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顯已經(jīng)過了憤青的年紀，不時會指著一臉正義憤怒吶喊的憂國憂民分子調(diào)侃地說“看，憤青”，輕佻地像“看，灰機”一樣。也對自己曾經(jīng)有過的一段意氣風(fēng)發(fā)的日子有了清楚的認識，但卻并不為此感到難堪——畢竟，走過一段成熟認識的過程，對于自己來說總是好事。

但發(fā)現(xiàn)自己再也寫不出那些飽滿的文字了。所謂理性，就像簡明而干枯的枝干，毫不留情地直指天空，那些圍繞著理性的枝葉，隨著成長而一點點剝離。有時候不禁會問自己，是不是到了該反思的時候了？

在某個時候厭惡地丟掉了最容易占領(lǐng)的道德制高點，卻不知不覺爬上了另一個制高點——邏輯的制高點上。對于任何事物的冷眼，追根問底之后的淡然，乃至“我有智商我優(yōu)越”的感覺，在看問題和爭論的時候不疾不徐、不痛不癢地撐起一支保護傘，自動地站在離中心42km開外的安全地帶。

是的，我們都需要理性。在火紅的情緒中冷靜下來，是看清周圍世界的前提。

可是，我是不是應(yīng)該不斷地捫心審問自己，自己究竟是在追求理性，還是在故意疏離？究竟是透徹分析一針見血，還是不痛不癢習(xí)以為常？究竟是胸有成竹地洞察，還是勇氣缺失的逃避？

究竟是理性，還是冷漠？或者是不夠勇敢、不夠誠實，最終選擇了冷漠？

對一件事情的感情，很多時候左右了對某件具體事件的情緒。當一個人還能夠用激昂的語氣寫出檄文，這說明他/她至少對其反對或者憤怒的事物，還存在著感情和希望，還抱著哪怕一絲一毫的理想。

翻看塵封起來的國際共運史——一部充斥著路線斗爭的歷史——從羅薩·盧森堡，到卡爾·考茨基，到鮑威爾，再到吉拉斯，他們都反對蘇聯(lián)反對俄國，但實際上罵得最狠的，其實是和蘇聯(lián)最近的、依然飽含革命激情的盧森堡；而到了吉拉斯，《新階級》無比冷靜甚至冷酷的陳述背后，句句都寫著“我對整個共產(chǎn)主義都死心了”。

我們懼怕麻木，麻木代表著疏離。而多少麻木，是披著“理性”的外衣？“事情不過就是這樣，一直以來都是這樣。”——拋卻了“好”與“壞”這樣原始的判斷，我們的辯解是如此蒼白無力。我們談著“規(guī)律”和“人性”，對種種黑暗一笑視之；我們故作高深，端著學(xué)者范兒和貴族氣，把“勿談國事”作為標簽，好像天生就不屬于這個充斥著感情、晴雨無常的豐滿的世界。

社會需要理性和秩序。公民也需要理性和秩序。但我們對“社會”和“公民”失去信心和希望的時候，我們的心卻像一潭死水般假扮著理性的平靜。我們是不是害怕了？或者不敢誠實面對自己？理性是逃避的借口嗎？

我不知道這樣的情況還要持續(xù)多久。沒有勇氣也許要怪罪黑暗，言不由衷或許是身不由己。可是這并不是真正的自我。

但凡想到原本飽滿的靈魂就這樣漸漸凋落，那種恐懼很淺，卻又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