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靜和椰島曉露相約，一周一次練習，寫下我們的南方和北方的風景、民俗、人或事等。文字不爭高下，相互成全與陪伴寫作最為寶貴。兩人單發，鏈接對方。

《南方·北方》（十）歷史名人：李大釗

李大釗（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樂亭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一次次列強的入侵，加之清朝封建統治的日益腐朽，國家和民族瀕臨危亡的邊緣。列強用大炮轟開中國二十世紀的大門，中國人民在一點點覺醒，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使中國社會出現了曙光初現的變化。李大釗同志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走上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

李大釗從小聰明好學，六歲起入讀鄉村私塾，九歲時手抄《重譯富國策》，十六歲參加科舉考試，1905年科舉停辦后進入永平府中學堂學習了兩年新學。

這時候，李大釗的學名叫李耆年，字壽昌。谷家私塾的單子鰲先生給他起這個名字，是希望他能夠健康長壽。十多年后，他自己改名叫大釗，字守常。釗者刀也，李大釗改名自勉，志在守正篤實、循道致遠，用大刀鏟除一切不平。

離開永平府中學堂后，李大釗“感于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專門學校”。

當時是1907年暑假，天津有北洋軍醫學校、長蘆銀行專修所等學校正在招考，李大釗報考了兩所，均被錄取。幾經權衡后，他決心入讀北洋法政專門學校。

為什么做出這樣的選擇呢？李大釗給出了這樣的答案：“軍醫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銀行專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財致個人之富，亦殊違我素志，故皆決然棄之，而入政法。”

為了進一步尋求救國政理，1913年冬，李大釗東渡日本留學，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

留日的經歷增強了李大釗救亡圖存的緊迫感和責任感。有一次，李大釗去日本的軍事陳列館參觀，看到館內許多從中國掠奪去的戰利品，每一件都標明了來源出處，被日本人夸為國榮。李大釗睹物傷懷，于是在街頭買下了一件木質漆茶盤。中國是茶的故鄉，日本茶道也源自中國，李大釗是要以此物時時警醒自己雖身在異鄉，但要飲茶思源、勿忘國恥。

1916年5月從日本回國后，李大釗在上海參加反袁斗爭，一個多月后到北京，先后參與創辦《晨鐘報》《憲法公言》，擔任《甲寅》日刊編輯并成為主要撰稿人之一。

這時期，27歲的李大釗滿懷斗志。他曾親筆書寫這樣一幅對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原聯是明朝諫臣楊繼盛在獄中題寫的“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李大釗敬仰楊繼盛的忠貞氣節，選取“鐵肩擔道義”作為《晨鐘報》第6號上的警語，并取陸游《文章》一詩中“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妙”字，將“辣手著文章”改為“妙手著文章”。一字之改十分精當，集中體現出李大釗擔人間道義、做道德文章的崇高情操與擔當精神。

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偉大的思想啟蒙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當時的中國，如同李大釗在《此日》一文中所說，“月異歲新，與時俱進”，雖必經一番苦痛，但孕育著新的希望。終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李大釗是中國大地上舉起十月革命旗幟的第一人。他率先在中國介紹、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使得一批中國青年最先覺醒，李大釗正是一代青年的思想領袖和導師。在李大釗的教育和影響下，毛澤東等一批進步青年開始認識和接受馬克思主義。

1918年8月，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擔任助理員。那時任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成為引導毛澤東走向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毛澤東后來回憶：“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1919年12月毛澤東第二次來京后，在李大釗等人幫助下，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以及一些共產主義書籍，并很快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因此稱李大釗為“真正的老師”。

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使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的任務提上日程。1920年初，李大釗與陳獨秀開始醞釀在中國建立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共同商討籌建黨組織的有關事宜，留下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歷史佳話。

關于黨的名稱，起初有著不同的主張。1920年8月下旬，陳獨秀給李大釗、張申府寫信，與他們商量黨的名稱是叫“社會黨”還是“共產黨”。李大釗認為，俄國社會民主黨已經改稱共產黨，其他一些國家原叫社會黨的也已經或者正準備改稱共產黨，因此還是叫共產黨好，也符合共產國際的意思。陳獨秀同意李大釗的意見，這也與毛澤東、蔡和森等人的意見不謀而合。從1920年11月7日后，黨的早期組織開始使用“中國共產黨”這一名稱。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其后接連三次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孫中山決定北上，發表《北上宣言》，倡導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但是，段祺瑞為了鞏固其反動統治，在北京召開善后會議與之對抗。李大釗直接領導了北京的國民會議運動，抵制段祺瑞召開的善后會議，聲援孫中山北上。

