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蕓蕓眾生仍然只在關心自己周圍的事物并為此爭論不休時，他卻站在理論的高度，俯瞰一切，冷眼觀世界。

當人們整天地抱怨網絡上虛假信息太多、網絡上的討論其實并沒有想象中美好的時候，他卻一針見血的指出“網絡上充斥著大量幼稚和偏激的言論，批判情緒還沒能上升為系統化的思考，網民也沒有養成通過理性討論進行判斷和解決問題的習慣”。

當我們還在為自己在網絡上又認識了一個新朋友，又發表了一條眾人點贊的狀態而洋洋自得、欣喜不已的時候，他卻在10年之前就預言了《網絡為王》，并且成為最早一批研究并推動數字化改變中國的人。

胡泳，中國最早的對數字技術的研究者以及推動者之一。從1995年開始“癡迷于一切和網絡有關的東西”，逢人必談“數字化”，因此人稱“數字胡”。曾出版《網絡為王》、《數字化生存》轟動一時、洛陽紙貴。《眾聲喧嘩——網絡時代的個人表達和公共討論》一書是在他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增加修訂而來，到此書付梓之日，距離他最先開始接觸網絡已經有十幾年之久，而在這十幾年中，中國的網絡、數字化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如他自己所要表達的那樣，最開始認為數字化一起都是好的，數字化會帶來中國的巨大變革。而今，十幾年過去了，中國的確日新月異，但數字化和互聯網并沒有像最初想的那樣十全十美，許許多多的問題也在不斷地被發現。從現實生活到虛擬空間，從鴉雀無聲到眾聲喧嘩，進步是巨大的，但問題仍然存在。互聯網真的能夠改變中國嗎？這是作者在本書的最后一節提出的問題。或許我們都需要冷眼靜心地觀察和考量一下圍繞著我們生活的互聯網。

對于一般的讀者而言《眾聲喧嘩——網絡時代的個人表達和公共討論》可以被視作一本對互聯網上新興媒體以及新的媒介技術的普及和介紹。例如，文中有博客、博客、維基系統、P2P、社會性軟件等一系列互聯網中新媒體的介紹。這對于身在互聯網中，麻木、被動地使用互聯網的部分人來說，無疑可以讓他們更深入的了解互聯網的發展變化，擺脫“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狀況，引導他們從專業的視角來看待互聯網技術。但對于專業的研究者而言，就絕不僅僅限于對新技術的圍觀。作者在書中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共有媒體”，他用來統稱以上所說的新媒體和媒介技術。他把“各種基于數字技術、集制作者/銷售者/消費者于一體、消解了傳統的信息中介的媒體系統稱為‘共有媒體’”[1]。而全書的其中一個重點便是“共有媒體”對公私領域的界定和重構。在此之前，作者詳細地評述了“公私之辨”的一系列概念和研究，這一部分是全書的理論和哲學基礎，也是全書的另一個重點。

一、“公私之辨”

從古代社會與自由主義的不同視野，到阿倫特古典共和主義視角下公共空間中的人類活動；從黑格爾到葛蘭西的市民社會，再到哈貝馬斯的理想情境；以及密爾、博比奧、羅爾斯、馬克思等人，作者對他們的觀點信手拈來，并且對這些人的理論和言談隨時運用到后幾章對“共有媒體”和互聯網在中國的研究中。每個理論家對“公”與“私”都有不同的看法，都有各自的主張，但作者指出本書旨在使用公民共和主義框架，“來分析在新的共有媒體中，傳統的公私兩分作為一種社會建構，如何在社會變化和政治辯駁的雙重壓力下被重構”[2]。那么傳統的“公私兩分”是怎樣的一種情狀？在最開始的研究中，公域和私域有嚴格的區分，有學者把私域等同于家庭生活，而公域即是城邦。這種二元的分割法在之后的研究中被眾多學者質疑，認為公域應該是獨立于家庭、國家的第三空間，即市民社會。

對于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辨別，在筆者看來，作者認為“公”與“私”的界限歷來存在著模糊和爭議，無論是現實世界還是虛擬空間，始終沒有做到嚴格的“公私分明”。但其實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兩者都必須存在，兩者互為條件。如果沒有私人領域，個人的隱私和秘密公之于眾，暴露在大眾的目光之下，接受眾人的審視和考察，那么個人將失去安全感，找不到庇護之所。如此，公共領域的基礎不穩定、構架不堅固，極易崩塌和毀壞。而如果沒有公共領域，全是個人隱私，那么人與人之間缺乏基本的聯系和關心，每個人都是自私的和孤立的，社會也難以維持和繼續下去。

至始至終，學者們的研究對“公私之分”都莫衷一是，但要肯定的一點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是當私人組織越來越多地獲取了公共權力、同時國家侵入了私人領域時而開始的”[3]。而“共有媒體”的出現，開始對公域和私域之間的制衡產生新的張力。

二、“共有媒體”

隨著互聯網的出現和發展，依附互聯網產生的一系列媒介技術如雨后春筍，但“共有媒體”的蓬勃發展，確切的說是在Web2.0時代來臨之后。Web2.0時代最重要的是用戶與媒介之間的交互和參與，即人機互動。用戶不再是單純地接收信息、被動地使用互聯網，而變得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來生產互聯網上的內容，從消費者到生產者進行轉化。當用戶可以自己在互聯網上生產內容之后，網絡上的林林總總開始不受傳統壓力的束縛，從“過濾-發布”變成了“發布-過濾”。這也體現了即時性是互聯網上的媒體優于傳統媒體的一大特點。

