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寶木笑
“那么多種聲音都在告訴我們，自然中的一切都在呼吸。”
——亞歷山大?馮?洪堡
上面的話是剛過而立之年的亞歷山大?馮?洪堡在南美洲的雨林中寫下的，那段時間他和他的伙伴險象環生，睡覺時會有蛇盤踞在墊子下面，也許還有美洲豹毛茸茸的利爪慢慢伸來，搜集到的土著箭毒從瓶中不小心漏出，幾百條鱷魚在河岸上張著大嘴曬著太陽，無處不在的蚊蟲叮咬……這并非電影橋段，而是兩百多年前洪堡的親身經歷。歷史從來都是一件非常難以捉摸的事情，如果跨越的時間足夠久遠，“蓋棺論定”和“身后之名”對于一些人來說顯然充滿著無可奈何。一生坎坷的梵高不會想到自己在如今竟然成為一種時尚甚至信仰，而身前身后都盛名不衰的洪堡也許對今天人們的冷落會有些不解。然而，就像在南美雨林中的他仍然懷著詩意的心情興奮地進行著科學考察，洪堡對于今天的人們應該僅僅只是不解而已，因為在他的心中，有著更為崇高而偉大的東西。
或許當安德烈婭?武爾夫最初開始著手要寫一本關于亞歷山大?馮?洪堡的書的時候，在浩繁的史料搜集過程中，她和我們的對于洪堡的認識是一樣的，只是模糊聽說過他，卻并不知道他的偉大。歷史上總是有這么一部分人，雖然在被當下漸漸遺忘，然而，只要我們稍微掀開一個小小的切口，從那歷史的縫隙看去，我們會震驚于他們當時取得的成就和無盡的榮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安德烈婭?武爾夫的《創造自然——亞歷山大?馮?洪堡的科學發現之旅》更像是一種對往昔輝煌的回望，頗有些正名的味道。安德烈婭?武爾夫是一位可以撐得起這樣一部書的作者，這位歐美報界的寵兒著作頗豐，作品常常出現在《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單上，是《紐約時報》、《大西洋月刊》、《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衛報》等著名的專欄作者。更為重要的是，安德烈婭?武爾夫還是一位學者，三次當選羅伯特?史密斯杰斐遜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還是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等不少知名學會的會員，為了這部洪堡的傳記，她甚至幾乎重新將洪堡的探險考察之路走了一遍，書后100余頁的注釋更讓這本傳記顯得尤為厚重。
這一切都源于亞歷山大?馮?洪堡自身的特別，雖然現在網絡十分發達，網紅遍地，但我們仍然難以想象在十九世紀上半葉，一個人能夠如洪堡那般影響著整個時代。那是個群星璀璨的時代，然而洪堡卻影響了同時代的無數思想家、藝術家和科學家。美國開國元勛杰斐遜稱他為“我們時代最偉大的榮光之一”；達爾文感慨：“沒有什么能比閱讀洪堡的旅行故事更讓我激動的事了”，并坦陳如果沒有洪堡的影響，他不會登上“小獵犬”號，也不會想到寫作《物種起源》；大詩人威廉?華茲華斯和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將洪堡的自然觀納入他們的詩篇；他的名字頻繁出現在梭羅的筆記中，催生了《瓦爾登湖》之后的所有修改版；愛默生多次告訴周圍的人：“洪堡是又一大世界奇跡”；洪堡的好友，偉大的歌德曾與洪堡相處頗久，歌德由衷感慨：“與洪堡共度幾天，自己的見識便會增長數年”；甚至南美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也曾在巴黎和洪堡有過交集，稱洪堡為“新世界的發現者”，在轉戰南美大陸的時候還不忘帶著洪堡的著作……
