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人凝眸與故國情思
——論巴隴鋒《絲路情緣》雅詩兒形象的文化內(nèi)涵
(熊英琴?李繼高商洛學院人文學院?陜西商洛?726000)
(本文刊發(fā)于《商洛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
摘?要:兼具現(xiàn)實介入和古典理想的當代著名作家巴隴鋒繼《云橫秦嶺》和《永失我愛》之后推出又一力作——《絲路情緣》,以東干人遷徙他鄉(xiāng)的鄉(xiāng)愁書寫贊頌了中華文化之魅力無窮;雅詩兒作為該小說的核心人物,在重走絲路和探尋故國中歷經(jīng)了別具一格的“絲路情緣” 故事,也建構(gòu)生成其作為詩的女兒、以美人愛情寄寓故國深思、中華文化——精神原鄉(xiāng)的追尋與認領等多層面的文化內(nèi)涵。
關鍵詞:《絲路情緣》?巴隴鋒文化含蘊?故國情思
古今聞名的絲綢之路是一條經(jīng)濟發(fā)展之路,亦是一條文化交融之路。著名學者楊恕曾說:“從歷史上來看,溝通東西方的絲綢之路不僅僅是一條商品流通的通道,也是一條科技、文化、哲學、宗教、藝術的交流之路。”[1]歷經(jīng)歲月變遷,古絲綢之路繁榮輝煌的景象在今天已難尋覓,但其積淀留存的文化印記彰顯在絲路的廣闊空間:文物古跡、地域風情、文藝作品、民風民俗之中。當代作家巴隴鋒在深入考察絲路歷史遺存的基礎上,結(jié)合自己多年來對東干文化的研究,以青春時尚的語言創(chuàng)作了東干女孩雅詩兒橫跨幾千里的“文化尋根之旅”長篇小說——《絲路情緣》。
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巴隴鋒在該小說的寫作中突破傳統(tǒng)型單線游記敘事手法,創(chuàng)新性地采用“游記+情感”的雙線敘事結(jié)構(gòu):以雅詩兒與伊萬、法蒂瑪、漢語班畢業(yè)生、廚師、司機等一行人隨車隊重走絲綢之路的實地探訪,最后抵達陜西西安為明線;以雅詩兒與伊萬、鄭能亮以及伊萬與法蒂瑪、康雅潔情感發(fā)展分合變化為暗線。并且,《絲路情緣》不僅是對“一帶一路”(自阿斯塔納——阿拉木圖——霍爾果斯——烏魯木齊——敦煌——張掖——武威——蘭州——天水——寶雞——西安)沿途無數(shù)個景觀名勝的細致呈現(xiàn),更充滿了作者對每一地過往歷史的追尋與厚重文化的發(fā)掘。配合雅詩兒情感發(fā)展的情節(jié)開展,雙線敘事不僅實現(xiàn)了故事節(jié)奏的張弛舒緊,也增強了小說文本的文化內(nèi)蘊,可謂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拓展了小說藝術的廣度與深度。
無獨有偶,陜西當代另一著名的作家賈平凹早在2000年于《收獲》連載的長篇散文《西路上》,也是運用游蹤筆記體的形式完成,敘述了作者一行五人在重走絲綢之路中探尋中國西部悠久的歷史文化,同時找尋到人們身體里即將消失殆盡的某種強勁勃發(fā)如“馬”般的生命精神[2]。不同在于,巴隴鋒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絲路情緣》力求在寬廣宏闊的敘事文本里,以絲路地理景觀的細致描摹和人文名勝的精彩再現(xiàn)為表,以發(fā)掘深厚的中華歷史積淀和跨越時光的絲路文化為里,集中展現(xiàn)當代中國的強大文化自信和中華文明的巨大凝聚力。
閱讀發(fā)現(xiàn),對絲路文化的發(fā)掘和對中華文化感召力的贊美作為《絲路情緣》的主題,始終貫穿于?“主人公” 雅詩兒的行為觀念里,顯著體現(xiàn)在她的情感選擇上。巴隴鋒塑造了雅詩兒、鄭能亮、康雅潔等熱愛中華文化的人物形象,行文大量運用民俗歌謠、詩詞歌賦和現(xiàn)代歌曲增強語言的文化感和藝術性,同時采用“游記+情感”的雙線敘事拓展小說文本的文化空間等努力,均顯露其文化建構(gòu)的初心。由此本文嘗試從雅詩兒“作為詩的女兒”、以美人愛情寄寓故國深思、中華文化——精神原鄉(xiāng)的追尋與認領三個層面來分析解讀其人物形象的文化內(nèi)涵。
