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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早期，都是經常遷都的，這種遷都，往往都是以一種「大都耦國」的形式發生的，尤其是商代，所謂的兄終弟及。
其實，是一王朝內的改朝換代，就是一個封弟的封地替代前一個國都。
當然，到了周代呢，因為搞的是嫡長子宗法制和分封制的混合，這二者就會發生一個動蕩的后果。
就是封臣庶孽替代嫡長的局面，所謂的曲沃滅翼等局面。
但是這本身就是一個現實的政治經濟的發展的結果：因為在早期的生態條件下，以及生產水平下，一個中心的生態承受力，是無法承受快速發展的一個中心區的人口和經濟的。
加之以是分封制，所以必然的結果，就是會出現由于生態承載力的空間而導致的中心轉移。
《左傳》的那個「大都耦國」思想，是人為地限制第二中心的出現，強調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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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客觀地說，之所以搞分封制，除了是行政管理能力做不到，生產能力支撐不了那樣的一個上層建筑，也是為了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里，就是多個中心備份候選。
一個長久的王朝，甚至不僅僅要考慮一個區域內的生態承受力，還要考慮整個大的歷史時期的氣候變遷，與氣候帶推移同步的農業帶的遷移。
所以，像是周這樣的王朝，也會有遷到洛邑的東周，而這個洛邑，是周公作為接受諸侯朝見的宗周來建的，一開始就是第二中心。
周有兩個中心，一個是成周，就是鎬京；一個是宗周，就是洛邑。
周遷到洛邑，才把成周之地委于秦，秦人取之即為秦地。
到了五百多年之后，秦人強大后東收周室，其實是這一波歷史周期完成。
秦以后，主要是以郡縣制的行政建制，這個時候生產能力可以支撐這樣的一個上層系統了。
但漢的長安城，也僅僅支撐了二百年。
此后北方國家，都是在長安洛陽，以及洛陽周圍的許、鄴等地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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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隋代周，隋人放棄在龍首山以北的漢長安城，改在龍首山以南新建都城。
當時叫大興，后人還是叫長安。
楊堅仍然在山河以東建立很多行臺，由諸子充任，有一種不分封的分封的形態，楊廣初年還打了一仗。
但楊廣也建立了東都作為第二中心，還把江都作為第三中心。
楊廣是以長安統原來北周的區域，以東都統原北齊區域，以江都統南朝區域。
楊廣基本上設立了不止三套中央政府班子。
這樣不同的舊王朝區域的地方系統，就可以就近到各自的中心去進行述職等工作。而這也是楊廣要各處巡行的原因。
在某個層面上，我們可以認為楊廣的隋朝是一個以楊廣為共主的三個中心政府。
楊廣通過三個政府互相制衡。
然后楊廣自身還帶著一個更為強大的巡行政府。
楊廣在每個政府那里都安置了一個孫子，作為一旦有變時可以順位繼承的新的皇帝。
而這也是楊廣在江都被殺后，李淵會以關隴貴族統治長安，王世充會統治東都的原因。
因為楊廣是在江都被殺的，所以江都的安排被沖淡了，楊廣隨行的關隴軍把楊廣在江都的安置都殺掠一空。
這個時候另一件事，就是大運河的修建。
大運河在一定的程度上來說，保證了在以長安為都的背景下，可以調集全國的物力，包括江南的物力來支撐以長安為中心的上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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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與楊廣有相似處，所以武則天也跑洛陽去了，改東都為神都，直到她晚年準備交權回李家，她才回到長安。
到了中晚唐，隨著阿拉伯哈里發國家、吐蕃和回鶻對絲綢之路的阻斷，南方的經濟作用開始超越北方，長安的唐朝的存滅，其實都取決于南方的貢賦。
安史叛軍雖然兩次取得東都洛陽，但都只能以慘敗告終，根本上都取決于江南未肯納貢。
相反，在叛軍控制洛陽的時候，貢賦會繞道漢水，迂回供應到四川以及長安。
在后期的藩鎮割據中，河朔三鎮時叛時降，卻不能真正威脅唐朝生存，也是為此。
唐朝后期經歷多次高層動亂，包括被吐蕃兩度打進長安，以及涇原之亂等等，每次另立中央者，都失敗在于沒能取得諸鎮的貢賦。
而唐天子多次逃往奉天，但仍然能夠在奉天得到各地的貢賦，能夠支持其中央機構的運作，哪怕有的時候會維持得很艱難，朝不保夕。
也因此，每次唐天子一旦面臨風險就逃往四川，因為可以收得本地的資源，也可以收得貢賦。當然在四川收貢賦是象征性的，最關鍵是這些貢賦不會給了敵人。
