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脫不花不享受閑暇,更樂于讓自己處在戰斗狀態。日常最多的裝束是軟底運動鞋、大號帽衫和緊身運動褲,既可以在椅子上隨意坐,也可以在飛機后艙高抬腿。再化個淡妝,深夜降落時,她確信自己是全飛機最精神的人。
她的行李箱里常年放著三套不同顏色的職業套裝,高跟鞋,化妝品,充電線,隨身再背一個雙肩包,里面永遠放著一個小小的可以拆下背帶的包,有一點設計感,應付突然到來的正式場合。
這種隨時隨地為接下來的一切可能做準備的習慣,是她從作家嚴歌苓那兒學到的。
嚴歌苓說過,“形象是女性的紀律。”
脫不花曾親眼目睹嚴歌苓在餐廳等遲到的人時,趴在地上做平板支撐,就坐后,運動外套一脫,里面是符合晚宴標準的無袖露背緊身上衣。
02
她也試圖把對工作的熱愛傳遞給其他人。
據得到副總裁李倩回憶,一次脫不花出差回來,星期一上午在辦公室碰面,她眉飛色舞地說了一通自己出差時遇到的人,下午開例會,各個部門的主管參加,她又說了一遍;星期二跟所有員工直播開會,她情緒飽滿地說了第三遍。
03
但2018年,這個一直燃燒的人熄火了。在長達三四個月的時間里,她狀態低迷,在辦公室枯坐一天,提不出什么建設性的想法。
“我對公司沒有用了”,她想。她想出去充充電,找到了清華大學的一個企業家課程,公司有支持高管進修的慣例,但她選的那個課程過于昂貴,60多萬,她招來的CFO態度很堅決:報銷不了。
她以前喜歡去電影博物館看文藝片,那段時間睡前看起了特別血腥的電影,大都是豆瓣五分以下的爛片,不是變態殺人狂就是激烈的槍戰。
出版人方希跟脫不花是無話不談的好友。方希說,那段時間脫不花曾跟她提及這種「無用感」,語氣困擾,“她無法確認自己對這個系統的價值,她就反復折騰,她可能內心不愿意去面對這個東西。”
也是那時,脫不花找了一位設計師朋友,把婚戒上的鉆石摳下來,改成了一個多巴胺分子式的耳釘,這種讓人快樂和興奮的分泌物是她亟需的心理暗示。
04
脫不花:
我是個無情的人,沒什么老朋友
毫不戀舊,總是奔向更新的世界
「有用」,是脫不花一直以來對自己的要求。三個多小時的交談里,這個詞她提了30次。
飯局上,她慣于活躍氣氛,說話滔滔不絕,似乎冷場是自己的責任。
她35歲結婚,此前相親多次,去之前好友會在她手上寫一行字,「少說話,別買單。」
當然,最重要的,在公司,她必須是那個一直創造價值的人。
在絕大部分時間里,她做到了這一點。05
1997年的那一天,母親托熟人給她弄了張票,她混進梅地亞中心,就像進了蓋茨比的宴會。她看到了敬一丹和王小丫,和廣告主們謙遜地握手。
拍賣開始,一舉牌就是1000萬。最終,愛多VCD以2.1億的價格奪得「標王」。掌門人胡志標很年輕,28歲,上臺說:2.1億,太便宜了!
