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參加了新世相·圖書館計劃，讀了4本書，其中有一本是《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這本書中的部分內容剛好跟我工作中的部分內容互相印證，就想以“城市的生與死”為主題寫一篇感想，拖了半個多月之后我又認為更好的思路是結合人在城市中的遷徙來下筆。
城市的生與死
城市有其性格和壽命。
我喜歡大城市，離開學校參加工作的前七年逛遍了國內的大型城市。在我眼里，北京和上海是30到40歲之間的中青年，性格中有包容的一面也有市井的一面，經過磨礪后溫潤圓滑；深圳和廣州是20多歲的青年，有著熱血奮發的激情；成都是接近二十歲的年輕姑娘，對世界充滿好奇，總想嘗試新東西又不太愿意吃苦。
Linda很喜歡臺灣，幾年前曾單獨去臺灣游玩，前幾個月我們帶著秣秣去了一趟臺灣，那是我第一次踏上臺灣的土地。我的整體觀感是這個島在老去，在我見到它的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一個接近60歲的人，尚能健步行走，但已見力衰。
我們的行程是從臺北至花蓮，是Linda前幾年沒有走的那一段。
我習慣到一個地方先觀察當地的商業氛圍，臺北的商業氛圍明顯感覺到在冷卻，我們去了幾家有名的shopping mall，普遍人流稀疏。市中心的藝術中心、創意市集也是同樣的景象。
花蓮更加明顯，前些年火爆的兩個夜市現在已經合并為一個，本應最熱鬧的時段，夜市街上人煙寥寥。我們觀看了“十鼓擊樂團”的一場演出，我認為是非常優秀的鼓術演出，但現場觀眾僅有十余人。樂團的團員們在訓練演出之余要靠售買飲料補貼運營成本。
今年下半年計劃全家去一趟日本，主要目的地是京都。斷斷續續做了一些功課，雖然還沒有過去，已經獲得了基本的觀感：日本整個國家就是一個年近70歲的老人，面臨衰亡的前景讓人絕望。
城市規劃對城市壽命的影響
簡·雅各布在1961年寫成《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這本書時，人口老齡化的端倪尚未出現，她這本書的核心內容是“城市應該如何規劃”，我閱讀她這本書時的核心體會是“城市規劃的功能多樣性”。
這本書中花很多篇幅提到“波士頓北端”和“紐約曼哈頓南部”，后來作者對曼哈頓南部提出的規劃設想被當局采納實施，但波士頓的變化是我不清楚的。曾經有一個生活在波士頓的人提過：“你沒有去過波士頓？那你一定要去，那里是美國最棒的城市！”我對波士頓的印象只停留在Harvard、MIT、BU、NEU這幾所頂尖高校和獨角獸（波馬），不過本地居民的觀感證明了后來波士頓的城市規劃是成功的。
美國也有“死亡”的城市，例如底特律市的破產，2011年的一部紀錄片《城市化》（Urbanized）中提到了底特律市本地居民的生活重建，但那已是在城市的尸體上從頭開始。底特律市的破產是城市產業單一化的惡果，也是城市規劃失敗的案例。
前幾天跟北京總部的同事聊天，提到北京世貿天階的沒落，成都市中心項目摩爾百貨今年初正式停業，以及諸多類似項目的衰落，其實都有著“功能單一化”的原因。
這功能單一化不單指項目本身內部業態的單一，還包括客流量的組成。現在商業地產領域普遍傾向于建設運營有寫字樓、住宅、酒店及綜合商業的綜合體項目，避免商業項目人流集中在某一個時間段內。
城市的規劃是對人的居住環境的規劃，簡·雅各布認為這其中的重點在于滿足人的需求，而不是“美“。在城市規劃中更應該注重每個街區功能的多樣性，而不是將城市認為劃分為不同的“功能區”。
在實際的商業運營中，多樣性的街區更能支撐客單價低但品質優的商戶存活，而傳統市中心商業體的弊端慢慢顯現。在傳統零售業受網絡購物沖擊的時候，業主傾向于對體驗類商戶進行招商，但是客流量高峰期短的致命缺點，讓營業額的“天花板”降低，而高租金又提高了成本的“地板”。上下兩端擠壓，使諸多商戶寧可避開市中心，進駐有大量住宅及辦公人群的綜合類社區商業體。
人的遷徙
今早東北的表姐給我發消息，問北京望京附近的房子租金多少錢，原來是她的一個朋友的孩子大學畢業后找了份北京的工作，一心要到北京打拼。那是個單親家庭，之前是母親一個人辛苦賺錢養家，家里沒什么積蓄，母親擔心孩子受苦，又擔心“以后去哪找錢給孩子在北京買房子？”母親苦勸孩子留在黑河不果，只好答應。她想讓孩子自己在公司附近租個單間住，還要跟著去北京照顧一段時間。