一、詩的女兒:詩意情懷
《絲路情緣》的小說語言和文本氛圍富有詩意,鮮明體現(xiàn)在作者行文時對字句的刻意雕琢,比如開頭第一章:“早上立了秋,晚上涼颼颼。八月的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猶如一位美麗嫻靜的少女,不溫不火,風光旖旎,只是風大了點。好在這里的人們早習慣了被這么吹著,倒是不吹風或是風小了,大伙還要抱怨,好像這個世界大多數(shù)地方的人抱怨霧霾天兒一樣,好似少了風的阿斯塔納風情也大減了一般。”[3]并且小說每一章的標題,如“一百克拉愛”“我的中國心”“我是胡旋女”“冰火兩重天”“好一脈昆侖”“醉臥月牙泉”“金城四名片”“天水見天水”“寶雞歡迎你”“陰謀與愛情”等,都是五個字,讀來有韻味,又齊整勻稱,富于五言古詩的韻味兒。從中,我們也看出小說作者在兼顧網(wǎng)絡時尚語言的同時,又“取法乎上”,在文本詩意的用心經(jīng)營上頗下工夫。
《絲路情緣》文本詩味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方面的體現(xiàn),是巴隴鋒對雅詩兒——“作為詩的女兒”——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說里的華裔少女雅詩兒學習漢文化,講一口流利的漢語,喜歡中國詩詞,對絲路歷史了解深入,更擁有見識不凡的文化修養(yǎng),且時時展露其個性清麗的詩意情懷。比如在胡旋舞國際文化年會贈言時,雅詩兒道出了北宋思想家張載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4]可謂對漢文化喜愛至深,浸潤已久。在到達碎葉城時,雅詩兒說:“我們其實與李白永遠平行,生在不同的年代,連他的衣冠冢也難以確認。還有,對于他的詩我們其實也是不求甚解、鸚鵡學舌,永遠到不了他的高度、深度、靈性及精粹程度。”[5]而她喜歡李白的《關山月》,唱詩味濃厚的歌曲《燕子》,聽田震意境優(yōu)美的《月牙泉》,讀王維名句“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微博發(fā)文“蘭大以西無大學”,是《讀者》雜志的鐵桿粉絲,在大雁塔下高唱《送你一個長安》,于西安選擇個性儒雅的鄭能亮要“從明天起,做個幸福的人,煮茶,劈柴,慣看秦嶺風雨”[6]等等,這諸多細節(jié)與事例都足以說明雅詩兒的詩意情懷和文化涵養(yǎng)。
并且,人如其名:雅詩兒的性情深受中華文化影響,富有浪漫的藝術氣質(zhì),可謂雅致的詩的女兒。首先,她熱愛藝術和中國詩歌并知曉其風雅深致;其次,個性中有浪漫的一面:有靈性、不功利、向往詩和遠方;再次,追求浪漫的愛情和愛人:感動于伊萬別出心裁的盛大求婚但并不答應嫁給他、在與伊萬相戀的數(shù)年里享受戀人的情愛表達卻拒絕他的實質(zhì)求愛、鐘情于鄭能亮浪漫文藝的愛情態(tài)度并希冀與他一起織就富有詩意的生活藍圖。但是小說創(chuàng)作從來不是孤立地處理人物性格的,因為怎樣的人就決定了他會有怎樣的行為,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就更能理解一個這樣的雅詩兒是必然要發(fā)生一個這樣的“絲路情緣”故事了。
二、以美人愛情寄寓故國深思
