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66年也就是宋度宗咸淳二年,此時的南宋王朝已是風雨飄搖,岌岌可危。就在這一年冬至后的某一天,一場隆重而肅穆的典禮依然在泉州灣畔的九日山下舉行。一座高高的祭壇早已搭就。時辰一到,鼓樂喧天,金鑼開道,武士、舞伎、彩旗、宮燈、涼傘、十八般武器次第登場。爾后,知宗正司兼郡事的趙希(忄宅)偕同提舉市舶等官員登上祭臺,上香、進獻、念祝文,宏亮的聲音響徹在山間海際。不遠處的海灣上,萬船云集,千帆競發。
這就是九日山獨有的海交祈風儀式中的最后一次。
九日山位于泉州轄下的南安市豐州鎮,共有東西北三峰,環抱如鉗。山不高,貌不揚,但山的歷史卻是從晉代就開始了。“晉太康九年(公元288年)山麓創建建延福寺。衣冠南渡后,聚居晉江之中原移民,每逢重九,登高懷鄉,因以得名”。哦,山的命名竟然寄托著濃厚的思鄉情結。經過歷代不斷修建像、亭、祠、橋、墓等,公卿大夫、高僧名士,文人墨客登臨、題詠,留下了包括海交祈風石刻在內的76段摩崖石刻,贏得了“山中無石不刻字”的美譽,也正因為這豐厚的文化底蘊,而被國務院確認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更迎來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兩度考察,并刊刻了唯一一方中英文合一的象征友誼與對話的石刻,為九日山增添了光彩。
山因石生色,石因山靈動。讓我們走進九日山,翻翻那留存千年的“石頭檔案”,聽聽那美麗的傳說和動人的故事。
穿過紅磚徹成的大殿,我們就踏上進山的大道了。往左拐,一會兒,西峰石刻群映入眼簾。定睛一看,簡直是密不透風的節奏啊!
“淳熙十年,歲在昭陽單閼,閏月廿有四日郡守司馬伋,同典宗趙子濤,提舶林劭,統軍韓俊以遣舶……以遣舶祈風于延福寺通遠善利廣福王祠下,修故事也。……”
“嘉定癸未二十日,戊戌,以祈風于昭惠祠下郡守司馬伋,同典宗趙子濤,提舶林劭,統軍韓俊以遣舶……”
“守貳卿顏頤仲,禱回舶南風,遵典彝也,提舶寺丞劉克遜俱禱焉。”
“淳祐丁未仲冬二十有一日,古汴趙師耕以郡兼舶,祈風遂游。”
……
西峰的這一段段祈風石刻記載古代泉州地方官吏和民眾為海上絲綢之路航海船舶祈風的史實,書寫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也讓世人領略到泉州在中國和世界經貿史上的特有地位。
全山最早的一段祈風石刻,就在這西峰石刻群,是南宋虞仲房任泉州提舉市舶時舉行祈風典禮的紀事石刻,立于淳熙元年(1174),隸書,字徑17厘米。虞仲房,浙江余姚人,是當時的隸書名家。有論者評曰:虞間出新意,波磔皆長,而首尾加大,乍見甚爽,但稍欠骨法,皆不得中。由此石刻可見此言不虛。因此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個非常珍貴的書法資料。
