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一點三十分，“我要吃飯！”我喊了三遍要跑，又被同事拽了回來。“等等，吃啥飯?是不是又想找個地自己嘟囔，天天中午嘟囔你不累?”“累，姐姐最善解人意了，我超級累，今中午還想瞇會。”“還有一個。”無情的人啊！
好吧，我又坐下了。這是一個三十出頭的女性，穿著大紅色的毛衫，即使嘴唇涂的鮮紅，也難掩眉宇中的頹廢。
“我剛從醫院出來。我這個病有半年了，一直在吃中藥，不見好。今天他們說要做手術，惡性的。”
我專注的看著她，隨手翻著醫院的病歷。“甲狀腺癌”。
“我怎么辦？我去年剛結婚，還沒有孩子。我擔心手術后會不會還有根，再復發。”
我沒有說話，下意識的看了看就診室門框邊的牌子，這里是內科。“我能為你做些什么？或者這樣說，你到我這里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我這兩種問法哪一種讓你更舒服，可是，這個，實在不是我的門診范疇。”
“你是醫生不是嗎？我真的想聽聽你的意見。我不知道該和誰說，該聽誰的話了。”
她的無助讓我想起被蜘蛛網困住的小蟲，小孩很小的時候我們一起特意的觀察過，拼盡了全力逃命的小東西怎么也阻止不了被蜘蛛吃掉的命運。
我一直認為有同理心是一位醫生該具備的能力，我能幫她的，也似乎只有我的語言了，雖然這語言不值錢，這功夫也換不來錢，但或許有價值的體現。
什么是健康的，什么是有病的？這就如同問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壞人一樣。我的老師昨天恰好教給我了:好人就是知道自己該做什么，壞人就是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做。但實際上我們只把人分為好人和壞人了，如同區分健康的還是有病的一樣，這“二分法”的對立思維要命的追隨著我們。
其實，無論是理論還是現實，我們都會發現除了好人、壞人，還有第三種不好也不壞的普通人的存在；在健康和疾病，還有介于二者之間的過渡。
我很慶幸自己有這樣的老師。作為一個醫生，我也愿意把這樣的理念在合適的時機給需要幫助的人。
事實上，做第三種普通人最難，因為普通人必須清楚不該做的事。一個人知道了自己不該做什么的時候是一定會同時知道自己該做什么的，但這個邏輯反過來并不成立——知道了該做的，不見得知道不該做的。何況，知道哪些是自己不該做的并克服內心的沖動去控制不去做是一件非常耗能的事情。
這真的很繞，我有一個很好的故事去更好的理解這些話。作家劉墉在一本書上分享了這樣一個故事。他的兒子在上學時，有一次測驗數學考了20分，兒子回家，很擔心得到他的訓斥，意外的是，劉墉不但沒有訓斥兒子，還大大的鼓勵兒子去考0分。“如果你下一次考個0分回來，爸爸就有獎勵。”在我看來這很難理解，但在我看完劉墉的解釋后有醍醐灌頂的頓悟。讓孩子考0分最難。因為0分意味著孩子要知道每一道題目的正確答案，他需要故意選錯。這就和“真正做到不該做的不做”異曲同工。
那么現在我們一起看一看自己，健康與有病，可能沒有人會反對從健康到有病之間是一個連續性的看法。
在任何的疾病面前，我要說的首先就是不僅患有同一疾病的不同的人病的程度有所不同，而且，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病的程度也有所不同。這就是你我常說的:得了什么病不重要，重要的是誰得了這個病。
如果信念和健康沒有關系，那么，我們持有什么信念都無所謂了。
如果我們放棄要么健康、要么有病非此即彼的觀念，并且樹立多重連續性的觀念，我們的生活會怎樣？
現在，我們以為自己生活在一個“全或無”(all-or-none)的世界里，如果我們想象自己生活在一個多重連續性的世界里，很多事情就會better than。
對于健康而言，觀念要有，信念更是關鍵。
其次，讓我們問問自己，信任醫生嗎？你找的這個醫生，值得你的信任嗎？說這樣的話不知我的同行會不會罵我，但即便是罵我，我也不懷疑它的唯物。從小，我就受著這樣的家庭教育，父親說，在你活著的歲月里，只有一個人你可以百分百相信，那就是你自己。我用二十多年的臨床實踐悟出了這句話的正確。“醫生能幫你多少？”在你作為病人就診前，不妨經過這樣的思考。
舉一個我的例子，有一段時間我經常胃痛。癥狀很典型，疼痛，夜間尤甚。專家說慢性胃炎，不排除潰瘍。診斷依據就是每天疼痛幾次，都是什么時間疼痛，吃東西可否緩解之類？通過這些，專家做出了決定，我的胃痛被貼上了“慢性”標簽。我有慢性胃炎，鬼相信和男人一樣能吃的人會有慢性胃炎，慢性胃炎不是影響食欲的嗎?在沒做胃鏡檢查前，在被貼上標簽的時候，我意識到我很難康復了。
慢性，意味著要把每時每刻都在變化的癥狀本身看成穩定的。因為書本就是這么告訴我的:一旦我們作為個體或者某種文化的一分子知道了某個事物是什么樣的，那我們就不大可能從一種新的角度來看待這個事物。
標簽，雖然可以讓我們區分什么是適宜的，什么是不適宜的，但有些時候卻是讓人不悅納的。
醫學為我們的癥狀給出了兩個標簽，“真實性的”和“心身性的”。從某種意義上看，所有的疾病都是心身性的，所有的疼痛都具有心理性。于是，我選擇了let it be，自動的規避了這個問題，痛，就在嚴重的時候處理它就好，其他的時候，小忍與忽略。意外的是，我發現胃痛在減少，后續的胃鏡檢查也未見什么潰瘍出現。
今天被看作“心身性的”疾病，明天也許會被貼上“真實性的”標簽。不管給疾病貼標簽是否重要，我們都需要問一個問題:這標簽會給我們帶來什么影響？
心理學家沙立·戈盧布曾經做過一個研究，我們可以選擇如何接受以及應用這些標簽。她發現，有些人只是讓自己多了一重“癌癥病人”的身份，而另外一些人則讓“癌癥病人”這一身份接替了過去的所有身份。與后者相比，前者在大多數康復指標和心理健康指標上的得分都要好很多。
事實上，病人對自己生活質量的評價與醫生對其身體狀況的評價并非總是一致的。
沒有哪個醫生，不管他/她與我們的關系有多好，不管他/她有多熱心、同情心有多強，會算清所有的賬。他/她都需要跳出醫學的規則來看待病人的疾病，而病人，則要學會打破慣性思維，不要盲目的把自己交給醫生。
要相信，自己才是療愈的主人，生命的另一種可能的鑰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