正因此，安德烈婭?武爾夫在《創造自然》一書中承擔的使命顯得更加沉重，她的敘述對象有著輝煌的經歷和豐富的史料，這不容傳記作者用杜撰來偷懶。因此，安德烈婭?武爾夫用數月時間讀了洪堡發表的所有著作，還在在劍橋大學查閱了達爾文收藏的洪堡著作，“這些書的字里行間布滿了達爾文的鉛筆札記”。更為重要的是，安德烈婭?武爾夫必須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何洪堡在當時的歐美能夠產生這樣巨大的影響，到底是什么促成了這一切。而這個問題的回答，卻只能在盡量詳盡準確記錄洪堡一生的字里行間，由讀者自己領會。
某種意義上，當代的世界是一個造神與弒神并行的時代。一方面，我們高度發達的通訊和網絡讓普通人甚至可以通過流水線般的運作成為網紅，但另一方面，真正在人類智慧的極限處游走，成為人類知識美德化身的“神”早已不在。這種“神”我們在歷史上是能夠看到的，他們的特點大多是僅憑一己之力便在人類知識和文化的各個領域留下豐碑，他們就是我們常說的“通才”，甚至早些年還有一種近乎荒唐的說法，說這些人實際上是偽裝成地球人的外星人。比如，艾薩克?牛頓除了是物理學家和數學家，他還是經濟學家，提出了金本位制度，另外還是神學家和哲學家。達?芬奇除了是畫家，還是雕刻家、建筑師、音樂家、數學家、工程師、發明家、解剖學家、地質學家、制圖師、植物學家和作家。
《創造自然》一書正是展示了這樣一位“通才”：洪堡是自然科學家、自然地理學家，是近代氣候學、植物地理學、地球物理學的創始人之一，還是旅行家、作家、社會活動家等等。如果我們梳理洪堡的科研軌跡，自然會發現為何當時科學界群星璀璨的歐洲，洪堡仍然被奉為“大洪水后最偉大的人物”。洪堡的通才不僅僅是跨越那樣簡單，那是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突破和發現：他首創了等溫線、等壓線的概念，繪出了世界等溫線圖；研究了氣候帶分布、溫度垂直遞減率、大陸東西岸的溫度差異性、大陸性和海洋性氣候、地形對氣候的形成作用；發現了植物分布的水平分異和垂直分異性，得出植物形態隨高度而變化的結論；確立了植物區系的概念，創建了植物地理學；首次繪制出地形剖面圖；發現了美洲、歐洲、亞洲在地質上的相似性；推導出地磁強度從極地向赤道遞減的規律；根據海水物理性質的研究，首次用圖解法說明洋流；發現了今天的秘魯寒流(又名洪堡寒流)；還推動了沸點高度計的發明和山地測量學的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洪堡的通才是建立在一種對自然充滿熱情的探索的基礎上的。洪堡最先征服歐洲學界的是其見聞的廣博，是其九死一生的自然探險之旅，這使其不同于更早年代出現的學院派通才。洪堡的美洲之旅持續了5年多時間，那時的美洲，特別是南美洲還籠罩在神秘之中，是世人眼中的危險之地。在洪堡美洲之旅的后半程，1803年初夏，巴黎甚至流傳著洪堡的死訊，說他“命喪北美土人之手”，1804年6月12日的《漢堡通訊》更是非常“肯定”地報道：“驚悉著名旅行家洪堡先生不幸罹患黃熱病，卒于美洲阿卡普爾科”。因此，當洪堡在1804年8月1日，經過23天橫貫大西洋的航行，抵達法國波爾多港的時候，歐洲轟動了，在巴黎人們視他為曠世英雄，像恭迎國王一樣歡迎他，法蘭西學院設宴為他接風。而真正征服歐洲科學界的是，洪堡帶回了40余箱珍貴的科學樣品，包括大量動植物標本、礦物采樣和化石，地質地理學、天文學、氣象學、海洋學的勘探實錄，以及人種志、民族學、土著文化的豐富資料，僅草木花卉標本就不下六萬余件，巴黎植物園專門辟出洪堡專區。當時被震驚的歐洲學界已經將洪堡視為“偉大的通才”，甚至覺得用“活字典”、“百科全書”來形容洪堡已不適用，因為那都是指能夠查到的固化的書本知識，而洪堡的帶回的科學樣品中僅新的物種就超過三千種，他帶回的是一片新的大陸，因此化學家貝托萊慨嘆：“此君簡直就是一座活科學院。”
