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本書的自序中，馮友蘭老師簡單明了的概括了這本書——“本書小史耳，研究中國哲學，以為引導可也。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欲知其詳，尚有拙著大《中國哲學史》”。

什么是哲學，要我說就是提高人類精神境界的一門學科，給你做事的意義，甚至在社會里給出制度讓人們有秩序的生活，在沒有完善的法律之前，某些哲學就相當于法律制度。

哲學在中國文化中所占的地位，歷來可以與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舊時，一個人只要受教育，就用哲學發蒙，孩子入學時，首先教他們讀《四書五經》。但是與別的國家相比，中國人是最不關心宗教的，德克.布德教授在書中說道“中國人不以宗教觀念和宗教活動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中國文化的基礎是倫理，特別是儒家倫理”。其中的原因和中國的地理位置和生活方式有關，以農業為重，家族制，詳細的原因在我以后的筆記中會提到。

有些人可能會問，若說中國文化的基礎是倫理，這是否意味著中國人對于高于道德的價值毫無覺解（高于道德的價值舊是超道德的價值，比如愛上帝）？但在馮友蘭看來，這種超道德價值并不限于宗教，對于超乎現世的追求是人類先天的欲望之一，中國人并不例外，他們不關心宗教，是因為他們極其關心哲學。至于馮友蘭所說的哲學，就是對人生有系統反思的思想，每一個人，只要他沒死，他都在人生中。但是對人生有反思思想的人并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統的人就更少。哲學家必須進行哲學化，這就是說他必須有對人生反思的思想，然后有系統地表達出來。馮老師認為哲學化是他的工作，我覺得這是一個厚積薄發的工作，難度系數五顆星。

如果一個人放棄了宗教，并且除了宗教別無獲得更高價值的途徑，馮老師認為應該惋惜他，因為他喪失了更高的價值，只好把自己限于塵世事務，而與精神絕緣。不過幸好還有哲學，通過哲學而熟悉的更高價值要純粹的多，因為后者混雜著想象和迷信，隨著未來科學的進步，馮老師相信宗教及其教條和迷信，必將讓位于科學，可是人對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將由未來的哲學滿足，人不一定應當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是哲學的。馮老師的話讓我覺得他身上是有戰爭時期一個有血性男人的勇敢精神的，他的肯定句用的有氣勢。

中國的哲學是和地理位置有關系的。內陸國家，重視農業，土地是財富的根本基礎，所以貫穿在中國的歷史中，社會、經濟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總是圍繞著土地的利用和分配。“士農工商”是中國社會的四個傳統階級，在中國“士（地主）農”士兩個光榮的職業，一個家庭若能耕讀傳家，那是值得驕傲的。重本（農業）輕末（商業）是舊社會的一個特點。《上農》對這種特點做出了解釋，作者認為從事農業的人樸實，財富復雜，很難搬動，所以即使國家有難他們也不棄家而逃，“商”的心腸壞，詭計多，很自私，財產簡單容易轉運，一旦國家有難他們總是逃往國外。

當然，這種看法只適合當時的中國。對比海洋國家古希臘，就靠商業維持其繁榮，并沒有中國的這種看法。海洋國家的商人要打交道的首先是抽象數字，由此發展了數學和數理推理，所以邏輯性比較好，以前的中國哲學和以前的西方哲學在以前的差異性就在這里——邏輯性，以前的中國，哲學家不是一種職業，哲學家的思想保存下來主要是靠語錄和寫給別人的信件，沒有專業的個人思想著作，對比西方也就顯得模糊不清晰了。

因為中國哲學不清晰富于暗示的特點，對中國的藝術影響特別大。

中國的“農”靠土地為生，世代生活在同一個地方，一家幾代人生活在一起就發展起來了中國的家族制度：君主在國家的權威和父親在家中的權威非常大，儒家學說大部分是論證這種制度合理，或是這種制度的理論說明。而海洋商業國家和大陸農業國不同，他們圍繞著城邦組織其社會，社會組織不獨裁，在同一市民階級，沒有任何道德上的理由認為某個人應當比別人重要。

回到中國哲學中來，按照中國哲學家說，一個人所能成為的最好成就就是圣人，而圣人的最好成就就是個人與宇宙的同一。中國的哲學既不是入世的也不是出世的。（入世是講注重社會中的人倫和世務只講道德價值。而出世是說想要得到最高成就，必須脫離沉羅世網，脫離社會甚至脫離生。），比如內圣外王的人格。儒家“游方之內”顯得比到家入世一些，道家“游方之外”顯得比儒家出世一些。在公元三四世紀有些道家的人試圖使道家更加接近儒家，在十一二世紀也有些儒家的人試圖使儒家更加接近道家。我們把這些道家的人稱為新道家，把這些儒家稱為新儒家，正事這些運動讓中國的哲學既入世又出世。

明朝后期，許多中國學者已經對當時耶教傳教士傳入的數學、天文學深有印象。和佛教傳入中國時一樣，一開始人們接觸到不同的文化，總是傾向于藐視它，拒絕它，并且認為自己是最有文化的。但是后來，特別是十九世紀，隨著歐洲軍事、工業、商業的崛起，中國在滿清統治下政治力量缺相應地衰落，中國這才感覺到基督教的動力作用了。隨之康有為為了對抗西方的沖擊，發起了孔教運動。單純的從哲學的統治來看，康有為的這種做法實在不敢恭維，偽造歷史事實，讓人們崇拜一個因偽造歷史而出來的神，真的挺讓人反感的。戊戌變法后，康有為逃到了海外。

隨著西方對中國的沖擊（甲午中日戰爭后西方對中國的侵略以及教會的傳入），人們開始想要了解西方文化知識。嚴復和王國維是把西方文化傳入中國的重要學者。王國維這個人三十歲就放棄了哲學研究。說是“然為哲學家所不能，為哲學史家則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學之一原因也”。這么看來，研究哲學確實辛苦，無知者苦，知“道”者也苦，圣人苦不苦沒人知道。哎——都不容易啊！

這本書的結尾讓我看了覺得心里忽然敞亮了一點，結尾就一句話，是這么寫的“人必須先說很多話，然后保持沉默”。這句話讓我對維特根斯坦的沉默哲學有了一些覺悟。但這覺悟是什么，我的思路還不明晰，說不出來，估摸著還是知道的少的緣故吧。

儒家和道家是中國思想的兩個主流，但在公元前五世紀到公元三世紀，它們還不過是“百家”中的兩個。后來的歷史學家對“百家”做了試行分類，其中有兩種權威性比較大，一種是司馬談的六家之分——儒家、陰陽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另一種是劉歆的十家之分——儒家、道家、墨家、陰陽家、法家、名家、縱橫家、雜家、小說家、農家。在以后的筆記中我會分別記一下儒家，墨家，道家和中國的佛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