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國維對二十世紀的中國學界而言，是一座高峰。后人談及其學問，沒有不俯首贊嘆的。魯迅在評價王國維的治學時，曾深深被其精深的學識所折服，嘆道：“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作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魯迅一生，很少這樣評價過那一位國學大師，這便足以證明王國維在現代學人心目中的位置。

王國維生前，曾手定出版了多種著作（包括譯著），其中有《靜庵文集》、《法學通討》、《宋元戲曲考》、《辯學》、《人間詞話》、《觀堂內外雜文》、《唐寫本切韻殘卷三種》、《觀堂集林》、《經學概論講儀》、《蒙古史料校注四種》等。其涉獵之廣，力度之深，令后人驚嘆不已。他以學術為性命，浸淫于幾千年的史籍之中，毅力超人，膽識宏大，又參之以西洋哲學，一掃清儒“只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沉悶之氣，使國學在他那里放了光輝。

這些學術多有開創意義，是生命與智慧的結晶。郭沫若在《魯迅與王國維》中說，王國維“對甲骨文的研究、漢晉竹簡和封泥的研究，是劃時代的工作”，并認為“王先生的《宋元戲曲史》和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毫無疑問，是中國文藝史研究上的雙璧，不僅是拓荒的工作，前無古人，而且是權威的成就，一直領導著百萬的后學”。這都不是過譽之詞。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正當王國維學術處于顛峰狀態時，他卻投昆明湖自殺，給人們留下了無盡的文化之迷。有人說，他是被人逼迫致死；有人則覺得，乃是殉道于清帝國而絕命。眾說之中，唯陳寅恪所言最為中肯，他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中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盛；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這個說法在見識上確高于他人，是看到了王國維悲劇命運的根本所在。王國維的輝煌與隕落，是近代文化重要的分水嶺。自此以后，國學式微，而新文化日新月異。封建帝制下之文化使者的悲歡榮辱，在王國維身上，體現得豐沛淋漓。

二

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日，王國維誕生于浙江海寧州城。初名國禎，取名靜庵，號觀堂。他七歲入私塾讀書，十六歲入“州學”，二十二歲去上海，先在《時務報》任職員，后在羅振玉創辦的“東文學社”學習日文、英文。此間他開始接觸康德、叔本華、尼采學說，對西方諸國的邏輯學、心理學、美學等發生了興趣。那時戊戌政變已經爆發，西學在上海已成長足發展之勢。他在這時漸漸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觀，對西學和漢學開始有了較為獨立的思想意識。不久他又在羅振玉的支助下，赴日本留學。由于他先天體弱，又不諳所學物理、數學，不久便又回到國內。他先后到南通、蘇州等地教書，后來又替羅振玉編《教育世界》雜志。他這一時期寫的詩文，受康德、叔本華、尼采的影響，情緒多低回悲哀之調，《人間詞》中所書寫己身感傷之音不絕于耳。在二十六歲左右，他忽然對哲學發生了興趣，但并不像章太炎、梁啟超、魯迅那樣，把哲學看成解救中國社會的思想武器，而是將其當成人生哲學看。他在自述中說：“體素羸弱，性復憂郁，人生之問題，日往復于吾前。自是則決定從事于哲學。”他特別看重康德的知識論、叔本華的意志說、尼采的超人意識。在王國維那兒，這些哲人的人生情懷，更多的是具有益志移情的作用。他對這些人的接受，是以純學理和情趣為出發點的，沒有多少社會功利主義。可以說，他是近代最深味康德哲學的人，這對他后來的治學影響很大，其思維空間不同于別人，大概是受康德啟發的緣故。康德告訴他知識論、先驗認知的形式問題，叔本華和尼采則使他懂得了人性的意義。在理性和情感諸層面，他都受到了西方哲學家的影響。在西學東漸之中，他未將此種學說，與反省中國國民性和文化批判聯系起來，反而用于漢文化建沒。他到日本時，面對日益高漲的排滿情緒，卻生出無數的怨恨和不解之情。像章太炎、黃侃這一類學問家，在日本是積極參予反清活動的，而王氏卻被在日本的留學生的義舉所嚇壞，嘆道：“諸生騖于血氣，結黨奔走，如燎方揚，不可遏止。料其將來，賢者以殞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萬一果發難，國是不可問矣！”從其學術活動的一開始，他就有別于同盟會、光復會諸人，屬于“為學術而學術”、“為學問而學問”的人。他后來依附清帝國，成為遜帝溥儀的遺民，是有其精神基礎的。

