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桐城歷來是出文人、名宦的地方，這在明清之際尤盛。就仕途來說，清代張廷玉可謂登峰造極。他為官五十多年，深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倚重，最后成為清代配享太廟的唯一漢臣。
是什么讓他走得如此高遠？和他的成長經歷、人品素養有無關聯？且看本文為您揭曉。
成長之路：努力勤春耕
張廷玉出生在京城，這天是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重陽節。父親張英剛任翰林院編修，長兄廷瓚鄉試未中，正在加倍刻苦攻讀。家中書香縈回，日子雖清苦卻充實。
教育是桐城世家的頭等大事。各家既是鄉鄰，又常互為姻親，一時才俊結集，砥礪學問，堪稱盛況。張家待人寬厚，又家學淵深，大家自是心向往之，赴京科考交游，常寄居張家。
這其中，就有張廷玉的兩位表兄，成了他的啟蒙老師。一位叫劉輝祖，是明末狀元劉若宰的孫子，后來在江南鄉試中一舉奪魁。另一位叫倪渾，是明朝處州知府倪祚善的孫子，學問淹通，但屢試不中，后來耕讀自娛。
廷玉天資聰穎，加上優良的教育，進步很快，十歲就能通讀《尚書》《毛詩》。張英退朝回家，最喜溫一壺香茶，喊廷玉到跟前，給他背誦詩經中的《豳風》《無逸》等篇章。張英高興地寫道：“已通典誥兼風雅，遠勝而翁十歲時”，看來此子要勝過自己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廷玉隨父親在家鄉龍眠山游玩，一邊欣賞美景，一邊才思泉涌、佳作不斷，引得張英稱贊：“喜看玉兒剛十二，也能捉筆詠寒蓉”。
父親回朝后，廷玉留在桐城讀書。他深知開卷有益，對友人姚士陛說的“掩書微笑破疑團”，大為贊賞，覺得解疑釋惑才是讀書樂境。他在披閱書籍時，看到賞心悅目的文章，就抄錄下來，久而久之，形成了厚厚的《隨手錄》。
他讀書并不盲從，而是善于辨析。比如讀到《五柳先生傳》時，他認為并非陶淵明手筆，而是后人代作。因為文中“不慕榮利”“不汲汲于富貴”等詞，太過于刻意，真正曠達隱逸之士，反而不會說這些自夸的話。
書本之外，他也留意思考社會問題。古代社會，婦女地位低下，丈夫可以憑著“七出之條”中的任何一條，和妻子離婚，其中包括“惡疾”“無子”。廷玉就覺得很不合理，認為生病、不育已是不幸了，并非失德，作為丈夫又怎能忍心拋棄妻子呢！
京城中的父兄也很關注廷玉的成長。張英叮囑廷玉：“惟期孝友承家好，須解謙和涉世難”“江鄉遠隔重牽情，愛爾惟期寶令名”，希望廷玉珍愛名節，秉承謙和禮讓的門風。大哥張廷瓚寄詩：“寄語阿二好自愛，努力膏火勤春耕”，希望二弟趁年輕勤學習，日后能繼往開來。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春，在飽嘗科舉艱辛后，廷玉考中進士，并被康熙選為庶吉士，進入翰林院學習。這一年，他二十九歲。
寬嚴相濟：不負康熙之望
入京沒兩年，父親就急流勇退，休致回鄉。他給廷瓚、廷玉留下叮囑：“惟期汝兄弟恪恭勤慎，竭蹶盡瘁”，要兄弟倆懷著恭敬之心，為國盡力。
和父兄一樣，廷玉是滿文庶吉士。他每日鉆研，廢寢忘食，滿文水平大大超過他人。三年期滿，廷玉在散館考試中拿到一等第一的好名次，授職檢討，連康熙都稱贊是張英“為翰林掌院多年，善于教習”之故，真可謂家學相承。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張廷玉奉旨入值南書房，任日講起居注官，從此在內廷晨入夜出，異常辛苦。康熙曾對近臣說：“張廷玉學問素優，在內廷供奉年久，其勤勞數倍于外廷翰林。”后來，他在禮、刑、吏部擔任侍郎時，還一直兼著內閣批本，可以說工作能力很強。