《絲路情緣》的主要人物有:19歲的“圣女”雅詩兒,31歲的“霸道總裁”伊萬,36歲的“剩女”康雅潔,21歲的“欲女” 法蒂瑪,剛畢業(yè)的東干文學研究生鄭能亮,記者王智,商人汪德福等。其中,“圣女”雅詩兒是小說的第一號人物,也是巴隴鋒著墨最多傾心最大來塑造的人物。她是哈薩克斯坦孔子學院漢語班的大學畢業(yè)生,顏值擔當、機靈任性、有藝術氣質(zhì)且熱愛中國文化。同時,中國血統(tǒng)的她父母早逝、肩負爺爺厚望、與哥哥十娃子相依為命,有著比自己大8歲俄羅斯血統(tǒng)的“高富帥”男友相伴、卻一心只想回中國“老舅家”的矛盾現(xiàn)實。一經(jīng)出場的雅詩兒剛剛畢業(yè),不得不面臨相戀7年的富商男友的浪漫求婚,應該說如果雅詩兒答應了伊萬的求婚,開始順理成章的結(jié)婚生子和相夫教子的過日子,那么這個關于她的絲路情緣的故事就不會發(fā)生或至少不會這樣發(fā)生。
但沒有小說人物的欲求變化,就沒有故事情節(jié)的開展,這個女孩最后“任性地”拒絕了男友的求婚,去往“老舅家”——中國西安。追究其理,是雅詩兒的中國血統(tǒng)和中國村親人們從小對她的耳濡目染之影響,是此時尚十分年青、滿懷生活熱血與青春理想的雅詩兒還不甘嫁為人婦之心態(tài),但更重要的是那個在她心底深埋多年的歸國夢之召喚:“伊萬是很棒,但雅詩兒相信,生命中還會有更好的男人和風景等著她。至少現(xiàn)在,她還不想把自己交給男人或婚姻,因為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回中國,尋找爺爺老相冊里老舅家爺?shù)氖。ㄖ袊兾鳎┑呐f夢新景”[7]而這個一早就存在的“歸國夢”無疑是作家賦予其筆下人物的靈魂支撐,是可以令人物的一切活動(包括愛情)為之讓步的先決事件。
一篇好的小說,它總是包含有介入現(xiàn)實的嘗試,尤其是優(yōu)秀的作家,他的作品映射其某個階段所做的某些探索,因為文學源出于作家們想贊美、眷戀、提醒或批評的有節(jié)奏的內(nèi)心表達沖動。正如尤多拉·韋爾蒂所說:“每一篇小說都應該開拓新的境界,提出新的課題。”[8]故此,長篇小說《絲路情緣》的作者巴隴鋒,創(chuàng)新性地選擇應用絲路題材來展現(xiàn)祖國的大好河山,贊美當代中國人民的精神志氣和中華民族的文化凝聚力。無論創(chuàng)作中的巴隴鋒在構(gòu)思、取材、行文、修改時多么的謹慎和有節(jié)制,但他力圖為小說人物19歲的“圣女”雅詩兒把愛情放第二、回中國西安訪鄉(xiāng)放第一的生活經(jīng)歷賦予意義,力圖使“絲路情緣”故事里的各種人物與事件意味深長地聯(lián)系在一起,都恰恰說明了承載小說主題的人物雅詩兒以美人愛情寄寓故國深思的文化內(nèi)涵。
三、中華文化——精神原鄉(xiāng)的追尋與認領
在小說世界里,人物的性格和人物的行為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絲路情緣”故事得以開展,有以“詩的女兒” 雅詩兒為先決條件,因她以愛情表達鄉(xiāng)國之思使絲路之行得以開展,但對于中華文化——精神原鄉(xiāng)的追尋與認領才是整個故事情節(jié)發(fā)展最為充分的內(nèi)在驅(qū)動。
首先,雅詩兒形象本身是一個思慕中華文化、志愿回歸故國的人物隱喻。她的中國基因表現(xiàn)在首次來西安便對這里的語言、食物、景致等一切的習慣與熱愛,更隱藏在她于哈薩克中國村一早就有的潛意識里:“她記得爺爺教給她的風水講究,懂得陜西村父老的風俗習慣,對老舅家的任何歷史遺存都心存敬畏,對包括東干文化在內(nèi)的中國文化更是處處留心……”[9]何況,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說,雅詩兒的探尋精神原鄉(xiāng)和回歸故國是必然要發(fā)生的。而以東干人、東干文化與中國人、中華文化的深層關系為切入點,巴隴鋒通過設計這樣一個“身世特殊”的現(xiàn)代女孩因一次“蓄謀已久”的回鄉(xiāng)尋根之旅而嫁回陜西的故事,透露出其對中華文化巨大感召力的謳歌與贊美。