我當時想說：“這當媽的是腦子被驢踢了吧？”這話當然不能直說，只能讓表姐勸勸那個朋友：“孩子成年了，就讓孩子自己想辦法養活自己吧！再說孩子既然做決定要到北京打拼，也知道家里的情況，那就是做好吃苦的準備了。到北京是個好決定，至于買不買房子，我還真不覺得這是什么問題，我認識的人里面買的起房子但是不買的大有人在。”
我2007年到北京工作，跟大學同學在牡丹園的一個老塔樓里面合租一個兩居室改建成三居室中的一間，總面積8平方米，住了兩年。這么看似乎有些心酸，但其實沒那么不堪，對于單身的人來說，離工作地點近、有網絡、有空調暖氣、有一張床的宿舍遠比離工作地點原的大房子有價值。
每次北上廣深房價上漲時就出現“逃離北上廣”的呼聲，誰真的逃了？即使真有人走了，那確實也就是逃兵，自己心中知道自己“敗了”。
2013年時Bloomberg曾做了一個圖標對比2030年中國的人口結構和2013年日本的人口結構，如下圖：
而日本的情況是怎樣的？2013年11月，65歲以上日本國民人數占總人口百分比首次超過25%，而且老齡化在持續加速。
在人口老齡化形勢嚴峻的前提下，大城市就像抽水泵，吸走了所有小城市的精血，也就是年輕人。北京和上海又是所有大城市中功率最高的抽水泵，這一代人離開北京上海返回家鄉，也許自己尚能安穩終老，那自己的孩子呢？讓自己的孩子重走自己高考、學校畢業作為第一代移民到北京上海從頭拼起的老路？還是讓自己的孩子生活在只有老年人沒有年輕人的家鄉？
2012年我岳父母去北京暫住時，僅僅同一個縣城在北京孩子家暫住的朋友們就湊了兩桌酒席。當我回到家鄉，見到留在家鄉的同學，發現已經無話可說，那是野獸與家畜的區別。
我的祖籍在山東一個土地貧瘠的村莊，那里有一些奇怪的習俗，村里人會把自己的孩子跟親戚的孩子換著養。我的表哥喊我的姑姑（他的母親）叫“嬸嬸”，因為他生下來就被送到伯伯家養大，直到上小學才知道自己喊“嬸嬸”的人才是親生母親，但是已經改不回口了。
我小時候曾經問過大人們這個習俗為什么存在，沒有人知道或者愿意說出來。后來我自己想明白了，換著養孩子有一個好處：不用眼睜睜看著自己孩子挨餓，孩子死了也不會撕心裂肺地疼，這個道理跟“易子而食”是一樣的。
我小時候只知道父親有一個姐姐，后來才知道其實我還有一個大伯，小的時候拉痢疾脫水夭折。我奶奶說過父親從小身體好，從來沒得過病，母親有一次跟我說：“幸虧你爸小時候身體好，要不然在你老家那種地方活不下來。”
母親家所在的村子要富裕一些，但也是吃不飽飯的，村子里組織人闖關東時家里最大的兩個姐姐上了車去東北淘金，后來定居黑河。
我的父親母親長大后參加高考、上大學、分配到一個縣級市工作，又后來調換工作到一個離地級市比較近的縣城，以縣城為跳板最終在地級市定居，再后來我高考到天津，畢業后留在北京。
我在成長的過程中認真看過鄉村、小城鎮、小縣城、三線城市、二線城市、一線城市的樣子，深深體會到大城市中的協作體系對于個人發展的重大推動作用。有時感到命運的強大，從遠古至今的血脈是多少代人掙命才延續下來，這其中的每一代人都用自己認為最好的選擇為下一代打下基礎，而自己在看到向前向上的道路之后，又怎能回頭？
未來世界會變成什么樣子？人工智能從重復性瑣事中極大地解放人的時間、精力，生存資源的極大豐富反而帶來嚴重的兩極分化。按照羅振宇的說法，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會活的像蛆一樣，被養的白白胖胖的，什么都不做，每天躺在床上抱著電腦消磨時間。
我們一直生活在叢林中，努力給自己和家人爭一個方便捕獵的好位置吧。
胡適引用易卜生的話說：世界是一艘下沉的船，最要緊的是先救出自己，將自己先塑造成一塊材料。
【擴展閱讀資料】
簡·雅各布斯 《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
美國紀錄片《城市化》（Urbanized）
臺灣紀錄片《城市的遠見》
《人文經濟講座：人口與創新》觀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