但王國維不屬于職業哲學家，他一生對學問，常隨興趣轉移而轉移。搞了一段哲學后，又覺文學在情趣上比哲學濃厚，故又鐘情于詩詞戲曲，后來對甲骨文、史學產生興趣，又移情于故紙堆中，成為一代國學大師。由哲學而文學而史學，他在方方面面均有建樹，他的智慧便駐足于這種時空的轉移之間。其中《人間詞話》、《曲錄》、《宋元戲曲史》、《宋代金文著錄表》、《觀堂集林》等，均可謂體大思精，稱得上皇皇巨制。

三

王國維的著作多為精英文本，那些關于甲骨文和蒙古文化之類的考據文章，后人很少有問津者，但他的不朽價值，卻留在這些鮮為人知的文字里。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贊揚他說：

自昔大師、巨子，其關系于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先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然祥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于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王先公考》及《鬼方、昆吾、儼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立舊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幾屬于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元朝秘史之主因赤爾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于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固然有異同，所用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范圍縱廣、途經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書所以為吾國近學術界重要之產物也。

陳寅恪一生，很少這樣高度贊佩過別人，獨對王國維這樣推崇，這不僅是學理上的原因，也有人格與心靈上的某種呼應。王國維在學問上的超拔，多是他的文化境界使然。我們在讀他的書所以還那么敬佩不已，其認知方式的不俗，大概是不能排除的一個因素。中國的學問經過顧炎武、戴震、程瑤田、錢大昕、汪中、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又經過章太炎、王國維而得到更新的發展。王國維的貢獻在于，他世承了舊學優秀傳統，又參之于西洋實證哲學，以多方位、多角度、多學科知識，論證一種問題。把孤立的事物，豐富化和多維化地加以研究，既有分類，又有綜合，既有考據，又有玄想。看王國維的文章，真是籠天地于一體，覽古今于一瞬。不走偏激之路，不故作驚人之態，復雜的歷史之網與文化之網，在他的筆下被簡化和本質化了。

四

王國維最廣為流傳的著作，且名氣最大者，是《人間詞話》。他的人生情趣和藝術哲學，差不多都駐足在《人間詞話》之中，那天才的語性、深刻的哲理，對后來文學理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詩話與詞話，在唐宋以后大興，出了眾多的理論高手。《詩式》、《詩品》、《滄浪詩話》等，是中國古人議論詩詞的妙文。舊文化傳統中，對藝術的解釋多有禪味，以理性直覺參禪悟道，那是中國文化特有的靈性。這在域外諸國是很少見到的。古人用“雄渾”、“沖淡”、“纖濃”、“沉著”、“高古”、“典雅”、“洗練”、“清奇”、“豪放”、“超逸”等概念描述藝術的形態和境界，可說是找到了東方人特有的讓知范疇。唐宋以來的批評家在此領域的貢獻，可以說是人卓著的。但到了清代，眾學人每每論詩，似乎總擺脫不了古人的影子，好像已難翻出新意了。所以看袁枚、紀曉嵐等人關于詩的論述，至多只是看到一點奇語，但在理性的深度上，難以超出古人，故文辭也顯得老朽。那是已熟透了的文明，要在此中翻出新調來，恐已很難了。

王國維的出現，使文人的藝術理論終于有了新的變化，開始有了不同于古人看問題的視角。因為有康德、叔本華諸西哲精神做支柱，加之優良的體悟、精湛的國學功底，于是詞話在他手中便有了豐富和發展。

《人間詞話》在一九O九年完成，最先發表于《國粹學報》四十七至五十期。寫作《人間詞話》，王國維正值三十歲左右年紀，精力旺盛，文采斐然，且行文透出深厚、老到的韻致。文章簡練，通達，多曠世奇音，令同代學人驚異。舊詩詞至晚清，已入衰境，而獨王國維以哲人的目光和詩人的悟性，在詩風日衰的近代，對舊文藝發出了深切的心靈呼應，且道前人未道之言，梳理了詩詞的歷史，在理性境界上別開一面，其大家風范在此表現的淋漓盡致。

王國維對詞的感觸、咀嚼很深，可以說入乎其內。但又跳將出來，以別樣的目光反觀詞林，便有了洋洋大觀的氣勢。《人間詞話》最高明的地方，是把西洋哲學融化于東方文化的情韻里，其言辭流動著東西方理論深切的東西。如主觀詩人和客觀詩人之分，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之分，隔與不隔之分，寫境與造境之分，詩人之境與常人之境之分，都切中要理。前人雖對詩詞早有精妙的評說，但往往評得朦朦朧朧，不明晰。但王氏卻一語道破，讀了讓人幡然醒悟，覺得所言極是。例如對有我之境和元我之境的分析，王國維從人的主體角度，多方位審視作品，這便自然而然地生出新的思想來。他試圖從多維的時空，用正反兩個方位，來論述詞的藝術，可以說是二分法的巧妙應用。二分法的存在，在他那里是有著特殊意義的。他發現了中國藝術之中某些互為影響的因素，也看到了構成優秀作品的重要心理機制。這一點很不簡單，《人間詞話》的閃光之處，便呈現在這里。