那是一種看不懂但令人沉醉的狂熱,脫不花形容那種感覺,“好像世界在你面前展開了。”
那時,她選擇輟學從商,此后人生的十字路口她貫徹著同樣的邏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機會,但同樣的機會不會一直在等著你。
和羅振宇一起創業,是新的機會,移動互聯網的機會。
脫不花一度覺得自己被忽悠了。窄小的臨時辦公室位于一棟上世紀60年代的磚樓里,辦公室里空無一物,她給了助理一張信用卡,在宜家買了幾把塑料椅子,最便宜的那種,50塊錢一把;桌子買了兩張,拼成了一個大桌。她面試的第一個設計師只能坐在礦泉水箱子上。
公司沒有會客室,為了裝樣子,她和羅振宇約別人都約在樓底下的咖啡廳。前三個月,員工的工資、辦公用品等一切花銷都靠她的信用卡周轉。
但她感受到了猶如1997年剛踏入職場時的興奮。一切都是新鮮的。他們嘗試運營社群經濟,「盲盒」圖書包一小時賣出8000套,真愛月餅賣出4萬盒,柳桃一天賣出一萬盒……他們引起了爭議,但同時,用戶數飛速增長。
那是太快甚至過于快的幾年,幾乎是未經思索,只要最快,最熱。脫不花再沒有回去原來的公司,再也沒有管過原公司的事情。
兩年后,那家咨詢公司要搬家,辦公室賣掉了,同事給她打電話,讓她回來收拾一下辦公室,除了她帶走的筆記本電腦,所有的東西都沒人動過。她想了想,回了個電話,“扔了吧。”
脫不花說,有時候,她覺得自己是個無情的人,總是奔向更新的世界,毫不戀舊。
她曾在一次公開演講里說:一個真正的創業者身上有一個重要的標志,那就是他可能沒什么老朋友。
這句沒什么人情味兒的話引發了爭議,但她認為自己的取舍是清晰的,只有老朋友,那說明你沒進步,你沒往前走,你的心智就鎖死在那個階段了。
對她來說,實現財富自由然后找個海灘躺著,是一種荒誕,她想要干到干不動為止。
06
除了一開始那條散伙協定,三位創始人達成過另一條共識:所有人只能有這一份工作
因此,方希非常理解脫不花發現自己對公司無用時的驚慌,人需要有用,“其實工作是一個人和世界呼吸吐納的端口,人需要工作,需要不停地勞作,不停地付出自己的聰明……
丟掉了這個端口之后,你會產生對自己的強大懷疑。你是誰?你發出聲音了嗎?這個世界給你回應了嗎?如果沒有,你都不確認自己是否存在,這跟你有錢沒錢沒有半毛錢關系。”
07
脫不花:
社會為大多數人打造的人生模型
我無意中跳出,也為此承受痛苦
為什么一定要「有用」?為什么要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工具」?
脫不花剖析過這種自我工具化傾向的根源,“還是不自信。你有用,別人才會給你一個反饋,最后就會變成你在掙那個反饋。”
少女時期,脫不花覺得自己是班里最不好看的姑娘,頭發短,皮膚黑,母親不允許她打扮,那意味著浮躁、心野了。
出門遇到熟人,對方會疑惑地問她的母親:這是你家兒子還是閨女?
有一次學校開運動會,需要文藝表演,幾個女孩在教室里站成一排,老師看了一圈,把她提溜到了最邊上的位置。直到現在,她都清晰得記得被拎到旁邊的窘迫和難堪。
很多年之后,脫不花猜測也許是因為自己個兒矮,或沒有才藝,但當時,她近乎偏執地認為,一定是因為自己不好看。這令她感到自卑。
唯一的自信來源是成績好,會寫作文,演講比賽或作文大賽總能拿個好成績,她說,"有那個時候,我對老師才有用。”
整個讀書時期,脫不花家中最醒目的位置擺的不是父母的婚紗照,而是一位遠房表姨的單人照。這位表姨是家族里的成功榜樣,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靠自學去了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拿到了法學博士學位,畢業后在紐約一所大型律所工作。
