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小剛導演宣布電影《芳華》撤擋，這部本在國慶期間上映的中越戰爭題材電影無限期延遲上映時間，民眾一片嘩然。

有人說這是馮導新一輪炒作，因為預售不理想就來這么一出。在我看來，這種想法太過陰謀論，一部電影臺前幕后的工作人員辛苦付出很多，沒有哪個導演希望自己家的片上不了映。

在國內百年電影史上，越是揭露底層現實的片越是難上映，有的甚至連公映的機會都沒有，最終成為流竄黑市的禁片。

細數起來，導演李楊算一個典型，他拍的“盲系列”電影始終掙扎在公映的水平線下。

李楊專長于中國社會現象以及社會問題的寫實，如果你有幸看過，一定會被他鏡頭下強烈的底層人文關懷吸引到。

電影里的場景比較沉悶，但他選擇的視角、獨特的敘事手法，卻叫人忘記沉悶想一直看下去，頗有商業片敘事的感覺。

能把藝術片拍出商業片的口感，鬼才姜文是一把好手，但姜文得益于有一個好的制片人馬珂。

影迷們后來討論津津有味的《太陽照常升起》、《陽光燦爛的日子》當初票房慘淡，遇上馬珂后，《讓子彈飛》這部片直接為姜文奠定了導演界梟雄的基礎。

回過頭看，李楊的電影基本沒什么投資，用他的話來說拍電影全靠一身“盲氣”！

當初為了《盲井》把房車都抵押了，跟母親借10萬塊，跟親朋好友借了個遍才湊出40萬美元拍這部處女作。

“盲”與“瞎”的分別，前者口語，后者為書面語。但李楊釋義：“瞎，眼睛失去視力；盲，眼睛看不見的。”所以，盲系列電影，不是講眼睛失明的殘疾人士，而是指閉上心眼的人。

《盲井》講的是兩個礦工誘拐年輕人來礦井打工，一個負責借機殺死他，另一個負責假扮他的家人以騙取人命賠償金，將“人命如草菅”表露無遺。

這是第一個盲，盲在人類為金錢蒙蔽雙眼，對良知視而不見。

由于缺乏資金，電影演員選得都是新手班子。當時極具農村少年特質的王寶強被李楊一眼看中，北漂王寶強一下子成了電影主角，這部片帶著他沖向國際，讓他獲得第40屆臺灣電影金馬獎的新人獎。

電影本身席卷了各大電影節三十余項獎，但在國內卻成了禁片，李楊因此也被禁拍三年。

《盲井》改編于獲得“老舍文學獎”的小說《神木》，它取自真實的社會題材：1998年三大特大礦洞詐騙殺人團伙案，一共殺害176名曠工。

這部電影一出引起國際對中國礦業的關注，國內更以“盲井”作為煤礦事故的代名詞。

前段時間，GQ雜志在一篇關于煤老板的報道里寫到：“缺乏規則的環境中，人們習慣于用金錢與暴力解決問題。巨額利益背后，亦隱藏著不為常人所知的危機。”煤炭既能制造一夜暴富的神話，也能讓人心撕裂變形。

在底層社會，在礦井里打工都是為了生計逼不得已，沒有人想整日浸在昏天黑地的煤堆里，但每個煤工肩負著一個家庭重擔。

人性本身善惡摻雜，那些走入犯罪誤區的人意識到做一次案的成本和獲利程度，自己打一輩子工都只能望其項背。

就像當初的富士康連續跳樓事件，遇難者意識到只要輕輕一躍，就能給家人帶來20萬的安撫金，而這些錢自己要被壓榨很久很久才能換來。

《盲井》給人整體的感覺就是生猛粗糲、直撞人心，這種片顯然跟影院里爆米花式的電影格格不入。

電影院消費者的習慣已被養成，人們去電影院就是放松下心情，這種看完整個人都坐在座位上懵掉的片兒成不了主流。

他有一次在南方小鎮拍戲，偶遇一家音像店，老板炫耀說自己曾買了上千張《盲井》的錄像帶，李楊又愛又恨，“恨的是我一分錢沒拿到，愛的是群眾基礎打下了。”

連李楊的哥哥都勸他去拍商業片，當導演不掙錢怎么行。李楊心里自然有一桿秤：

“開始也許是某個故事打動了我，但當我慢慢地了解了這些人的生活背景之后，就是這些人在打動我。越了解底層人民的生活，我越覺得自己有一種責任感，我有責任要把這些故事拍出來，不拍不行。”

四年之后，他給觀眾帶來第二部“魔幻現實主義”電影《盲山》。

講的是女大學畢業生被拐入深山賣給一個傻子做老婆，她被強奸生下孩子，無數次想逃出大山，卻因全村人都“盲”而逃不出！

山不盲，山中人盲，李楊說，這第二個盲，就是法盲。

“農民不認識法律，只知同鄉老婆要幫他抓回來，是好心做壞事。”

《盲山》比《盲井》更被大眾所熟知，因為前些年河北感動中國的山村女教師就是這個故事的現實版本。

在電影亦或是現實的推動下，讓更多人關注到人口拐賣這個“不光鮮亮麗”的事實。

盲山取景于陜西偏遠山區，山路很難走，有次車子撞到山崖，再往前沖一點全車人只怕都沒命。

李楊回憶起只能苦笑：“我太愛電影，開始拍這事就一定要做完。何況我陷進了那些賣婦女的真實故事中，只能趕快拍完走出來！”

為了能讓《盲山》在國內上映，他特地為國內設計了一個不同版本的結局：公安機關成功救出女主角，并將犯罪分子一網打盡。

而國外的版本里：女主角的親生父親被村民圍毆，她拿起菜刀，向強奸犯的頭上砍去！電影戛然而止。

拍完這部電影，女主的影子時常出現在他的夢里，不斷逃跑不斷被抓住......這種后遺癥很煎熬，李楊從來沒說過后悔兩個字。

國內社會層次極其復雜，一部分導演擅長拍“向上”的電影，但也要有人來揭露社會邊角旮旯。

作為后者的李楊，電影里從來沒有粉飾太平，把生活遠處的底層情況用一兩個小時放映出來，引起人們對事件背后的思考。

比起糟糕的境遇，更困苦的是沒有發聲的權利。

李楊的電影就是一扇為底層人民發聲的門，但他并沒有賦予電影能改善部分人境遇的神效，他十分清楚，自己能做的只有表達，觸動觀眾，讓人們有所警惕。

在一切向錢看娛樂至上的時代，始終有一類人愿意講真話、講真故事，讓我們更加看清這個社會，也很慶幸能夠看到，即使小眾，也仍堅持的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