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1日，當瑞典文學院宣布中國作家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一出，舉國沸騰，紛紛慨嘆中國作家終于走進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行列，莫言的獲獎，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榮耀，更是整個中國文學的榮耀，正對整個中國文壇產生廣泛而持久的影響，在文學界更是掀起了“莫言熱”。莫言獲得諾貝爾獎的理由是：“通過幻覺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所謂的“民間故事”，其實就是莫言的故鄉山東高密東北鄉的故事，在莫言的小說里，充滿著“懷鄉”的復雜情緒。這讓我想起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福克納，他和莫言一樣，都是以描寫“郵票般大小的故鄉”里的人和事著稱的鄉土作家。福克納虛構了一個美國南方小縣“約克納帕塔法”縣，“以傳說、記憶乃至幻想的方式返回歷史，在一個有限的空間構筑無限的時間領域，構筑象征性的精神家園”。?他們都是會講故事的人，以自己的故鄉為背景，娓娓道來故鄉與歷史、故鄉和社會的興衰榮辱。對故鄉的眷戀和守望，是他們藝術創作的不竭源泉。現在就以他們對故鄉的情結為線索，探討他們與各自故鄉的關系。
一、真切的故鄉——靈感的來源
故鄉，是一個人一生的牽掛，無論走到哪里，都無法忘記自己曾經生長的地方。對于作家而言，更是具有某種特別的價值，故鄉是他們一生的財富，它對藝術創作的影響和貢獻是多方面的。對于莫言來說，故鄉是他藝術創作的原材料，在他的小說里，大多以高密為地域背景。談起家鄉對自己的影響，莫言感觸頗深，他說：“童年的記憶對于作家的創作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莫言的故鄉高密，為他的創作提供了很多的素材，包括歷史或者現實的人物和事件，也有民間的傳說故事。經過他的改造，人物成了小說的藝術形象，事件則成為小說的情節和細節。比如《紅高粱》，主要描寫的是一支民間抗日武裝伏擊日本汽車的故事，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其中描寫到的“共殲敵39名，其中有在平型關大戰中逃生的敵板垣師團中將指揮官中岡彌高……燒毀敵軍車四輛，繳獲一輛”?，其實是在高密發生過的真實事件。1938年日本大舉進攻中國，在抗戰期間，曹克明和他的堂兄曹正直率領高密西北鄉的地方游擊隊，聯合高密東北鄉的冷關榮部，發動孫家口伏擊戰，這次行動中的人物和事件就構成了《紅高粱》的主干。《紅高粱》中“我爺爺”余占鰲的人物，是根據高密人劉連仁的真實經歷改編的，劉連仁意外被日本人俘虜，押到日本做苦力，多次逃跑，多次被抓，最后躲到日本北海道的深山老林，過了十三年的野人生活，最終回歸故鄉。莫言的小說中有很多很殘忍的殺人場面，很多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都是來自高密歷史，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高密的人們遭受了許多非人的待遇。莫言曾經說過，他在21歲之前，一心想逃離家鄉，因為那里充滿了孤獨、饑餓、壓抑和恐懼。但當他真的離開了家鄉，才發現那些痛苦的記憶，為他的寫作打開了一扇萬能之門。高密故鄉過去發生的一切，不管是他親身體驗過的、親眼所見的，還是親耳所聞的，都為他的小說創作帶來了極大的靈感。像《豐乳肥臀》中有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細節，例如上官魯氏把豌豆吞進胃里回家后吐出來給饑餓的孩子們吃的事例，就是取自莫言村里的人們的真實經歷，歷經人間苦難而絕不向命運低頭的上官魯氏則是莫言母親的真實寫照。
和莫言一樣，福克納也從故鄉那里獲得了豐富的素材。福克納說過：“我的像郵票那樣大小的故鄉是值得好好描寫的，而且，即使寫一輩子，我也寫不盡那里的人和事。”密西西比的奧克斯福是福克納的家鄉，他在那里度過了人生中的大半時光，然而在他的創作中，不像莫言以真實的故鄉地名出現，而是自己虛構了一個地方“約克納帕塔法”，去描寫家鄉的人和事。福克納作品中的很多人物都可以在他的家鄉人物中找到原型。在《福克納傳》中有提到，福克納5歲的時候，家里來了一個黑人女仆卡羅琳，她忠誠、決斷、善良、有主見、富有尊嚴感，對福克納的一生，尤其是藝術創作上影響巨大。福克納影響力巨大的一部長篇小說《喧嘩與騷動》中的迪爾西，就是以她為原型的。迪爾西忠誠、仁愛、果敢，她用自己的愛心和責任去維系著就快要分崩離析的康普生家庭。傻瓜班吉的形象，也是來自福克納身邊的人。福克納上小學的時候，有個老師叫安妮 錢德勒，她有一個智力上有障礙、要全程監護的弟弟，名叫埃德溫，家里人經常把他關在籬笆后面，不準他與陌生人接觸。他總是和他的姐姐妹妹們玩，直到30多歲才離去。《喧嘩與騷動》中的班吉，幾乎和福克納接觸過的埃德溫一樣，因為智障而被人看不起，就連家人也嫌棄，整天把他關家里。還有凱蒂，她身上帶著的是福克納暗戀對象、最后成為他妻子的埃斯特爾的影子，不同于傳統的女性，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他把對埃斯特爾的美好幻想都放在了凱蒂的身上。莫言是一個會講故事的人，那么福克納就是一個會編故事的人，他對故鄉的人和事可以信手拈來，再加以變形，就創造了嶄新的形象。