脫不花對那張照片印象深刻。表姨穿著白色Polo衫和短褲坐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前的草坪上,表情瀟灑開朗,那是父母希望她成為的樣子。
但她最終成了家族里的“黑羊”。
1997年,出于新世界的“召喚”,她選擇輟學,在央視附近的一家小廣告代理公司找了份辦公室小妹的工作,月薪380元,用十塊錢的口紅和五十塊錢的包武裝自己,每天給同事買盒飯,或者去央視廣告部送材料。
在她的山東老家,進入體制內、捧上一只鐵飯碗被認為是最好的工作,下海從商是萬不得已的選擇。父親是一名警察,在體制內工作了一輩子,“你們家閨女考去哪兒了?”從此成了最令他難堪的問題。
一次父親送她和母親去火車站,一路上,兩個小時,都在痛罵她不爭氣,母親不敢搭腔。她哭得上氣不接下氣,甚至有跳車的想法。但是,臨近火車站時,她遠遠望到有幾位母親的同事站在那里。她狠狠抹了一把臉,下車,迎上那些人,有說有笑和他們一起進了站。
她不想被別人看到自己的脆弱,也痛恨這種脆弱。
在此后的很多年,她和父親關系極度緊張,一打電話就吵架,每次見面都不歡而散,支持她的母親也被看作同謀。她切斷了和所有親戚的往來,把所有的詢問都看作一種干涉,“不來往、不管、不交流,我考慮你們是沒有意義的,你們都傷害我。”
08
一個深秋的周末,她聽到時任北京奧美總經理的湛祥國的講座,頭一次知道了有個東西叫PPT。在講座后的小小混亂里,脫不花得到了湛的名片,一個月后,她所在的公司接到了一家客戶的邀約。她咬著牙,給湛祥國打了個電話。
在三里屯的一家三明治小店,湛祥國詳細告訴了脫不花如何使用PPT,以及如何講述PPT。
因為這個在當時十分新鮮的技能,提案時,脫不花成了那個在臺上演說的人。她語速飛快,把所有問題當成挑釁。客戶后來形容她,是一梭子、一梭子地回答問題。
那次提案并未成功,但它是脫不花職場生涯的真正開始。在那個萬物野生的年代,18歲的高中肄業生獲得了前輩的無私提攜,并在此后一步步飛快躍升。
她回想那時候的自己,內心自卑,表面自大,身上帶著某種攻擊性和緊張感。在很多朋友眼里,她是個缺乏安全感的人,如果自己沒有用,她絕不相信別人會喜歡她。
“一個漂亮姑娘不需要證明,一個高材生也不需要證明,對他們來說存在感天生就在,但我就必須得自己證明。你已經做了決定了,你得證明它是對的。”
這種自我證明在此后的人生里,變成了她的本能。
很多年之后,脫不花邀請浙江大學的陳海賢在得到開設心理學課程,陳講了一個《荷馬史詩》里的故事:
英雄奧德修斯回家途中曾遇到一個妖怪,這個妖怪有一張床,每個過路的人,它都會抓到這張床上躺一躺。如果過路人的身體比床短,它就把過路人拉到跟床一樣長;如果比床長,它就把長的部分鋸下來。
陳海賢說:我一直以為這個妖怪是要殺人,突然有一天意識到,這個妖怪可能是想找對象,標準就是他的床,不符合的就弄死。
脫不花每次讀到這一段就哈哈大笑,笑完了,心有戚戚。那張「床」就是社會為大多數人打造的模型,讀書、上大學、工作、結婚生子,她是無意間跳出那個模型的人,因此不得不承受拉長或鋸斷的痛苦。
09
脫不花:
人只要做事就不怕
最怕躺那兒想
2020年1月下旬,我在深圳見到了脫不花。她正準備一檔將在春節直播的節目,三十多人上臺,用五分鐘的演講,解決日常生活里的小問題。
她戴著黑色口罩,穿藍色帽衫、緊身運動褲,還是那套戰斗裝束。
嘉賓上臺時,她興致勃勃地把每一位的故事給我講了一遍。旁人看不清口罩下的表情,但很難忽略她明亮的眼神。這也沒有耽誤她注意到演講嘉賓的PPT里有一張廢片,以及舞臺邊裝飾漢字右上角的小燈泡壞了。
「無用」的危機感最盛的時候,脫不花開始負責「得到大學」項目。在那里,她認識了一些普通人。
比如一位在北京香山附近開養老院的姑娘。她的養老院里,很多老人患了阿爾茲海默癥。
一位老奶奶是其中之一,她不肯去曬太陽,說“主席要來看我,我怎么能出去呢?”
