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的下午，坐在陽臺窗下看書。窗外淅瀝的雨已經停了，窗前倒還明亮。深秋的風攜著雨后的涼意顯得有些清冷，只開了一半的窗，透進來的風雖涼卻也清爽。眼見得西邊的天色放亮了，竟有了若隱若現的太陽光。

我窩在懶人椅里，椅邊就是小茶臺。茶臺上的小火爐里正煮著陳皮和白茶，書與茶讓我擁有了一個無比愜意的周日午后。正是“茶也醉人何必酒，書能香我不須花。”

聽到手機鈴聲，我起身走向書桌旁，將看了一半的書平攤著放在小茶臺上。待回來準備再次坐下時，發現吹進來的風正將書頁翻起，回翻了幾頁。不由得想到了一句詩：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

再次坐下來捧起手中的書時，我的思緒卻飛了。不禁在想當年的徐駿，也許正如我此時這般情境，一邊曬著書，一邊品著茶，比我還愜意許多吧。

只是偶然看到了風翻動書頁的景象有感而發罷了，他怎么也不會想到這樣的一句詩，竟然成了他的送命詩。

當年的風一定是清風徐徐，能夠曬書，一定也是晴好天氣，若是如現今常有的霧霾天氣，那樣的風必是濁風，也就避開了清風的字眼。

不過說到底，還是徐駿的政治嗅覺不夠敏銳，既然身為清朝子民，和清有關的文字應一概莫用，豈不妥當。為何不用春風、秋風，或是東風、西風，再不濟輕風也好呀。

更何況徐駿身為顧炎武的甥孫（外甥的兒子），身份本已敏感，用詞遣句還如此不小心，怎能不讓朝廷疑為反臣，定為反詩。

當年的岳飛都可以莫須有的罪名，像徐駿這樣身為明朝遺老、抗清志士顧炎武的后人，對滿清統治又十分不滿，平日里反清的詩句也是隨口而出。

據說他曾經畫了一幅紫牡丹，在畫上題詩說：“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

在一次聚會喝酒時，他見杯底有明代萬歷年號，即吟道:“覆杯又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擱一邊。”

晚上他聽到老鼠咬衣服的聲音，又吟詩說:“毀我衣冠皆鼠輩，搗爾巢穴是明朝。”

這些詩句怎能不被理解為語帶雙關。

更何況，文字之義，引申別解，不勝枚舉，弦外之音，更難定論。

自古文人相輕。當年魯迅的筆鋒之犀利無人能及，與魯迅對壘之人大有人在。

當年的郭沫若在與魯迅筆戰交鋒時也語帶不敬，然而當魯迅逝去，尤其當魯迅被新朝定為無產階級文化戰線的偉大旗手之后，郭沫若很識時務地閉口了。

而紹祖平卻不忘舊年恩怨，仍對魯迅語帶譏諷，這就成了他被口誅筆伐的罪證。只因紹祖平的文章曾刊登在《學衡》雜志上，與魯迅的糾葛也自這篇文章而起，而《學衡》雜志的主編是吳宓，因此在揭批紹祖平的座談會上，吳宓自然被影射為紹祖平背后的主將。

會后，吳宓便決定將他多年的日記付之一炬，只因“日記中可資猜疑旁解，斷章取義，構成文字獄之處多矣。”

吳宓的政治嗅覺很敏銳，他怕清風亂翻書，但終究不忍將自己的文字一朝盡毀，因此在之后的幾年時間里，他將日記做了全面修改，又大費周章地全部更換，重新裝訂，然而依然無法改變他既有的命運。

莫說像徐駿這種本就暗含譏諷之意的詩句，也莫怪吳宓的謹小慎微，即便是原本想歌功頌德，結果被曲解為大逆不道的人也不在少數。

據說，當年有人想稱頌朱元璋“天生圣人，為世作則”，怎么也沒有想到會被朱元璋認定“作則”乃“作賊”之諧音而治以大逆之罪。頌圣文字最悲慘的結局莫過于此了吧。

嗟乎，文字是死的，人是活的，頌揚解為叛逆而橫遭誅戮者，史不絕于書。

而我不過一介草民，在權勢眼中如螻蟻一般。雖然常被朋友告誡要謹言慎行，即便桌上擺放一個“勿言”的小像時刻提醒自己，卻依然管得住口管不住手。

閑暇時喜歡寫幾個字，純屬自娛自樂。一不為賣文，二不為主義。卻不料也每每不知何故而遭遇文字被封，頗為無語。于是也學著吳宓老先生對自己的文字修修改改，以期發布。

也許因為我雖是一名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新朝子民，卻總有一股舊日遺腐之氣，心中感懷時事，憂國憂民，卻又無法寫出頌圣文字的緣故吧。

我既不會擺出一副天朝上國子民的自豪范兒，將比鄰皆視為夷蠻戎狄，也不會卑微出一副奴才樣兒，可以低到塵埃里。于是乎就這樣不上不下成了夾層中人，只好舔著臉以“士”為榜樣，卻又自愧無“士”的才情。

風啊，你何故亂翻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