當然，這種充滿震撼性的成果確實得來不易。很少有一位科學家與自然聯系得如此緊密，他從歐洲跨越大西洋來到南美洲，穿越開篇我們看到的亞諾斯平原與奧里諾科河的熱帶密林，翻越綿延的安第斯山脈，九死一生地攀登當時世界公認的第一高峰欽博拉索峰……這些在今天仍然具有極大危險性的旅程造就了洪堡的科學奇跡，而最讓人驚嘆的是，從始至終，洪堡一直處于一種興奮和興致勃勃之中，在他看來，自然才是自己最熾熱的情感所在。正因此，當洪堡在歐洲功成名就，卻仍然三十年如一日心心念念地要聯系倫敦高層和東印度公司，要去印度考察喜馬拉雅山脈，遺憾的是對方最終也沒有答應洪堡的請求。即便如此，洪堡仍然在59歲取得沙皇皇室的支持，實現了對俄國亞洲部分的考察，其在六個月的時間內行程10000英里，途徑658個驛站，更換馬匹12244匹，洪堡終于實地觀測了中亞的烏拉爾山脈，將亞歐山系與早年的安第斯山脈進行了比對，洪堡最遠達到達巴圖的額爾齊斯河，并拜訪了當時的清軍哨所。
其實，洪堡的俄國之行等一系列旅程很能說明他內在的某種精神特質，而這種精神特質往往是解釋通才誕生的最好注腳。59歲在今天看來也許只能算作中年人，然而在19世紀的歐洲，卻是眾人眼中名副其實的老人。洪堡在這樣的“高齡”仍然以一種常人難以置信的激情完成了俄國之旅，每天連續步行數小時都不用休息，還大膽穿越了炭疽病橫行的草原，甚至執意違背沙皇皇室的要求改變行程。這當然是一種勇敢的探索精神，但如果與其在歐洲講學和科研的經歷進行比對，我們就會發現其中有一種人力極限之外的東西：在歐洲，洪堡每天的行程極度飽和，《創造自然》中不止一次描述了洪堡如何一邊寫書、整理資料、每月做著數十場講座和講演，一邊還與整個歐洲的科學界進行著通信和會面交流。即使在72歲高齡的時候，為了自己最宏大的著作《宇宙》，洪堡白天作為內務大臣陪在普魯士皇帝威廉四世身邊，晚上為了寫作仍然給自己下規定：每天不工作到凌晨兩點半絕不睡覺。
似乎一切“通才”都有著這種仿佛超人一般的精力和熱情，然而這只是表象，從心理學角度講，內心仿佛一座天平，一切都必須有所補償才能維系個體的行為平衡。洪堡的探險、寫作甚至極度廣泛的社交幾乎耗盡了他所有的個人生活和時間，他也必須在內心深處得到某種補償，才可能支撐其數十年如一日不停歇的前行。縱觀洪堡近90年的精彩一生，洪堡內心最深處的這種補償正是他本人的全部學術理念和科學信仰，安德烈婭?武爾夫在《創造自然》中著重強調的一點就是洪堡科學思想在當時的超前和偉大，“很多生態學家、環保主義者和自然作家都在不知不覺中仰賴著洪堡的先知先覺”。在洪堡一生的最后巨著《宇宙》長達百頁的引言中，已過古稀之年的洪堡仿佛總結般闡述了自己的科學思想：一切事物都是“永無止境之躍動”的一部分，自然是一個“活著的整體”，有機生命體在其中以“精妙的網絡紋路”交織在一起，“一切都在呼吸”。
這樣，我們就不難進一步理解洪堡成為仿佛精力永遠旺盛的“通才”的內在原因。在洪堡的內心，生命價值在于符合萬物“永無止境之躍動”的特質，也就是生命需要投入自然這一“活著的整體”之中，需要被自我在求索之路上點燃，無論在做什么事情，只要生命不息，就一定不要虛度。更為重要的是，洪堡超越當時時代的思索已經使他仿佛覺察到了某種更為高遠的精神追求，這一直是筆者閱讀《創造自然》和洪堡其他相關書籍的內心疑問。在《創造自然》中有這樣幾處玄妙而值得玩味的描寫：一處是洪堡在南美雨林中過夜時，他喜歡聆聽猴群的鳴叫和雨林中的一切聲響，認為那里才是“人類不曾打擾自然之道”的太初世界；一處是洪堡歷經千辛萬苦登上欽博拉索峰，在欽博拉索峰絕頂，“一瞥之間”，“他看到了自然”；一處是晚年的洪堡協助建立了柏林天文臺，他通過新型望遠鏡凝望夜空，他告訴出版商朋友，正是因為捕捉到那些凝聚著深切之美的瞬間，他才有了繼續工作的動力。
類似的地方還有幾處，也許這僅僅是某種不經意的流露，但我們仍然有理由相信，洪堡和人類文明史上許多巨匠一樣，都經歷了某種仿佛“頓悟”般玄妙的精神升華。這就仿佛康德既然意識到了“頭頂的星空和內心的道德律”才是生命的真諦，那么他對周圍的一切和自己的存在狀態會有一種全新的認知，因此即便一生從未走出過自己出生的那個50平方英里的小鎮，依然可以安靜從容地觀察和思考這個世界。而洪堡仿佛是另一個極端的例子，他時刻都像一顆“永不停息的行星”，因為他相信生命的價值在于“永無止境之躍動”，更因為他要為了一個類似康德結論的更高層面的認知而永遠探索。這也是為什么洪堡晚年的巨著《宇宙》雖然囊括了天文、地磁現象、海洋、地震、氣象學、地理學、植物、動物、人類、詩歌、藝術、園林、農業、政治等，其廣博程度令其他書籍望塵莫及，但驚人的是，這部關于宇宙的巨著中，“上帝”這個詞竟然一次都未出現。如果用略顯神秘的角度看待促成洪堡成為“通才”的那種精力充沛和無畏勇氣，這有些像劉慈欣的《三體》給人的觀感，一旦人了解到更高文明的存在，或者意識到宇宙的無盡及人類自身渺小，世俗的各種眼光和羈絆其實就不算什么了，甚至自己肉體的疲累和存在也都不算什么了。