其次,雅詩兒精神原鄉(xiāng)的探尋之旅與愛情選擇和生活變遷的相交并融合。戀愛中的人物關系實在是一種無處不在但又無時不變的神秘之物,小說往往訴諸文字言語,以人物行動或內(nèi)心獨白流露于字里行間,《絲路情緣》里與雅詩兒關系密切的兩位男子是伊萬和鄭能亮。粗線條刻畫的“霸道總裁”伊萬,31歲,哈薩克斯坦富商之子,精力旺盛、能力超群且躊躇滿志;與雅詩兒年齡、理想、志趣等諸多方面的差距,讓他在二人的關系中始終矛盾地堅持,相處中一味的遷就妥協(xié)和越來越深的隔膜更是有苦難言;當雅詩兒拒絕求婚執(zhí)意去中國陜西時他痛苦卻也無助,當家族事業(yè)和自身前途發(fā)生危機時他選擇了比雅詩兒各方面都更成熟而對自己也更有助益的康雅潔快速結(jié)為夫妻。相較而言,作者對鄭能亮的著墨不多,他名如其人,正能量,在雅詩兒眼中是一個天賦過人,博學多才且擁有豐富的精神世界的文化人,是有擔當有責任感的現(xiàn)代都市里難得的好男人。與血氣方剛?cè)狈B(yǎng)的伊萬相比,祖祖輩輩生活在古都西安的鄭能亮顯得溫文爾雅而又難得的保有童心,這兩點無疑貼合了雅詩兒的個性心理和伴侶理想。
小說里,伊萬同雅詩兒的“過去”和“現(xiàn)在”一同存在,不可否認其對雅詩兒在精神情感、物質(zhì)支持或是家里人等方面的大量付出,但雅詩兒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以及其尋根問祖的旨宗使命都促使著他們的分離,更何況“嫁到陜西是我(雅詩兒)的夢”[10]。作為雅詩兒的“未來”, 鄭能亮不僅填補了她的需求空缺,也與“過去” 的伊萬在身世背景、外貌氣質(zhì)、性格理想甚至職位薪資等方面有著巨大的對比和反差。我們相信,巴隴鋒精心設計的此番人物,不僅僅是為了故事、人物、情節(jié)的聯(lián)系開展,而是要創(chuàng)造一個世界,在這個“絲路情緣”的嶄新世界里,各種人與事相互自然依存而又別有意義地存在。
最后,小說結(jié)局故事安排獨具意味。小說結(jié)尾給予讀者的一般是故事矛盾發(fā)展的結(jié)果,是關鍵問題的圓滿解決。《絲路情緣》的結(jié)尾是追尋故國的東干女孩“雅詩兒”與伊萬分手,和哥哥十娃子一起扎根西安,同新男友鄭能亮慣看秦嶺、喝八寶蓋碗茶、護衛(wèi)秦嶺藍天、做《絲路追夢》文化項目和為“中國夢”貢獻著熱與能,可謂開啟了屬于他們也屬于時代的嶄新人生。逆絲綢之路去西安尋祖的情感成長經(jīng)歷,對雅詩兒而言,不僅僅是其外在的親身實地對絲路文化名勝的游覽與領略,還是其內(nèi)在的對故國記憶和國人身份的找尋,更是其隱在的對中華文化——精神原鄉(xiāng)的追尋與認領的建構(gòu)與生成。
結(jié)語
小說存在于自身之中,有它自己的結(jié)構(gòu),整體更是作家表現(xiàn)主題的具體象征物,故著眼于小說主題、思想和意義的研究和探索別有價值。作為中國絲路題材長篇小說的先聲之作,《絲路情緣》運用現(xiàn)實主義手法以“游記+情感”的雙線敘事營建小說文本空間,以雅詩兒為核心的逆絲路尋鄉(xiāng)之旅再現(xiàn)了祖國的大好河山,在富有地域氣息和時代風貌的言語抒寫中著力呈現(xiàn)了當代中國人民的精神風貌和中華文化的巨大凝聚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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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常文昌.故國之思:流淌在東干人血液里的情結(jié)——評巴隴鋒長篇小說《絲路情緣》[N].中國民族報,2017(04)
[10]巴隴鋒.絲路情緣[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7: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