在這群石刻中,還有一段北宋蔡襄的留名石刻,字徑有20厘米。“慶歷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沈衡、蔡襄、……同游延福寺隱君”。蔡襄,北宋著名書法家,所題寫《洛陽萬安渡石橋記》,被譽為“三絕”。作為政治家的蔡襄,曾兩知泉州。他多次到九日山游覽,乞雨,留下了不少詩篇。嘉祐三年(1058年),適泉州一地春夏之交久旱不雨,他特地帶領官員到泉州飛陽廟祈雨,自責干旱不稔,是“郡守不德之故”,還寫下“年年乞雨問山神,羞見耕耘隴上人。太守自知才德薄,彼蒼何事罪斯民”的詩句。他是以此舉來勸告各僚屬要關心民瘼,組織農民抗旱自救。不久天降大雨,旱情解除,歲以大稔,王十朋因此贊他“愛民心有彼蒼知”。山中的這段石刻是他的手筆,應該是直書巖上以供鐫刻的,底地立體交叉顯粗糙,但筆力雄健,不失為大家手筆。
順著石徑向上,我們就看到了現存全山最大的題刻“九日山”。那是當時的福建陸路提督馬負書所題,正書,字徑達86厘米,另有字徑15厘米的附記:郡乘山川志,朱文公兩游于此,有書“九日山”三字。余游歷憩覽,考之山僧,謂世遠湮沒無存,良可慨惜!因重勒三字,以承先哲表彰勝地之至意云。可知是為已湮沒的朱熹原題補刻的。馬負書雖是武進士出身,但酷愛書法,善寫大字。紀曉嵐在他的《閱微草堂筆記》中有記載馬負書的一則異事:“福建陸路提督馬公負書,性耽翰墨,稍暇即臨池。一日,所用巨筆懸架上,忽吐焰,光長數尺,自毫端倒注于地,復逆卷而上,蓬蓬然,逾刻乃斂。署中弁卒皆見之。”光焰之說似不可信,但此刻神完氣足,雄厚莊重,與山勢相呼應卻是不爭的現實。
西峰頂上,有一座“秦君亭”,是為了紀念唐代著名詩人秦系的。秦系,字公緒,會稽(紹興)人。少有詩名,隱居前,詩多清新秀麗,他的五言詩成就可與唐代詩人劉長卿、韋應物相鼎立。在經歷“安史之亂”后,50歲左右的他,遠離江浙,千里迢迢,入閩至泉。登上九日山,見此山“溪流灣漾,峰巒映發,奧街明秀,隱為一區”,特別是山中有晉代古松百余章,偃塞蟠屈,虬枝翠發,雄健挺拔,愛不忍舍,就在西峰頂的巨巖下,結廬筑室,自號“南安居士”,“穴石為硯,注老子,終年不出”,過起了25年的隱士生活。后來朝廷屢次征他為官,均遭婉謝。“久是煙霞客,潭深釣得魚。不知蕓閣上,遺校幾多書?”人們為了紀念這位名士,就把西峰命名為“高士峰”。今天我們看到的北宋福建提刑觀察使蘇才翁所題“高士峰”,瘦勁清健,猶如秦系之仙風道骨。
就在秦系隱居12年后,也就是唐貞元八年(792年),另一位名士不約而至。他就是宰相姜公輔。
姜公輔忠貞耿直,因直諫觸犯龍顏,一貶再貶為泉州別駕。帶著些許落寞,姜公輔輾轉來到九日山,與秦系相見如故,二人飲酒賦詩,評史論文,投契無比。姜公輔當下就決定在九日山的東峰結廬居住下來。這樣他和秦系隔峰呼應,朝夕相伴,徜徉山水,酒詩唱和,共同度過了十三個寒暑。永貞元年(公元805元),姜公輔不幸病逝,秦系痛失知交,心痛難當,在親手將好友安葬在九日山南麓后,便孑然出走,從此不知所蹤。“姜秦之誼”至此弦斷,徒留世人嗟嘆不已。南宋高宗紹興十二年(1142年),著名詩人黃公度和同鄉龔茂良同游九日山,登上姜相峰(為了紀念姜公輔,后人將將九日山的東峰稱為“姜相峰”),賦詩憑吊姜公輔以寄抒情懷:“抱琴歷高峰,佛石就晚陰。空山對搖落,懷哉千古心”。今天,我站在姜相峰,重訪先賢古跡,依然能感受到高士隱者的純真性情和質樸情懷。
青山有幸,得以名士相伴;歲月無情,卻總留下幾多傳說。在九日山最后一次祈風典禮之后七百多年,我再次登上了九日山,觸摸著歷經歲月風云變幻的滄桑,我更加相信文化的魅力。
(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