以及去世之后的章惇、曾布等小人）多次深文周納，羅織罪名，所以蘇軾的宦海并不一帆風順，而是屢遭貶謫，他先后謫居黃州，常州，惠州，以及當時并不屬于宋朝管轄范圍內的海南，而在這些地方，他編織了自己的樂園。在烏煙瘴氣的江湖中營造自己的光風霽月。

從1080年起，他幽居黃州，“為情勢所迫，要一變而為農夫，為氣質和自然的愛好所促使，要變成一個隱士”，黃州不是杭州那樣風景秀美，青山迤邐的富庶之地，它是長江邊上的一個窮苦小鎮，他初來此地，廩入既絕，但他仍覺不足慮，胸中仍無一事，1081年，他開始在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稱“東坡居士”，開始忙碌且勞身的農活，他建了幾處房子，在這里進行了自己半隱居的生活，他可以和僧人一起吃住，可以輕杖芒鞋輕勝馬，也可以駕著小舟，翩然而行，望山，望水，胸中浩然之氣生也，有時他到城里喝酒，稍有醉意，便臥草而眠，直至好心的農人把他叫醒，他才唱著歌回家，有時，他和有人夜游，賞月下山水云煙，看月下壁立千仞的山石，夜游承天寺讓我們看到兩個“閑人”月下尋幽，夜游赤壁讓我們悟到“天地之間，物各有主”，他還發明青菜湯，研究瑜伽和煉丹。此時蘇軾的文章，已不再是諷刺苛酷，憤怒緊張，代之的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醇甜成熟，這也許就是哲學帶給人的平靜，曠達。

即使是在蘇子被二度迫害，流放嶺南時，雖然這里仍是錢財頗少，飲食粗疏，但他也是心有清風過，身是鴻羽輕，他和太守飲酒釣魚，他在惠州蓋的房子十分靜雅，還在南邊的空地上，種橘子樹，荔枝樹，枇杷樹，在他以為他要在此地安居晚生時，那些政黨小人，又把他放逐在不在宋朝統治下的海外。對于未看透世俗名利的我們，也許會因為沉浮而苦惱，而蘇子不是。對于他而言，“不義而富且貴”，于他是浮云。

不管是海內還是海外，只要蘇東坡在，那里就變成了詩詞一樣魅力無限的風景。他褪去長衣方巾，穿上短褂，和樵夫蹲在田壟上，喝濁酒，說粗語，有時不認識的人粗言相對，他還喜不自勝，“喜人不識”，他愿意坐在農夫村婦的身旁，讓他們講故事，有時農人不敢在大文豪面前講，他還鼓勵再三，講鄉野故事也可，他每到一地，必去游覽名勝，攬奇探險，只要有明月清溪、星漢竹林的地方，就有他，只要有險山秀峰，云水浩渺的地方，就看到他的身影，他還和那里的太守知州相互唱和，吟詩作對，和當地的文人墨客作畫填詞，他“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不好人”，可見，蘇子到處結交朋友，不管他人真心與否，蘇子確實誠心實意，所以在的詩詞里可以看到很有“寄某某，懷某某，思某某”，這樣一個喜歡朋友的人，也必然為朋友所喜歡，他的赤子之心也必然為世人，千年之后的你我所敬佩。

蘇軾即是詩人，詞人，畫家，他更是一個樂天派，江湖煙雨，紅塵紛亂，他還是那樣，攜著一壺濁酒佳釀，一蓑一笠一舟，“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任是“鉤月掛梧桐”，還是“月華收練”，他就是那“縹緲孤鴻影”，即使那些得勢小人給他伸出高枝，他也會“揀盡寒枝不肯棲”，只為堅持內心的凈土正道，他從來不怨也不后悔這樣的選擇，因為求仁得仁，他覺得無所怨。不管是窮，不管是達，在蘇子看來，皆是“也無風雨也無晴”，他只愿“一蓑煙雨任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