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外打工有十年。十年中，父親大概每年回家一次。一般而言，過年回了，其它時間就不回，其它時間回了，過年就不回。今年家里買了新房，因此，即便父親年中已回過一次，今年過年也回了。

父親回來的那天，人還在路上，作為女兒的我就已他通了幾次電話，目的是了解客車到了哪，安排時間去接。

估摸父親要到了，我這才出門。到了汽車站發現，新家離汽車站并不遠，小車五分鐘，如果走路，也就二十分鐘。我把車停在進站口。從各地駛來的客車通常在此停靠。車停這，準沒錯。果然，沒等兩分鐘，一輛灰頭土腦從省城開來的客車出現在面前。我竊喜時間估摸得不錯，不無期待地緊盯著這輛慢慢開到跟前的客車。

首先下車的是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黑色運動服，白色背包，接著是一位老人，神情肅然，動作緩慢，后面跟著的中年男人，頗有風度，耐心地等，只是臉上并不愉快。陸陸續續乘客都下來了，無一例外著深色衣服，一如冬天蕭瑟，晦暗。我沒有見到父親。正有些懊惱，父親的電話來了，他已經在客站了。回頭一看，不知何時還有一輛省城來的客車停靠在站臺，旁邊已然站著一群提著大包小包的旅客。

我連忙上車，二十碼的速度勻速前進。看到父親了。他背對著我，但那姿態，那背影，是父親無疑。我按響喇叭，父親回頭，看到我，一臉燦然。

父親穿著件不知從哪里淘來的黃色皮衣，皮衣拉鏈壞了，也可能只是故意，瀟灑地敞開，露出觸目驚心的紅衣。下身深藍色的西裝褲，照舊臟得看不出顏色，腳上是來歷可疑的黑色運動鞋。我下車，招呼父親，把行李放進后備廂。父親行李不多，除了一個舊而輕的旅行箱，還有一個塑料袋，里面裝著一個電風扇，一個體重秤。自然，都是舊的。

等我坐回駕駛室，父親也打開了副駕駛室門，準備坐進來。我看到他緩緩側下身子，先把一只腳放進來，坐穩了，又慢慢去抬另一只腳。放另一只腳的時候，父親臉上露出疼痛的神情，那只腳顯然受了傷，依賴手的幫忙，才緩緩挪了進來。我問父親怎么回事，父親說，前段時間搬東西崴了神經。我照例說了幾句要去醫院看之類的話，父親唯唯地聽，仁和地笑。

父親進來的時候，一股幾乎令人作嘔的氣味直沖我的鼻腔。那是混雜了老人氣，口臭，以及煙味之類東西的混合物。好在鼻子的適應力強，異味只是短暫沖擊了我的呼吸系統，沒多久，我便渾然不覺，與父親談論起沿途變化。

父親上樓又顯得笨拙起來。象剛學會走路的小孩，他先把好的那只腳抬起，站穩后，另一只腳漸漸升高，輕輕地放在好腳旁邊。好在新家在一樓，臺階只有十二步，沒費多長時間，父親已被站在門口的母親迎進去。

進門后，母親依舊忙著手中的活，口里殷勤地回答著父親的問話。兩個外孫女在旁蹦蹦跳跳，奶聲奶氣。父親笑著叫我把他的行李箱打開。行李箱輕得可以，里面只有一件我許多年前買給他的西服，一件暗棕色毛圈大衣，以及一卷大號透明膠和一把飯店用的調羹。父親又讓我把行李箱的夾層打開，一袋糖，一袋夾心蛋糕在那呆著。

“來來來，吃糖吃蛋糕。”父親招呼。孩子們圍了過來，各人伸手去抓，放在口袋，又嬉笑著跑開。

“這糖二十四元一斤，還好吃。”父親說。我捻了一粒，剝開糖紙，放進口里，簡直甜得膩人，讓人疑心放多甜蜜素。

吃過飯，父親讓我教他用微信。不知是網絡不行，還是手機沒設置好，微信始終不能注冊。父親說算了，反正也不常玩。在各個房間溜達一圈后，父親說出去走走。

父親的離開，讓我如釋重負，似乎表演暫告段落。

一直如此。父親與我的關系，更多關于敬畏。父親不在家，我們兄妹三人嬉笑怒罵，輕松愉悅。不幸父親在家，便如母親所言，老鼠見貓，無人吱聲。記憶里，父親打過我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概是十一二歲的年紀，我和姐姐不知為什么起了爭執，互不相讓，父親回來，二話不說，一人一個巴掌，這兩掌打得前所未有，把我和姐都打懵了，連哭都不敢哭。哥哥更慘。父親打他的次數多得數不過來。那個時代，多少人懂得教育孩子，尊重孩子，怎么想怎么來。父親在家的時間少，即便生意不忙，他也是在外面應酬，玩樂。但即便這樣，我也會想，如果家里沒有父親，多好。但我又知道父親是愛我們的。只是，這種愛，需要慢慢體味。比如，半夜送生病的我去醫院，臉上的那種焦急擔心，是現在當了母親的我更能感受的。

漸漸地，我們長大，父親老了。因為做生意失敗，為了還債，父親在花甲之年去北京打工，靠為別人送貨，當宿舍管理員等雜工，慢慢把債還清，還付了這套新房的首付。

大年初二，父親啟程，又要去北京了。他不無得意地說，跟公司又簽了三年合同。如果公司解雇他，需要賠六個月的薪資。父親走的那天，我們都去送他。父親的腳還沒好，我們看著他檢票，進站。上車時，他的兩只手緊緊抓住門邊的欄標桿，借助雙手的力量，把自己送上了客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