說起張廷玉的“嚴”，可真是不講情面、不怒自威。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張廷玉任會試考官。有個同僚深夜拜訪，欲語還休之間，隱含舞弊之意。張廷玉心知肚明，當著同僚的面，鋪開白紙，不動聲色地提起筆，寫了首《對月詩》：“暗室無欺古所難，四知常凜寸心安。簾前月色明如晝，莫作人間暮夜看。”
那人一看，立刻明白了。詩的大意是說雖然夜已深，但明月卻將人間善惡照得清亮著呢！這是告誡自己為官不能暗室欺心，于是只得懷慚而退。會試放榜后，不管中沒中榜，考生們都稱贊張廷玉潔己奉公，大臣們中也傳頌一時。
康熙六十年（1721年），因為吏治松弛，康熙屢加訓斥，特意將小心謹慎的張廷玉提拔為吏部左侍郎，希望他有所作為。張廷玉到任后，就痛下決心，立即整頓不正之風。
吏部有一胥吏長期舞弄文法，構陷官員，大家都敬之畏之，呼為“老虎”。張廷玉立即將其拿下，予以嚴懲。面對來說情的大小官員，他也毫不客氣，義正詞嚴，被人稱為“伏虎侍郎”。
又有一天，司官送來文件，不滿地說：“這里‘元氏縣’錯寫成‘先民縣’，應當追究府縣責任。”張廷玉拿著一看，笑著說：“如果‘先民’寫成‘元氏’，是地方錯誤。現在‘元氏’寫成‘先民’，定是書吏略添筆畫，以勒索錢財！”司官恍然大悟，查明真相后，就將書吏趕回了老家。
張廷玉的“寬”，在于他心系蒼生，有好生之德。
他任刑部侍郎時，赴山東查處兩千人劫案。當時普遍認為是反叛朝廷的大案，但張廷玉晝夜檢閱卷案，認定是盜案，而非叛案。
看到大家頗為不解，張廷玉說：“口供里的義勇王、飛腿將軍，不過是市井混名，不足深究！”經過審訊，除解送百余人外，未再查捕一人。一些官員替張廷玉捏把汗，擔心這放歸的數千人仍滋事生擾。張廷玉則說：“如果為避免隱患，就濫殺無辜、草菅民命，這實非刑律本意。”
他回京后，山東盜伙也果如所料，自行解散，未再生事了。
其實，張廷玉寬嚴相濟的背后，是顆澄澈如鏡的公心。康熙御賜廷玉“澄懷”二字，正是此意。
勤慎仁愛：做雍正的摯友
古時所謂“君臣一體”，是指皇帝和大臣相互信任，在多年圖治中積累了深厚情誼，密切協作，如同一個整體。在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并不多見，像劉備和諸葛亮、唐太宗和魏征等，才算得上。
而雍正和張廷玉也是典型的一對。從雍正即位起，他們就朝夕相處，共同處理國計、民生、軍務等各種復雜問題。為君者明察秋毫、運籌帷幄，為臣者夜以繼日、盡忠報國。這里有三個關鍵詞，可以了解他倆的關系。
第一個關鍵詞是：“器重”。
雍正還是皇子時，有次因公事認識了張廷玉，見其氣度端重，奏報工作清晰詳盡，非常賞識，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心甚器重之”。等到雍正繼位后，政權交接，事務繁雜，便命吏部侍郎張廷玉兼學士銜，到內廷起草諭旨等工作。張廷玉每日入內，耳聽雍正口授大意，手中便落筆起草，諭旨寫得又快又好。雍正十分滿意，稱其“居心忠赤，辦事敬誠”。
繼位一個月多后，雍正便將張廷玉升為禮部尚書。當時需要舉行康熙和仁壽皇太后的喪儀、加徽號、祭祀等一系列典禮，可謂國之大典，馬虎不得。雍正親自叮囑張廷玉：“正當大禮舉行之時，朕再四考慮，非你不能勝任。”