當人們可以在互聯上通過“共有媒體”自由發言的時候，在異于現實社會的電控空間（cyberspace，本意指一種能夠與人的神經系統相連接的計算機信息系統所產生的虛擬空間）里，公共領域初現雛形。“共有媒體”從本質上來說是公共的，用戶共享、資源公開。但這些“共有媒體”里又允許一個個單獨的私人空間存在。例如，用戶在某個托管博客網站上注冊了一個用戶名、開辟了一個博客空間，那么這個空間是屬于他自己的，是私人領域。但這個空間又是對外開放的（在用戶不設密的情況下），因為它被放置在一個公共平臺上。既然這樣，如果用戶在公共平臺上的個人博客空間里發表私人的事物或者是對政治、社會的討論，那么這些事物是隱私還是公開的？“共有媒體”存在的這個無法避免的問題，使得公共空間私人化以及私人空間公共化的矛盾難以調和。由此催生出了一些顛覆傳統價值觀的事件或者“明星”，如木子美、流氓燕等人，以在博客上發布自己裸照為榮。然而，一部分網民卻隨之狂歡，認為個人表達竟然能夠如此自由、不受束縛，儼然成了企圖顛覆歷史和傳統的“革命斗士”。但這與網絡文化建設，網絡和諧氛圍以及年輕一代網民的價值觀形成有何益處？作者認為“必須維護公開和隱匿兩者間的藩籬，否則，人的內在價值和尊嚴必然遭受扭曲與摧殘。”[4]

“共有媒體”上的討論能否真正地形成公共領域呢？作者對網絡使用者進行了統計學肖像的描繪，發現，中國網絡社區用戶的基本特征包括如下幾項：男性、30歲以下、有5年以上網齡、教育和收入均較一般互聯網用戶為高，主要是普通職員、學生和專業技術人員。從這個統計學肖像可以看出，網上討論和發聲僅能代表一部分的公眾，并且“沉默的螺旋”現象仍然使用與網絡用戶。所以，“共有媒體”對網絡公共領域的塑造的確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私有領域的消解也在相伴發生。公私邊界日益模糊，對隱私權的保護也成為用戶在使用互聯網的過程中必須考慮的一個問題。作者認為要通過“共有媒體”建立一個理想的公共領域也不是沒有可能，需要解決的如下問題：營造社區歸屬感、靈活決定匿名政策、保持平等、鼓勵慎議和培養良好的公共話語。

三、互聯網改變中國？

作者從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辨別到“共有媒體”對公共領域的重建，條分縷析，娓娓道來。前面所有的分析是互聯網發展趨勢和問題的審視，而作者最后的落腳點仍然停在了中國。眾所周知，中國的社會結構復雜，沒有民主基礎，人民在威權主義的制度下對政治和社會似乎呈現出一種鴉雀無聲的狀態。中國的公眾不是沒有言論，而是沒有機會有也不敢有。如前所說，互聯網十幾年飛速發展，那么互聯網在中國以及中國公共領域的構建上也能起到相似的作用嗎？答案是肯定的。中國現實社會中的言論如被大壩攔在上游的河水，波瀾不驚、風平浪靜；一旦大壩開閘放水，有了互聯網、“共有媒體”這些出口之后，這些水分子便噴涌而出，勢頭驚人。正如作者所言：“與那些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的國家相比，在對政治自由有嚴重限制的國家中，互聯網的政治作用存在較大的不同。”[5]直觀看來，在這些國家，互聯網的政治作用更大。互聯網的匿名性、即時性、“發布-過濾”等特征讓廣大的中國公眾重拾了信心，認為互聯網是對自由天性的解放，人人都有話語權。不得不承認，群眾的力量是巨大的，網絡反腐、政府信息透明化等事件表明了輿論和公眾的力量。雖然“共有媒體”給了中國公眾這樣一個出口，但來自現實的壓力仍然強大。所以中國真正公共領域的構建也是任重而道遠。

《眾聲喧嘩——網絡時代的個人表達與公共討論》一書出版于2008年，距離作者1995年首次接觸互聯網已經13年，而距離當今又遠了5年。但是，我們今天再來看這本書，仍然有常讀常新之感，即使是幾年前作者的觀點，現今仍然適用。當我們跳離現實生活從理論的角度來審視如今的新媒體：微博、人人網、開心網甚至Facebook、Twitter時，仍然發現作者的思想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只是作者已經把當初對數字化、互聯網滿腔的熱血慢慢沉淀，開始冷靜的考量巨變中的網絡與現實社會。

[1]胡泳： 《眾聲喧嘩——網絡時代的個人表達和公共討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85頁

[2]胡泳： 《眾聲喧嘩——網絡時代的個人表達和公共討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1頁

[3]胡泳： 《眾聲喧嘩——網絡時代的個人表達和公共討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7頁

[4]胡泳： 《眾聲喧嘩——網絡時代的個人表達和公共討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75頁

[5]胡泳： 《眾聲喧嘩——網絡時代的個人表達和公共討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