護士就要顯得很詫異的樣子:“怎么沒通知到我呀?你等會兒,我出去落實一下。”
她跑出去,幾分鐘后跑回來,告訴老人,“主席今天外事接待,來不了了。”
沒有了牽掛,老人終于愿意出去嗮曬太陽、做做操了。
這套應付方案,是這家養老院所有護士上崗培訓的第一課。
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聽完這些故事,脫不花震驚了許久,她本行是做管理咨詢,在商學院見過無數的案例,但這些方法她聞所未聞,那是只有在真實世界里摸爬滾打過才能得到的經驗。
“之前,我對于什么是知識這件事是有刻板印象的,是老師傳授的,是在殿堂里的,但是現在我們才意識到,有大量的、特別能夠觸動人的東西,在人的腦子里,既沒有被寫成書,也沒有被做成一個專業。
這世界太大了,超出你想象,你的圈層被擊碎了,你的認知結構也被擊碎了。”
在脫不花看來,這些人身上有特別積極向上、生生不息的東西。
“人只要做事就不怕,最怕躺那兒想,你對這個世界理解是單薄的,就是紙上那一層。
有的人可能看起來很深邃,但是你稍微一過手就知道,他做不到,他對這個世界理解太薄了。有的人就是一刀插進去,插得很深,穿過皮膚,穿過肌肉,碰到骨頭,那個刀的感覺是不一樣的,你對這個事兒的理解就變了。”
她覺得自己沒上過大學這一點甚至變成了一種優勢,擺脫了知識的詛咒,她能問出一些好問題,用自己的經驗幫這些人總結他們的方法,在得到上傳達給更多的人。
得到大學每次課程結束之后,許多學員最好的反饋都來自于同學之間的案例分享,“一個開月子會所的可能會啟發一個開養老院的,一個開養老院的可能會啟發一個開淘寶店的。”脫不花覺得,那就是人點燃人的意義。
有學員講得特別好的時候,其他學員熱烈鼓掌,她尋回了失落已久的成就感,“我發現我特有用,老娘對這個事業是有用的。”
2018年4月,在她最焦慮的時候,給全體員工開過一次例會,題目是《得到進入深水區,我們該怎么辦》,她說,得到剛上線時,她想的就是把產品賣好,用戶增多,但如今,面對的問題變了:你必須創造真實的社會價值,才能讓公司繼續走下去。但那個價值在哪兒,自己的價值在哪兒,她當時很困惑。
“真正走到這一天的時候,你必須成為這個社會整個版圖中的一分子,必須跟社會的其他分子緊密聯系在一起,你是真實的價值的一部分,否則你連生存都生存不下去。”
這場1月的彩排,就是那些碰到“骨頭”的“刀”的總結:
一位演講嘉賓是位網約車司機,面容樸素,戴著黑框眼鏡,頭發有些花白。舞臺側面擺著一架為另一位嘉賓準備的鋼琴,他走過去,坐了下來。彩排現場聲音糟雜,到處都是走來走去忙碌的人。
沒有人注意他,他按下琴鍵,彈了一段舒緩的《教父》主題曲,走動的人停下腳步,望向那個發出聲音的地方,現場漸漸安靜,這是彩排的小小插曲。脫不花坐著靜靜聽了一會兒,然后扭頭沖我說:看,就是這樣的時候,你會覺得這世界太他媽好了。
10
脫不花:
我今年40歲,肉眼可見的老了
但我比20歲時好,比30歲時好
脫不花今年40歲,所有人都叫她「花姐」——早年,人人叫她「脫不花妹妹」。
對比來郎園創業前一天和現在的照片,六年過去,她覺著自己肉眼可見地老了。
同時,她又覺得自己正在快步走進一生中最好的時段,精力更充沛,能耐也更大,“比20歲的時候好,比30歲的時候好。真的是發自內心的覺得自己挺好的”,她笑起來,“年齡確實是個財富,它會讓你對很多事的理解突然不一樣了,就好像那層窗戶紙被戳破了。”
這種感覺在三年前明確出現。那時,她生下第二個女兒,起名「本意」。