張廷玉憑著多年學識和經驗的積累，在內外趨走、應承文稿的同時，還殫心竭慮，博考典章，把典禮辦得妥帖周全，毫無差錯，果然不負雍正的厚望。
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張廷玉轉戶部尚書。上任不久，他就對多年棘手的江西、浙江等省棚民問題，詳加分析，提出建議。他認為，棚民只是墾山種麻的流徙失業者，并非不法分子。作為朝廷，一方面要挑選精干的地方官，平時安撫有方，遇事懲戒有法，另一方面編造戶冊，將有技勇或讀書向學的棚民收錄使用，從而不敢或不愿為非作歹。經過廣泛商議，朝廷制定了安輯棚民的條例，推行以后，棚民得以安居樂業，不再為亂地方。張廷玉這份建言影響深遠，也被收錄進《皇清名臣奏議》。
張廷玉還受命擔任雍正元年恩科的順天鄉試、會試大主考和殿試讀卷官，以及雍正二年正科的會試大主考、殿試讀卷官。衡文掄才，原本就是桐城張家的世職。張廷玉誠惶誠恐，不敢懈怠，以免落個不忠不孝的惡名。他在闈中細心搜閱，盡拔佳文，深孚眾望。雍正對選文也大加贊賞，認為達到了自己振興文教、倡賢育才之意。除此外，張廷玉還擔任《明史》《圣祖實錄》《大清會典》《治河方略》等總裁官。
雍正四年（1726年），張廷玉升任文淵閣大學士，仍管戶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務。雍正贈詩：“還期作霖雨，為國沛殊恩。”
國恩之隆，與職責之重，相隨而至。
第二個關鍵詞是：“股肱”。股肱，是指足和手，意喻輔佐的重臣。
雍正五年（1727年），張廷玉曾患病數日。雍正對近侍說：“朕連日臂痛，你們知道嗎？”近侍們吃驚不小，趕緊詢問。雍正回答：“大學士張廷玉患病，難道不是朕臂痛嗎？”
張廷玉此時已被雍正視為左右手，并于該年晉升文華殿大學士。到了年底，雍正又賜張廷玉典鋪一所、本銀三萬五千兩，特意囑咐說：“你父親一生廉潔，沒有多少遺產。你現在身兼數職，夙夜在公。賜給你這些，只是希望你從容開支，盡心于公務，不必推辭了。”
張廷玉身在高位，更不敢懈怠。當時，蒙古的準噶爾部占據西北疆域，經常騷擾邊地安寧。為密辦軍需，張廷玉奉命創設軍機處，規范職官和奏折制度，事務繁重時，甚至要從清晨忙到深夜。
軍機處能夠高效處置軍情，機密調配物資，以至于岳鐘琪大勝準噶爾部，各省卻不知有出師運餉之事，這其中就包含了張廷玉的智慧心血。從此以后，軍機處就成為清朝的權力中樞。
雍正六年（1728年），張廷玉晉升保和殿大學士。數月后，他的肩上又多了兼管吏部事務的擔子。雍正說：“吏部考選官員，必得公正無私。想了很久，實在沒有第二個深信的大臣能擔此任。”
雍正還先后御書“調梅良弼”“贊猷碩輔”匾額贈給張廷玉，意喻輔助治國的賢良大臣。
君臣之間的這份信任，在雍正的傳位密旨上最能體現。雍正在去世前數年就寫好了密旨，要傳位給皇四子弘歷。這可是關系政權交接的大事，極重要機要，雍正只透露給了張廷玉一人！
第三個關鍵詞是：“契友”，即情投意合的好友。
多年的朝夕相處，令張廷玉深知雍正治國理政的良苦用心，經常能審時度勢，提出合理建議，被雍正采納。
比如雍正十年（1732年），山東省有不少士紳欠糧，眾臣都要求加以懲戒。而張廷玉則進言：“山東連年荒歉，情有可原，能否寬限一年？等明年還不完糧，再來議處，以昭示法外之恩。”雍正便降旨寬限三年，使得一千多名讀書人得以寬免，對于安穩人心、維護文教，起到很大作用。
再比如，雍正十二年（1734年），因為西北用兵數年，將士勞苦，雍正特召將軍、王公、文武大臣商議：是增加兵力以早結軍務，還是遣使宣喻，曉以利害，促其醒悟？
