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國民黨文書，母親是日本人；
出生在遼寧鞍山，在祖父母的陪伴下，于澳門渡過年少時光；
之后被父母帶到香港，在這里念完中學和大學；
大學畢業后曾留學英國，進修電影，學成后回到香港，一待便是40多年。
這樣的一個人，你很難去定位她的身份。恐怕連她自己也很難判斷。而香港導演許鞍華，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人們，特別是中國人，都習慣一生待在一個地方。所謂父母在，不遠游；又所謂葉落歸根。無論走到哪兒，中國人心里總有一個故土，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人，那里的一切一切...熟悉到在夢中都能清晰地追念和辨別。
可是，現在的我們卻被迫或更多時候主動地離開家鄉。我們流離、失所，我們在停留下的每一個地方留下暫時的烙印，然后又將之拋在腦后，背上小小的行囊，踏上了征服下一個目的地的道路。而“家鄉”這個詞，伴隨著”我從哪里來？該到哪里去？”的無解，也在這個不斷的遷徙中變得模糊不清了。
然而，我們又如找不到歸巢的鳥兒，終其一生都在找尋那個心底的“故鄉”。
許鞍華是很喜歡的一個導演。中國女導演本來就少，而她又是很“奇葩”的那個。終生未嫁，即將步入古來稀之年的她一直在香港照顧年邁的老母親。身為拿獎拿到手軟的“大導演”，卻安然居住在租來的房子里，出行坐地鐵，并自稱“習慣底層人民的生活”。
種種做法常會讓人不解，但在我看來，許鞍華不僅是位優秀的導演，更是一個極其認真的人。她不停地向自己、向社會拋出疑問，并親自去追尋答案。而這一切的背后的原因，也許是因為許鞍華一直在找尋心里的那個“家”。
這里的“家”，并不是狹義上實際的物質存在，而是概念上的東西。現在很多時候，我們不得不離開從小生長的地方，去到另一個陌生的地方歷練、成長。而當你逐漸適應這個新“家”時，也許又得前往他處。
所以，討論物質上的“家”變得困難，而執拗地堅持討論反而會造成像祥林嫂害怕死后被兩個丈夫分攤的窘境。而當今意義下的“家”，Jude 認為更多的是對一種事物的認同，或者更深處，是自我意識的追尋和肯定。而這種“家”卻是流動的，因此，更難定性，也更難捉摸。
Jude有一位學電影的朋友，說起熱愛導演的原因。她的回答讓我印象深刻。
“很難清晰的將我喜歡當導演的理由一一清楚列出，但我迷上了拍電影的感覺。那就像是作家筆下的人物常常折射出自己的影子，通過電影的中的角色，我表達出了自己很多難以言說的心境。”
這相信也是許鞍華，這個身份復雜曖昧的時代生存者、記錄者，喜歡電影的原因之一。
同時，無論是偉大的電影、文學或是音樂，都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它們不僅是創作者內心的表達，還能映射出普天之下的某些規律，激發起共情。這意味著，每一個人，都能從其中或多或少地找到自己，或是周圍人的影子。從而從靈魂深處升騰出一種惺惺相惜的共鳴。而從這種共鳴中，失去了“家鄉”的，來自于五湖四海而孤獨的我們，在無形中找到了共通的那個“桃花源”。
這一點，我認為許鞍華做到了。
無論是她鏡頭下蒼老、弱小、無力的桃姐，還是《客途秋恨》中與母親從心有芥蒂到相互理解的曉恩，或是半生流離的蕭紅…他們都可能是從前、現在、或是將來部分的你我。在呈現出的精妙電影藝術里，我們仿佛找到了某種答案，抑或是至少得到了某種慰藉。從而，即使“家鄉”不再，我們亦不覺過于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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