莫言會說，福克納會編，從故鄉取材方面，莫言是利用現有的材料，對歷史事件加以改變，而福克納主要收取人物的原型，然后自己創造出新的故事情節。故鄉對于他們而言，情感復雜，他們的悲與喜、愛與恨都深深扎根在故鄉的土壤之中。現實的故鄉，是他們藝術創作的源泉。
二、心造的故鄉——故鄉世界的守望
無論是莫言的“高密東北鄉”，還是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都不再是他們真實的故鄉，而是在保留一些真實的基礎上，加上一些修飾，傾注自己的想象，以故鄉為藝術創作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演繹著自己的歷史和現實，將他們對生活的感受印象和理性思考都展現在描寫對象上。從《我彌留之際》里福克納第一次把他那神秘的原鄉命名為約克納帕塔法縣和杰弗遜鎮之后，福克納一直在他虛擬的故鄉里揮灑。福克納在40多年的創作生涯中，寫了19篇長篇小說，125篇短篇小說，在這些創作作品中，絕大多數都是關于約克納帕塔法縣的。在這個小縣里，福克納描寫了不同社會階層的若干個家庭的幾代人的故事。《喧嘩與騷動》中的康普生家庭的興、家庭內部的爾虞我詐；《獻給艾米麗的一朵玫瑰花》中的父權主義、封建傳統的禁錮；《我彌留之際》中暗諷美國南方農民的人性丑陋，還有黑人的故事、窮苦白人的故事等等，在福克納創作的藝術世界里，都突出和強化了美國南方的歷史和現實。同樣，在莫言的小說創作中有近一半的作品都是關于“高密東北鄉”的。高密這一地理概念第一次出現是在《白狗秋千架》中，自此之后，高密一詞就頻頻出現在莫言的小說創作中。抗日戰爭題材的《紅高粱》，謳歌母親的偉大和無私的《豐乳肥臀》等，道盡了高密鄉內外的許多平常人的悲歡離合。
其實，無論是苦難的故鄉，還是苦難的鄉民，都寄托了作者對故鄉的守望。福克納和莫言筆下的故鄉，都是他們心造出來的，他們對故鄉殘敗和苦難的描寫，不是責備，而是深深的依戀和“恨鐵不成鋼”之怨。福克納和莫言對故鄉的情感是一樣的，愛之深、責之切，但是他們造的方式是不一樣的。福克納比較注重保持故鄉的“原貌”。雖然約克納帕塔法縣和杰弗遜鎮是他虛構的，但是小說中提到的山川景物是真實存在的，而且他也保留了他本來故鄉的社會生活現實。黑人、黑人生活和奴隸，還有莊園家族過去的輝煌，現在的衰落，他們的罪孽和遭受到的天譴，南方人的光榮與驕傲等，都在福克納的小說中得到真實的再現。福克納所呈現的南方社會，是實實在在的南方社會。相比之下，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就不是原來的樣子了。和福克納相反的是，莫言心造的故鄉中只有地名是真的，其它幾乎都是無中生有。有學者考證過，小說中提到的高密東北鄉有的沼澤、湖泊、大河、山岳、一望無際的紅高粱，現實的故鄉一樣都沒有。而且，莫言故鄉的期待比福克納更高，對故鄉的改造更隨心所欲。他說：“我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就把我的高密東北鄉變成了一個非常現代的城市，還增添了許多現代化的設施。……我敢于發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改頭換面拿到高密東北鄉，好像那些事情真的在那里發生過。我的真實的高密東北鄉根本就沒有山，但我給它挪來了一座山，那里也沒有沙漠，我給它創造了一片沙漠，那里也沒有沼澤，我給它弄來了一片沼澤，還有森林、滑坡、獅子、老虎……都是我給它編造出來的。”?不像美國南方的人看到福克納筆下的小縣都會覺得熟悉，高密人看莫言的小說，不認識那是自己的故鄉。這是莫言刻意而為之的。不管哪一種呈現方式，都無法忽略他們隱藏其中的鄉土情結。
福克納和莫言，對故鄉都有一種又愛又恨的矛盾情感。在藝術創作里，他們都以呈現對故鄉的怨居多，但是回到現實生活中，他們對各自故鄉的愛是難以言表的。莫言說過，21歲之前，他一心想逃離家鄉，因為那里充滿著饑餓、恐懼和苦難，所以有關故鄉的小說都是灰色調的，沒有詩情畫意和熱情洋溢。他否定故鄉的一切，他對故鄉的第一情感是憎恨和迫不及待地想逃離。然而當他真的離開的時候，那里的饑餓和恐懼的回憶卻成為他留戀的記憶。特別是久別故鄉之后，再一次踏進生養自己的土地的時候，所有的情感回憶都變成了美好的。人的血肉和故鄉是相連的，莫言生于高密、長于高密，他的精神是離不開故鄉的。盡管在小說描寫中有些場面過于殘忍和暴露，但也表現了他對故鄉人們苦難的同情。福克納也是如此，對故鄉的感情是愛恨交織的。一方面他贊揚南方人的勇敢、忠誠和自尊，尤其是對于南方的山水，他是很自豪的，在小說中也多次描寫到南方的山川景物；另一方面，他對南方有一種恨，尤其是在奴隸制和種族主義上，福克納崇尚自由和平等，有著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然而美國南方歷來種族歧視嚴重，他在小說中贊揚黑人的忠誠和勇敢，曾經遭到南方人的仇視、攻擊和嘲笑，說他背叛南方。誰知道正是因為深愛，所以才敢于揭露它的缺點？
莫言和福克納，小說源于故鄉，又超越了故鄉，發展成為一種普遍性的意義。他們通過對自己故鄉生活方式的描寫，傳達了某種帶有普遍性的人類生存狀況，將一般的鄉情描寫轉化為對人的生存的領悟和發現。因為對故鄉有所眷戀，才會有所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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