年輕時,她留長發,穿長裙,給未來孩子起名是「小茶」和「小酒」。但「本意」,本來的意愿,她意識到,自己終于完成了一個年輕女性的使命。
“剩下的時間,我就是個『人』了,我沒有一個跟男性不一樣的時間表了,可以做任何男性能做的事情,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沒有時間表上的特殊性。”
得到大學教研長蔡鈺認為,脫不花身上去性別化的特點越來越明顯,“她去掉了一些會讓女性顯得弱勢的東西。”
去年過生日的時候,脫不花的蛋糕上寫了一行字:「人過四十天過午」。她今年計劃著可以押注陌生的新業務,“永遠要打主力。”
她跟其他創始人約好,“不論咱這公司好或不好,咱都不下牌桌,堅決不下牌桌。只要不停,下一把就有機會。”
為此,脫不花要預防自己“變蠢”,保持健康和銳利,她沒有助理,收快遞、拿外賣、訂機票、寫演講稿、做PPT都一手包辦。
她的手機屏保上寫著今年要做的幾件事:每周跑30公里,體重穩定在55kg;每天用半個小時學英語,以及學一門手藝:木匠或者是立體書。
方希認為,脫不花的生活軌跡和其他人不一樣。大部分人是上完大學之后,過兩年結婚,再過兩年有孩子,事業會呈現某種程度的中斷,但脫不花不是,她做事業的同時,另一手也在抓自己的生活。在她找對象、建立家庭的時候,她的社會身份已經相當清晰。這意味著,她不需要面對大部分女性需要面對的壓力,比如,丈夫找不到她的時候,第一反應并不是責備。
“我覺得她是受益于這個時代對于女性的各種機會。”方希說。
“隨著技術的進步,只要女性不自我設限,無論是智商發育還是個性特征,女性都可以學習任何專業、從事任何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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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得到跨年演講后,脫不花寫了一篇文章談自己對女性的觀點。她說,羅振宇的演講稿中,她“塞進去了唯一一句私貨”,是“不要辜負這個時代給女性的機會。”
演講結束后,她收到了很多女性朋友的信息,她們向她講述了自己的故事,像是一個輪回,她發現自己經歷的自卑、痛苦和自我救贖,那些年輕女性們還在經歷,她看得眼淚落下來,“20多年過去了,我以為她們已經自由了,但其實故事沒變過。”
開始當母親時,脫不花每天都感到恐慌:要怎樣才能把完整展開生命這件事教給女兒?
她逐漸想明白:只能以身作則。
每年的跨年演講,脫不花會把女兒接到工作的地方,兩個女兒能在現場看到她的焦慮、緊張,以及順利完成的喜悅和眼淚。結束后,她們會留下一張全家福。
她覺得,兩個女兒也許在生活上沒有那么需要她,但在她們漫長的人生里,會很需要一個有趣、聰明、步履不停歇的母親作為她們的指引。
“你唯一的價值就是在于說她不以你為恥,在她長大成人之后,覺得她媽還行,是個挺酷的人。很多年之后我死了,她還跟她娃說,你姥姥還行。那就是最好的結果了。”
她計劃給一所大學捐一筆錢,成立一個女生獎學金,具體形式還沒有想好,盡管杯水車薪,但她希望給那些容易自我懷疑的女孩子們一些鼓勵。
“妖怪的床是假的,別相信它。”她說。
12
脫不花的個性簽名:
時時可死,步步求生,縱橫四海,心無掛礙。
脫不花,真心是新時代女性的閃耀存在。加油,無需刻意,但真心努力,講求方法和效率,講求耐心和日拱一卒,我想,我也不會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