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話傳說是胡適說的，后來有人考證，說胡適壓根沒說過，并指出了一段材料，來證明“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說的哲學，不是歷史。

我們這里不討論這話是不是胡適說的，但我們以這句話作為本篇的起點與基調。

胡適有一句名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句話體現了他的研究方法，即假設在先，求證在后。這也是正統科學的研究方法。當然，這里的假設也是有依據的假設，不能胡亂就假設一個命題；求證也是非常小心翼翼，不能出一點馬虎。有了假設，混亂的史料便一下變得有了秩序，射箭也就有了靶心。可以說，在自然科學研究中，都是先部分歸納，提出假設，再去做實驗小心求證的。人文學科也這樣，但是具體情況就比自然科學復雜得多，因為這個假設會比自然科學更容易天馬行空。而且人文學科也是不能做實驗的，只能再通過對已有事實的歸納驗證以前的假設。就歷史學科來說，史料錯綜復雜，真假難辨，要找出一個沒有異本的說法都困難，這樣怎么歸納呢？于是，假設的力量就來了。當假設能夠自圓其說的時候，便成了真理。并不是說歷史中沒有絕對的真理，在純客觀的歷史進程中或許真有鐵打的真理，然而在紙堆中的歷史真理總不是那么靠得住。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因為我們無法重現過去。

我們這里單說歷史研究中假設在先的壞處。有人不承認他的歷史理論是建立在假設的基礎上的，原因是他相信自己有鑒別史料真偽的能力，有了這個能力，在真實的史料下所得的理論必然就不會是假設了。但是歷史事件千纏百繞，我們無法把握某一事件所處環境的全部細節，更不用說去記錄了。我們既然無法了解史料的完全的背景，怎么確定理論之確切？又有人說，他的理論是有限條件下的真實理論。這本身就是不自洽的說法，既然有限，就說明考慮不充分。人文研究和自然研究不同，自然研究可以用嚴格的單一變量法確定有限條件對事實的真實影響，人文研究就不行，因為無法保證其他變量不變。如果人文學科說有限條件，也是武斷地無視其他條件來說的有限，其理論猜測的成分遠大于真實的情況。

于是我們似乎陷入了歷史虛無主義。我們無法確知真實的歷史。

但是我們知道部分的歷史。雖不見得必然真實，卻足以作為生活的參考；雖不見得全面，卻足以營造我們的思想。歷史是服務于生活的，歷史是用來塑造人格的。每個人都應當建立自己的歷史觀，或者至少要有對自己所接受的歷史觀進行批判的能力。

出于一些傳統的觀念，很多社會為維持自己的穩定，努力進行思想的統一。而最急功近利的做法，就是塑造一個對統治者或在部分人看來對整個社會有利的歷史模型，以此來教育自己的處于思想成長階段的孩子們。大家的思維邏輯都是差不多的，當接觸到同樣的歷史模型，產生的反應也都是相似的，思想自然變得比較統一。當然，這個歷史模型不過是個假設而已，能否真站得住腳，出于現實的考慮，并不重要。官方框架下的歷史總顯得不太真實，因為它是為現實政治服務的，難免會涂抹掉一些于現實不利的污點或者夸大某些于現實有利的事件。

有的時候，著史的人受社會歷史框架的困限而不自知，自以為寫出客觀公正的歷史，實際并沒有脫出固有的成見。吳相湘寫《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的時候，李敖勸他不要寫，因為他寫的史觀并不客觀，寫出來的東西雖有詳盡的史料支持，總脫不出局促的國民黨方面的視野。這種書因為自稱客觀公正，又有嚴謹的史學功力支持，最容易讓讀者不知不覺地陷于其中。

擺脫成見是一項非常艱難的工作。我們有的時候感覺已經擺脫成見，其實并非真的擺脫了成見，而只是轉頭掉入了另一個成見的深坑里。在一個歷史框架里批評另一個歷史框架總是很容易的，跟自言自語一樣的容易。站在兩個歷史框架之間而各有取舍卻不容易。跳出所有的歷史框架，更不容易。你也許會問，跳出所有的歷史框架之后是什么樣子呢？答案是掉進自己的歷史框架里。

自己的歷史框架，也不是說掉進去就能掉進去的，我們首先得仔細把它搭建好。營造自己的歷史框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畢竟我們不可能整天泡在歷史書里，專門研究幾年來建立自己的歷史觀。我們接受的歷史是零碎的，很多情況下是非學術的。非學術的歷史有個壞處，就是作者不需要為自己的學術聲譽負責，大多數主觀性太強。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做的，是保持一個開放的胸襟，接受各種說法，同時批判各種說法。接受各種說法，因為即使某種說法明顯是錯的，我們仍可以對這個說法的提出背景及動機作思考；批判各種說法，因為歷史本身就是模糊的，不管什么說法，總會有漏洞。等到自己的歷史觀成形，我們的思想才算獨立，自我才真正挺立起來。

我們需要自己的歷史框架，至少，這個坑是自己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