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迷失東京》:小概率“浪漫事件”

語言作為藩籬,曾經(jīng)一度隔絕著人們的彼此交流的可能性。


《圣經(jīng)》中曾記載:我們下去,在那里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口音彼此不通(創(chuàng)11:7)。這就是“巴別塔”(The Tower of Babel)的由來與典故。語言,可以使不同文明的交流成為可能,也可能使兩個彼此帶有期許的靈魂更加的疏遠(yuǎn)(《天使之城》)。在這個日益變得扁平的世界里,多元文化和世界公民(cosmopolite)是熱詞。可以想見的現(xiàn)在和未來,“地球村”(麥克盧漢《理解媒介》)已經(jīng)將人們可以觸摸到的五官感受發(fā)揮到了極致,世界遙不可及變成了“世界觸手可及”。孤獨(dú)的心,是否因?yàn)楸舜朔指钤诓煌ǖ?b>語言樊籠里,而變得更加陌生,或者更加熟悉?

《迷失東京》是部老片,同樣可以回答以上問題:語言是使彼此更加熟悉或者更加陌生?lost in translation,直譯不好,意譯為“迷失東京”,地點(diǎn)“東京”顯出孤島式的惆悵與隔閡,正切主題。

故事是按時間順序來講述的,孤男寡女,只是彼此與其妻子(丈夫)由于時空的不一致,而淪陷在“東京”這個國際大都市中,背靠背的冷寂與傾訴,只是停靠在下一個驛站之前的插曲。“原子化”的個體頗具有代表性的是:在“東京”這樣一個大都會中,人與人之間由于工作分工、臨時性合作而熟悉,然而擦肩而過的卻是多數(shù)。彼此邂逅的幾率,可謂微乎其微(《緣分天注定》)。此類電影,都將觸角伸向大都會中的“寂寞的大多數(shù)”,可以說,霓虹燈,LED屏幕,光怪陸離的廣告宣傳畫,車流如梭的幻境,都在彰顯:你置身的是一個可以忘卻自我,卻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yùn)的鋼筋混凝土鑄成的“原始叢林”。大都市生活的“非線性”,說明人們邂逅愛情的可能性,總的來說是一個概率事件,而非浪漫事件


影片中具有代表性的“兩處”表現(xiàn)主角鮑勃?哈里斯與劇組溝通不暢的場景設(shè)置:一處是初次與劇組接觸,日本導(dǎo)演說了很多但是翻譯卻過分的“言簡意賅”,讓男主角無所適;第二處是拍廣告片時,鮑勃拿著威士忌(其實(shí)是冰紅茶)將“l(fā)at pack”聽成了“rat pack”,攝影師不停的將好萊塢中的電影主角說出,想帶動鮑勃的表情,我們卻看見“隔閡”與“無所適從”。翻譯不時的張冠李戴,鮑勃疲于應(yīng)付。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語言是第一障礙,除卻語言,還有制度、風(fēng)俗、人倫,等等的不適,“入鄉(xiāng)隨俗”只是一個美好的愿景(illusion),男主角鮑勃和女主角夏洛特,經(jīng)歷的是一場幻滅(disillusion),他們的心理期許與現(xiàn)實(shí)之間的巨大反差,構(gòu)成了戲劇的沖突,使二人的邂逅,成為了美麗的小概率“浪漫事件”


鮑勃與夏洛特的偶然邂逅是在大酒店的頂樓餐廳。

在一曲《Scarborough Fair》婉轉(zhuǎn)優(yōu)美的旋律中,二人互致問候,雖然是老套的情節(jié),但試想:在東京繁華街區(qū),身居異國,難道不會被歌詞所描繪的氛圍同化和感染?二人第二次邂逅各自開著不葷不素的玩笑,鮑勃說:我結(jié)婚25年,減去睡覺的8年時間,大約16年的婚齡,所以“結(jié)婚”也不算長。看來“中年危機(jī)”在這位大叔身上用一種反諷的形式解脫和釋放了出來。隨著了解的深入,鮑勃策劃起“越獄”(prison break)來:“首先離開酒吧,然后是離開酒店,離開東京,離開日本。”輕松打趣中透露出無奈與寂寞。在一同去K歌的路上,夏洛特將鮑勃介紹給她的朋友們,雖然這一過程中二人無任何身體上的接觸,但是夏洛特年輕性感的身體與鮑勃飽經(jīng)滄桑的面龐還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回去的路上,鮑勃將醉后的夏洛特放回房間,這一過程無任何情色,鮑勃回房間后繼續(xù)著給太太挑選地毯。作為清教人倫觀,彼此恪守著中產(chǎn)階級的底線,在東京這座欲望城市中,實(shí)在難能可貴。東京繁華街區(qū)光怪陸離的場景、正像任何座國際大都市一般,散發(fā)著濃香水、淺淺氤氳的金錢味兒、紙醉金迷的讓人無法擺脫沉迷其中的慣性和無力抗拒的誘惑。正如西美爾筆下《大城市與精神生活》一樣,大城市里的人市儈、精于算計、頹廢而又孤獨(dú)。也許讓這兩個年齡差別巨大的心有戚戚焉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城市”的這種特質(zhì)。


影片中有幾處有關(guān)日本傳統(tǒng)文化的描繪。但是耐人尋味的是,每到這個時候就會出現(xiàn)夏洛特從高層酒店俯瞰整個東京的場景。日本傳統(tǒng)文化中的寺廟、插花等意象蘊(yùn)含著“空”的意味;而新婚的夏洛特來到陌生的東京,與這種“空”意味不謀而合日本的寺廟,代表著日本的傳統(tǒng)文化。日本至十八世紀(jì)末的德川時代,一直以中國文化為典范。【《日本文化中的時間與空間》】而寺廟、插花的空間意味強(qiáng)烈,而這種空間又是封閉的、帶有主觀色彩的,與電影女主角在酒店公寓的落地窗前,鳥瞰整個東京的建筑時“后現(xiàn)代范式”的個人的虛無感、生命的無意義感不謀而合,相得益彰。


電影中很有幾處色情描寫,但男女主人公均與情色無關(guān)。我們甚至可以半開玩笑的說:影片的成功正是這種“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產(chǎn)物。近“色”卻不可褻玩焉,某種程度上講,北美的WASP(白種安格魯-撒克遜清教徒)中產(chǎn)階級是保守與穩(wěn)重的代名詞,重視精神救贖。鮑勃與夏洛特關(guān)于生活、婚姻的對話,初看起來乏味與冗長,似乎是一位長者對晚輩的善誘,但實(shí)則是命運(yùn)讓二人邂逅的一次短暫而有趣的談話。夏洛特重視的是生活中瑣碎的細(xì)節(jié),“我的寫作我的腳趾”;而鮑勃卻對婚姻有著不容忍受其乏味之苦的郁悶。綜上,重視精神生活與家庭人倫,二人在東京這座物欲橫流的城市找到了半刻寧靜。


在影片的結(jié)尾,好萊塢慣常的手法是:就像《蒂凡尼的早餐》中戀人相擁而泣,告別后對方永遠(yuǎn)的“活在”心中。一曲《Just like honey》煽情而懷舊,身邊是車流如織和陌生的東方面孔,影片卻在這個時候達(dá)到了高潮。

在東京——小概率“邂逅事件”的背后,語言還是在起著重要作用:陌生的交流障礙“反向”溫暖了彼此的寂寞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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