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陽區的東大橋路，華燈初上。
我路過世貿天階時，一首古樂在路邊販賣音樂光盤的小三輪車上傳來。臨近春節，人們的步伐比往常更緊了，我低著頭，向永安里地鐵方向趕路。忽然一句：happy new year，從耳邊中文風里穿行而過，我條件反射地回了一句：happy new year，繼續趕路。我輕描淡寫地回頭看了一眼擦肩而過的人詹佛，此時的詹佛隨即走了過來。
詹佛，1米80的個頭，儒雅中自有一種植物般安靜的氣場，說話時，每一句前總加一個“嗯”字，而且帶著長長的尾音，似在思考，也或許是試圖把每一句話都能夠盡量表達完整。他說他剛在國貿參加一個活動，抽獎得了一個小玩具兔，碰上你，就送給你吧。我們站在一棵樹下，繼續攀談著。詹佛來自美國，在中國一所學校當外教。詹佛說交換電話號碼時，我拿出一只碳素筆，讓他在玩具上寫下了他的電話，為了警惕一些，我并沒有留下我的聯系方式，我說我會給你打電話的。
進地鐵時，我把這個小兔子渾身上下捏了一遍，看看里面是否藏著炸彈，確認無誤，我就拿著它回了家。放在窗臺上，我繼續端詳著這只兔子，想著上面會不會有意弄了病菌。
后來，有朋友帶著她家的孩子過來玩，看見窗臺上的小兔子，喜歡得愛不釋手，我說那就拿走吧。朋友那段時間，怕孩子走失，一直在鍛煉和鼓勵小孩，先是背爸爸的手機號，朋友的手機號，甚至爺爺奶奶的全部背下來。然后，不知道她家孩子啥時候把玩具兔上的號碼也當作功課背了下來。有一次，朋友在廚房做飯時，她家孩子拿著她的手機，竟給小兔子打起了電話。朋友從廚房出來，奪過孩子的手機，你這是在給誰打電話，不能亂玩媽媽手機。孩子高興地說，給小兔子。朋友向電話那頭解釋著，一來二去弄明白了，竟把我的手機號碼給了詹佛。
再見到詹佛是三個月以后，那天，我去知春路辦事，在一個美發館剪頭發時，我突然想到詹佛的學校就在附近。我給他發了一個信息，問他在干嗎？有沒有時間見個面。那個身兼多職的詹佛很快回了信息，說他在教室自習，非常有時間。詹佛一邊在學校當外教，還給一個小學生當家庭教師，而且還在外教部簽了三年的翻譯合同。
見面時，我愣了半天才認出他，總覺得哪里不太對勁。我們在馬路上走著，我突然發現，原來是詹佛的頭發顏色變了，金發變成了黑發。我說你頭發怎么變成黑色的了，他嗯了半天，無奈的表示，不管我怎么染頭發，我都成為不了一個中國人。我心想，原來外國人也自卑啊。就像外地人在北京，怎么變都成不了本地人一樣。
詹佛說起了他的家庭，他說他有一個雙胞胎弟弟在德國，母親在美國。他說他很少和他的母親聯系，來中國后，一年也就打一次電話，而且話也不多。接著，他聊起了他的身世。
他說他母親18歲的時候愛上了自己的高中老師，然后懷了他和他的弟弟，生下他們后，幾乎沒有管過他們，因為他們的母親還要繼續上學，一直上到研究生畢業。所以，他和弟弟都非常獨立，和母親的感情也很淡。
他說他的家在海明威那個州，四面環湖，非常漂亮，他和弟弟就是在湖邊長大的，幾次落水，險此喪命，只所以沒有被淹死，全靠老天護佑。這句話好中國。
他只所以來中國，是因為他和相戀多年的女友要結婚時，女友說不愛他。他只身漂洋過海來了中國。
再見面時，詹佛送給我一幅鑲著邊框的畫，畫上是一朵梅。他說這只是他的學生送給他的，他拿來送給我。
我和詹佛慢慢熟悉起來，才知道他不但中文學得好，而且還是個古文發燒友。業余時間不斷參加各種朗誦比賽，還接受過記者采訪。
有一天，詹佛說，他看新聞時，說在10月有一部新電影要上映，到時候一起去看，我說好的啊。接著，由于工作事務繁多，還要完成進修學業。詹佛幾次說見面，我都沒有時間。但他說的那部電影在10月、11月，甚至更長時間，一直也沒有上映。我心想這個外國佬是不是搞錯了信息。
詹佛說要教我英文，每天發一些簡單的對話。開始，我還比較熱情地學著，慢慢就學不下去了。再后來，詹佛說我們可以交往嗎？我一直沒有回他的信息。過了一天，他又發來一條短信，沒關系的，不管怎樣，我都希望我們能夠一起去看那場電影。我說好的。
后來的后來，我在一個“忙”字中慢慢丟失了一心想成為中國人的詹佛。
多年后，我忘了很多人很多事，但那部若有似無、一場未上映的電影一直潛藏在時光的某個角落，成為青春里美好的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