從安史之亂開始，唐代的幾個重要的財賦官員曾幾次對漕運通道進行過提效，并且創造了幾條備案。
唐朝末年，黃巢所以可以一路攻打進長安，是因為黃巢是從淮南帶著貢賦進京的，而唐朝的防兵都已絕糧。
當黃巢進京之后，唐僖宗到了四川，這個時候，黃巢就把自己放進了絕地，而唐僖宗反而不用愁后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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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巢之后，運河沿線的藩鎮都有離心傾向，而貢賦運輸線以外的區域，都陷入了生存困境，所以會出現蔡亂。
然后因為對貢賦存余的爭奪，發生了淮南之亂。
唐朝想用朱溫即朱全忠來收拾運河生命線，任命為宣武節度使。
但朱全忠平定蔡亂之后，朱全忠就坐大了。
后梁滅唐，本質上就是對貢賦的截流。
朱全忠劫遷天子到洛陽的時候，應該并沒有想過要篡唐，大概只是想把中央機構遷到東邊，可以減少不少朝貢的負擔。
只是這個行為沒有退路了。
朱全忠與其西其北軍閥的矛盾，從根本上，就是截流了財政資源后，這些地區的財政補貼就沒有了。
所以這些藩鎮都表現得忠于唐朝，其實是想至少恢復在唐朝下的財政保障。
但是東南藩鎮對后梁篡唐都表現得無可無不可，是因為這樣可以減輕財政上繳額度。
據說在晚唐，發生一次河流改道，因為這次改道，汴州，即大梁，成為新的運河水路的中心，洛陽地位隨之降落。
而這是從后梁后晉后漢后周到北宋，都以開封為都城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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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之所以失去幽州，又沒能阻止定難軍發展為西夏，根本的原因就是宋人想減輕財政負擔，而對于遼夏而言，需要用武力脅迫來強制宋人以歲幣的方式進行財政支持。
遼人曾經在947年打進后晉，然后直接統治，一場打草谷，打得飯都沒得吃，只好跑路。
所以1003年，蕭太后兵臨黃河到達澶州，最后與宋人媾和，就是對于遼人來說，真打下來，沒法子管理，還不如讓一個有效率的政府每年給自己交保護費保險。
也是因為這條運河，到了元人統治的時候，把運河取了個直，走了山東道。
所以從這時候開始，原來都是山東盜賊四起，變成了河南赤地。
到了明朝，就有了南京北京兩個中心，兩套班子。
這也是為什么李自成一進順天府，應天府那里福王就稱帝了的原因。
一整套班子在那里，至于有沒有用，是那個班子的人員問題，但是班子是滿員的。
事實上到了明清，基本上就是南直隸養北直隸。
所以太平天國占了江寧，改稱天京，對應的就是北京城里成堆地人餓死。
借著荊揚之爭的舊怨，湘淮軍平定了江寧，結果，就是湘軍控制了清朝的命脈。所以慈禧才要安插馬心貽，才出了刺馬案；然后慈禧反擊，才搞出了楊乃武與小白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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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以南經濟系統，是江湖，就是長江及其支系水路，然后通過運河與北方中心相連接，所以江北是鎮江，江南是江寧。
但是由于對外開埠，原來松江府的上海在對海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加之英國人的海權的路子，通過海陸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所以上海逐步取代了南京。
所以到了新中國，幾個重要的中心城市，北上廣深。
深圳是因為靠香港，是口岸作用，廣州是珠江口。
廣深之間的關系接近于南京與上海，但由于運河的停滯廢棄，南京無復當年的作用。
現在鐵路成為新的重心。
所以廣深其實是一個中心的不同作用下的二分。
由于中國高鐵的快速建設，中國正在發生新的地緣變化。
所謂的環渤海經濟帶，所以發展不起來，關鍵是沒有一個系統的主干，這要等環渤海高鐵建成。
但中國還在籌建延海和延邊兩條高鐵線路。這到底會帶來怎樣的地緣改變，實在還不好武斷地估量。
大勢如此，其實誰都很難改變，就像誰都不可能改變高鐵的高速發展。
而這個格局的改變，大概是會對一切舊有的既得利益。
在這樣的巨變面前，總有人撈得，也總有人會陷里面出不來，因為房地產不像股市，不是可以快進快出的地兒。
雄安是否能成為副首都，其實不重要，但中國正在選擇新的中心城市，這是很顯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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