他品評古人，只言片語間，便把特征畫出，且道出內在的隱秘，有指點風流的巨匠之風。因為知道二分法的妙處，在認知的層面里灌注有形而上學的內核，所以文章灑脫雋永，奇語連篇。王氏既注意文學的外部規律，又看重其內在的規范，不像舊詞話家那樣單一。他談唐詩宋詞的盛衰時說：“詩至唐中葉以后，殆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而詞則為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詞勝于詩遠甚。以其寫之于詩者，不若寫之于詞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詞亦為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此亦文學升降之一關健也。”談文體興替的規律時又說：“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俗套。豪杰之士，亦難于其中出新意故循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于此。故謂文學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

王氏的論說，洋洋大氣，可說一語道破天機，對文學的流變根源多有體悟。而在對詞人的內在稟賦的把握上，也多有新奇的發現，闡述之新，令人刮目。如對詞人的宇宙觀的認識：“詩人對宇笛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雖片言只語，但點明內蘊，道前人所未道，深意在焉。舊詞話在他的手中，變得更為厚重了。

王國維是一個深諳詞的內在規范的人。他寫優秀詞人的評論，重于神，輕于貌，取其質，棄其形。他說：“詞之雅鄭，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雖作艷語，終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這見解是很中肯的，他因此而特別提出了“境界”說。好的作品，所以沁人心脾，不在于辭采，不在于調式，而在于內在的韻致，即所謂“境界”。“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調”。“境界”是什么？王國維沒有細細點明，但看他對超乎象外，又盡得其中的詞的賞識，便可知其美學思想很有點禪的味道。他喜歡陶淵明、李白、李煜、蘇東坡，所言多切中根本，看到了藝術之美在于人的心性之美這個道理。這就排斥了事功，排斥了理性主義，而帶上了唯美的色彩。舊時文人品評詩詞，多用氣韻、風骨等字眼，而王氏獨以“境界”二字喻之，是有其深意的。他說：“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耳目，不若鄙人指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他從歷代詞人的優劣中，悟出了心性自然和修練之功的意義。不管是大境界還是小境界，只要把人的精神自然而優雅地點染出來，便屬佳品。舊的詞已汗牛充棟，但其內在特征，人們還很少以理性之尺思忖過。王氏在大量實例基礎上，以哲人目光審視諸物，其文字常生出巍然大氣。如引用尼采學說，云：“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把李后主的價值，看成血寫成的，所言頗有新意。王氏看到了藝術乃人的精神深層文化隱喻，他從悲劇人生的角度看藝術，深味作品的境界與人生無奈間的關系，對感傷的詞句猶為贊佩。這當他的哲學觀多有聯系。他斥責假情假義的文學，主張信靈與真的文藝，都是有分量的文字。《人間詞話》道出了詞之優劣的根源，其所言為讀書悟道之語，品評細致，言理簡潔不是深解藝術情趣者，是難以為之的。

王氏寫詞的規律，其實乃人生自由意志的另一種表達而已。他強調主客觀的統一，也注意到了自然無偽的自由境地。他說：“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不矯揉妝之態。以其所見者深，所知者深也。詩詞皆然，持此衡古今之作者，可無大誤矣。”王氏看重闊大的情思，秀美的境界，既喜曠達之詞，又愛優美之文，藝術風格不是于一尊，只要自由無偽天然成趣，均引為可贊可賞之作。看《人間詞話》便可覺出，他是個真性情的人物。文章疏雅散淡，如僧人妙語，尺幅之間，多變幻之氣象。以近代人之目光審視客體，從容自若，風范不俗，確是人間難得的文字。但因為受傳統詩話影響頗重，有些表達并不清晰，也有“羚羊掛角，無跡可尋”之弊，用古文來寫詞話，終不免以詞論詞，以境喻境，在邏輯上缺少了確切性，由于有些概念的不規范，有時也犯了含糊之病。如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的劃分，界定的并不嚴格，因而也就使說服力打了折扣。但他極高的悟性，對藝術的把握，以及文字的句句真誠，像他的人一樣，率性而出，足見多年來人們喜愛《人間詞話》不是沒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