遺憾的是，洪堡在后世往往被冠以“最后的通才”。事實也確實如此，十九世紀中葉以后，人類科學進入更加快速的發展軌道，人類文明的發展超越了以往數萬年的總和，“天才”層出不窮，然而洪堡式的“通才”卻幾乎沒有再次出現。洪堡仿佛是一個里程碑，在他之后，時代出現了轉向，如果簡單概括的話，這種轉向就是“詩意的科學”開始向“實用的科技”蛻變。仿佛一種天意的巧合，當1834年65歲的洪堡開始著手準備寫作自己留下的影響最深遠的那部《宇宙》之時，英國學者威廉?休厄爾造出了“scientist”一詞，“科學家”的名稱首次出現在人類歷史上，這象征著科學專業化的開端，此后，不同學科之間的界限越來越分明。從實用角度講，這對于人類來說確實是一件好事，但就像“博”與“專”之間的利弊關系一樣，這同時也使人類族群中的聰慧之士被逐漸進行了刻意的劃分。在十八世紀，我們今天談到的“自然科學”還被稱為“自然哲學”，是糅合著科研手段、方法論和哲學思辨的統一體，科學充滿著詩意的探索和哲思，所以才會誕生一些我們今天看來覺得“不可思議”的“通才”。但在當時，這是一名學者和知識分子不自覺地趨向，就像洪堡的摯友歌德，除了其作為文學家的榮光之外，很少人知道他對于科學的著迷，尤其是地球形成問題和植物學，歌德的巖石樣本收藏超過18000件，同時還在耶拿大學創建了一個專供研究的植物園。
值得玩味的是，一直處于歐洲科學家圈子核心和發展前沿的洪堡，不可能對當時這種“詩意的科學”向“實用的科技”的轉向毫無察覺。洪堡一直與倫敦、巴黎和柏林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政治家等有著頻繁的聯系，威廉?休厄爾掀起的關于“科學家”的“時髦”，洪堡不可能不知道。但洪堡在為自己“一生的終極之作”敲定題目的時候，仍然毫不猶豫選擇了“宇宙”，并注明這個來自希臘語的題目意為“美”與“秩序”。洪堡在那個仿佛分水嶺的時刻，堅決地倡導著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精神：當科學逐漸遠離自然而進入大學和實驗室，并分離出無數各異的子領域時，人類其實需要的是將所有被刻意分離的知識熔于一爐。
如今回望洪堡的《宇宙》，不由讓人感嘆，與其說那是一部洪堡“一生的終極之作”，倒不如說那是人類“最后的通才”為“詩意的科學”所做的最后宣言。然而，讓人悵然的是，洪堡在今天卻面臨著這樣一種尷尬：一方面，即使在英語世界，洪堡這位當年在歐洲和同歲的拿破侖齊名的傳奇，他的名字卻在學術界之外幾乎被遺忘，“他的著作躺在圖書館里積滿灰塵”；另一方面，卻是他的名字卻又隨處可見，拉丁美洲遍布著數十座洪堡紀念碑、公園和山峰，其中包括墨西哥的洪堡山脈和委內瑞拉的洪堡峰，格陵蘭有洪堡海角和洪堡冰川，在北美，有 4 個郡、 13 個城鎮以他的名字命名，還有加州的洪堡紅杉州立公園、芝加哥和水牛城的洪堡公園，300 種植物和 100 多種動物都以“洪堡”命名，好幾種礦物的名稱中也有洪堡的名字，甚至月球上還有片“洪堡海”……
這種尷尬和悵然，其實同時也是“詩意的科學”所面臨的。安德烈婭?武爾夫對洪堡的認知堪稱精準，也許能夠進一步解讀“詩意的科學”的這種處境。她說哥白尼指明了我們在宇宙中的位置，牛頓解釋了自然定律，杰斐遜闡釋了自由和民主的部分理念，達爾文證明了一切物種都起源于共同的祖先，這些人讓人們至今難忘，是因為這些人都提出過界定我們與世界關系的明確概念。縱觀洪堡一生和他的著作，他并非沒有提出過概念，相反，前面我們已經看到洪堡提出過很多首創的概念，然而，那些概念都掩藏在洪堡浩如煙海的鴻篇巨著中，洪堡的關注點顯然不在那些“實用的科技”，他給予我們的是關于自然的觀念，是關于“詩意的科學”的一切。但悲哀的是，當洪堡倡導的那些觀念變得不言自明時，我們卻漸漸地忘記了最初提出它們的那個人，洪堡仿佛一座收藏頗豐的寶庫，“天才”們從中選取了各自所需并發揚光大，讓人們永遠銘記，但寶庫的主人——那位“通才”卻深藏功名，逐漸隱退至人們記憶的邊緣。