當時，主戰者居多，要求徹底殲敵。張廷玉在分析準噶爾部人心渙散的基礎上，建議以愛養生靈、罷兵息民為重，給以自新之路。雍正帝考慮數日，最終不忍勞軍遠征，聽從張廷玉奏言，遣使宣諭，令畫清邊界、彼此相安。
雍正十一年（1733年），張廷玉回桐城祭父，與雍正分別數月，先后七次寫折奏報沿途民生、農業情況，并請求賑濟窮民。雍正一一用心批復，還一改封建君主高高在上的姿態，溫情地在批復中說與張廷玉“義固君臣，情同契友”，“未免每每思念，然于本分說話，又何嘗暫離寸步也。”
我們不難理解，這對君臣兼好友，在治國之志、愛民之心上，是如此接近。也正是這份恒心決心，造就了聯接康乾盛世的堅固橋梁。
求實求退：再扶乾隆一程
張廷玉受雍正之命，曾擔任乾隆的老師。那時，乾隆還是十二歲的皇四子。張廷玉精心講授經文要義，甚至有段時間，每天陪著皇四子，上午辦理公務，下午講讀直到傍晚。
這對師生也頗為相得。幾年下來，皇四子將諸多習作匯編為《樂善堂集》。張廷玉大加贊賞，在序言里贊揚他學習勤苦、不避寒暑，“筆力雄俊健捷”，闡明了“圣賢之精蘊”，同時又告誡他“非言之艱，行之維艱”，寄望皇四子能夠身體力行、進德修業，不要僅停留在文詞上。張廷玉回鄉祭父，皇四子也專門寫了篇《送桐城張先生暫假歸里》，稱老師“在一鄉則一鄉受其惠”，在宰輔之位則“天下受其惠”，推崇之意溢于言表。
隨著雍正的溘然長逝，張廷玉成了顧命大臣，挑起了輔佐年輕皇帝的重任。他以六十多歲的年紀，每天處理大量公務，錢糧、吏治、民政、典禮、科考、修史等國事，無一不深思熟慮、盡心盡力。
此時的乾隆，可謂血氣方剛，經過幾年熟悉朝政后，就想做些革新的舉措。而此時的張廷玉日見老邁持重，在乾隆看來，只是一個老實人，過于保守了。加上乾隆六年（1741年），左都御史劉統勛提出張廷玉親族居官人多，應予裁抑，張廷玉不得不盡量避嫌，更加如履薄冰。但對于國計民生的大事，張廷玉卻不能含糊，哪怕不得新皇帝歡心，哪怕遭到朝中新派官員的排擠。
當時，一些官員迎合乾隆，常提出看似新穎卻無法施行的主張。乾隆七年（1742年），刑部侍郎盛安奏請限田。張廷玉心知其弊多利少，趕緊上奏《罷限田議》，并在朝堂上據理力爭。
他指出，限田之議理論上能均貧富、保證家給人足，但實際卻會帶給百姓諸多危害，是“應行而實不可行之事”。他說：“田如何精準劃分好壞？以多少田為限？各地風土互異、貧富不一，非清查不知。如果查，就會騷擾百姓，胥吏也會乘機訛詐，改戶移名、互相告發的事情會越來越多。”
廷議后，乾隆仍在淮安府試行限田，直至一年后真如張廷玉所說，因“名雖正而難行”，不得不取消。張廷玉的眼光與氣節，由此可見一斑。
高位退休是難事。與別人貪位戀職不同的是，張廷玉多次主動要求解職，希望讓位給年輕的賢能之士。他在《澄懷園語》中寫道：自己平生遵守父母教誨，存知足之心，沒想到中年官階榮顯，“高出云表”，深夜思之，真是汗流浹背。
在他的請求下，先后解除了戶部、吏部等兼職。但乾隆偏不讓這位年屆八旬的老師退休，覺得他雖不討喜，卻應該像“鼎彝古器”般，擺設朝中，鞠躬盡瘁。張廷玉不禁慨嘆：“一生擾攘伊誰惜”。
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冬，張廷玉久病不愈，真的難以再參與政務了。乾隆才準許他退休回鄉。
乾隆二十年（1755年）農歷三月二十日，操勞一生的張廷玉病逝于安徽桐城。兩百多年后，他和父親張英的美德故事仍在流傳。
（本文選自騰訊儒學獨家原創稿件，作者盧赟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