1925年3月12日，正值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期間，孫中山因病逝世。國共兩黨聯合在北京舉行追悼活動，李大釗親自為孫中山移靈中央公園抬棺，并敬獻214字長挽聯。這幅挽聯比被譽為“天下第一長聯”的昆明大觀樓聯還多34個字。

上聯是：廣東是現代思潮匯注之區，自明季迄于今茲，漢種孑遺，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類皆孕育萌興于斯鄉；先生挺生其間，砥柱于革命中流，啟后承先，滌新淘舊，揚民族大義，決將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殫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喚起自由獨立之精神，要為人間留正氣。

下聯是：中華為世界列強競爭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經濟侵陵，甚至共管陰謀，爭思奴隸牛馬爾家國；吾黨適丁此會，喪失我建國山斗，云凄海咽，地黯天愁，問繼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億兆有眾，惟工與農，須本三民五權，群策群力，遵依犧牲奮斗諸遺訓，成厥大業慰英靈。

1926年4月18日，段祺瑞頭號擁護者張作霖攻占北京，并且反對北伐，大肆抓捕國共兩黨的革命者。而李大釗，就是張作霖首要抓捕的對象。

當時國民革命軍正在揮師北伐，李大釗的工作也轉入了地下，遷到了東交民巷蘇聯駐華使館西院的舊兵營里。

為了動搖北伐革命軍的軍心，張作霖一邊在加緊戰備，一邊派人勾結外國駐華使團，說服他們允許北洋政府的軍官進入蘇聯使館搜查。

于是，1927年4月6日，臭名昭著的“四六”大抓捕開始了，東交民巷先后涌入了300多名軍警，對李大釗等革命者進行逮捕。

危險近在眼前，好在李大釗藏身的舊兵營地形復雜，不熟悉地形的人很難找到，完全有機會悄悄逃走。

但偏偏在這個時候，負責李大釗和外面工作聯系的李渤海被抓到了，隨后他還將李大釗等人供了出來，并且交代了舊兵營的布局。

所以，當一大批便衣軍警闖入時，李大釗和妻兒，以及國共兩黨北方領導機關的六十多名同志全部被捕。

當時他的身上有一把手槍，可他卻從容站定，對嚴陣以待的軍警說：“我就是李守常”。

張作霖得知消息后異常興奮，為了彰顯北洋政府所謂的正義，他以“鼓吹暴動、通敵叛國”等罪名大肆報道李大釗等人的“罪行”。李大釗除了是革命領導人，他還是北大教授，在教育界有很大的影響。加上革命早期，他時常去北京各大工廠宣傳馬列主義，在工人群眾里很有威望。

因此消息傳出后，北京各界轟動，想盡各種辦法營救他。但最終都沒能取得進展。

入獄后，為了讓李大釗“認罪”，軍閥對他進行了嚴刑逼供。面對拷問，李大釗面不改色，一概說不知道。

而且為了最大限度的保護共產黨，他利用張作霖與國民黨之間不清不楚的關系，大談自己也是國民黨員，并且是國民黨北方地區負責人。

從頭到尾，都沒有談及自己是共產黨人。這并不是因為他對自己的身份不認同，而是他在絕境下，為了最大限度保護黨組織機密的靈活做法。

而且在敵人讓他寫的供詞中，他也始終沒有出賣黨，也沒有說過一句損害黨的榮譽的話。

然而，即使多方周旋營救，他自己靈活斗爭，也無法讓喪盡天良的軍閥放了他，還將他送上了絞刑架。1927年4月23日，在北京各界的呼吁下，北洋政府迫于壓力，不敢私自處決李大釗，而是將他送上了軍事法庭會審。

但法庭卻突然開庭，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草草審理了此案，最終判了李大釗絞刑。為了延緩李大釗的痛苦，敵人讓他在絞刑架上整整待了四十分鐘，令人震怒。

1927年4月28日，他與其余二十多名同志一起，被判了絞刑，立即執行。

新中國成立后的1951年至1955年，在當時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的堅持下，當年殘忍殺害李大釗同志的幾名罪大惡極的首犯均被繩之以法。

歷史不會忘記，人民不會忘記，英雄的鮮血將永載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