也許，讓這位“最后的通才”唯一欣慰的是，當人類步入二十一世紀，“實用的科技”終于逐漸顯露出“雙刃劍”的本質，人們開始重新審視自身，重新審視科學，特別是今天的環保主義者、生態學家和自然文學家不由自主、心照不宣地在默默傳承洪堡的自然觀。只不過，這是建立在洪堡兩百多年前在一生中某些極其悲觀的時刻，為人類未來描繪的慘淡圖景的基礎之上：地球遭到破壞，人類不得不向太空擴張，將罪惡、貪婪、暴力和無知的致命組合散播到其他星球。《創造自然》的譯者邊和先生實現了一名優秀譯者的一切，他在《譯后記》中借解釋為何此書名為《創造自然》而為洪堡這位“最后的通才”，甚至是“詩意的科學”做了最好的補充說明。邊和先生談到，安德烈婭?武爾夫以《創造自然》命名全書就是為了說明，我們今天眾所周知的某些自然觀念并非古來有之，而是拜近代以降全球范圍內若干重大學術突破所賜，洪堡學術的根基——“認為自然是一個龐大的有機整體，天、地、人環環相扣，相互影響”正是其中最為耀眼的航燈。科學的詩意并不僅僅指科學研究與其他知識及藝術形式之間的相互交融，甚至也不僅僅指科學與政治、經濟的互動，那是對生命真諦的感悟，是對無限時空的敬畏，是對更為高遠的真理的求索。
1969年，己酉雞年，世界顯得格外熱鬧。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就職美國總統，美國被迫同越南南北三方就結束越南戰爭問題在巴黎舉行正式會談，解放巴勒斯坦民主人民陣線成立，波音747的原型機首次試飛，中蘇在珍寶島發生武裝沖突，馬來西亞發生排華暴亂，蘇丹發生軍事政變，美國宇航員尼爾?奧爾登?阿姆斯特朗和巴茲?奧爾德林乘坐“阿波羅11號”登陸月球，奧馬爾?穆阿邁爾?卡扎菲領導“自由軍官組織”推翻了利比亞的伊德里斯王朝，日本恐怖組織“赤軍”成立，索馬里國民軍司令穆罕默德?西亞德?巴雷發動政變成立索馬里民主共和國……
1869年，世界各地都在紀念亞歷山大?馮?洪堡的百年誕辰。在墨爾本和阿德萊德，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和墨西哥城，人們都去聆聽紀念洪堡的演講；在莫斯科，他被稱為“科學界的莎士比亞”；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賓客們在焰火點亮的天空下集會；在美國，從舊金山到費城，從芝加哥到南卡羅來納的查爾斯頓，舉國上下舉辦慶祝游行、晚宴和音樂會，格蘭特總統親自在匹茲堡參加紀念洪堡的活動，在紐約，市政廳周圍貼滿了橫幅，很多房屋的外側被大幅畫著洪堡頭像的海報所覆蓋，《紐約時報》稱洪堡為“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獨占的偉人”；在洪堡的故鄉柏林，政府機構當天全部休假，8 萬人冒著傾盆大雨參加集會，在寒風冷雨中，演講與歌唱不間斷地持續了數小時之久……
1769年，柏林近郊泰格爾宮，莊園中秋意正濃，天氣逐漸陰冷，然而時不時還會有陽光明媚的好天氣，比如9月的某一天，溫暖的陽光透過樹林的間隙灑落下來，萬里無云，層林盡染，一切都在呼吸。一聲嬰兒的啼哭降臨至一個普魯士貴族家庭，一名一身戎裝的高官親吻著有些虛弱的母親，充滿愛意地凝視著這個家庭的第二個兒子：“就叫亞歷山大吧，我相信這個小家伙將來一定能夠為整個世界留下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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