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這個問題，本文排除生理與遺傳族群，好比天生的反社會人格、虐待他人以快感的變態，以及心神喪失的精神病人，僅針對在極端情況內的普羅大眾。

§既然有壞事，什么又是好事？

從倫理學的角度來說，好與壞、善與惡的關系與定義始終有爭論，一派認為有絕對的善，一派認為這些都是價值判斷，僅具有相對性。

兩派說法都對，好比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塞維奇，她說：「從藝術的角度來說，無所謂惡，因為惡可以通過藝術家成為美的事物。唯一的惡，就是殺人?！?/p>

亞歷塞維奇的說法體現了好壞、善惡的相對與絕對，也回應了今天討論的問題本身。

我們做任何事，都叫「做」事，但做「壞」事則是一種道德判斷，無關于行動本身，而是由一個人的道德觀決定。前者只是有做或沒有做，后者是就事論事，給予道德評價。

合乎道德的事，不見得會讓我們感到快樂，也就是所謂的爽。有時我們擇善固執，在于我們的理性認為這樣做是對的，即使需要禁欲，甚至犧牲，我們仍堅定不移。

但這對你的家人來說可能是壞事，因為你的犧牲可能讓一家老小頓失依靠。

好比在電影《藍色茉莉》中，賈絲敏對老公靠詐騙維生，她也是共犯結構的一環，憑藉老公詐騙所得能讓自己過奢侈日子，她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直到發現老公出軌，于是她憤怒的向FBI檢舉，導致家破人亡。她的決定滿足了一時的爽，但讓老公從此成為階下囚，自己失去生活支柱，兒子從此埋怨她。

§莫把壞事看成小事

日常生活中，小小的做惡讓人得到某種快感，譬如貪圖方便丟煙蒂；為了上班不要遲到，上地鐵不排隊；為滿足小頭，冒女友懷孕風險不帶套等。這些壞事之所以做了會讓人爽，在于通過這些我們判斷「微不足道」的小事，能讓我們獲得更大的滿足。

然而，誠如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所言：「人類對于低概率往往反應過度，對高概率經常反應不足?！?/p>

好比明明搭飛機的死亡率遠低于交通意外，但人們更畏懼飛行。中樂透頭獎的機率比被雷擊還低，卻在開獎前抱著高度期望。

干壞事帶給我們的，更多是對生活的想象，這種想象使我們跳脫生活常規，使我們感覺不受拘束。簡言之，那些小小的壞事，為我們感覺自己重獲自由。

相反地，今天會讓這些壞事成為一種自由，反映出一個社會對我們的禁錮，以及對自由的剝奪。也就是干「好」事不夠爽的原因，因為那個「好」的價值并未真正被我們內化，還可能是我們生活壓力的來源，而逃離壓力是人之常情。

因此我們要深思的是「為什么干好事不爽？」，當中似乎反映出人們對自由的不理解。

如果一個孩子從小讀書學習，長輩們耳提面命的都是「讀書好能換到好工作，好工作能賺到好多錢，好多錢才能有好家庭、好生活，擁有這些才成功」。那么這樣一個孩子，他從來沒有機會理解什么是自由，因為生活的好與壞都被這些價值觀限定住。成績、事業、頭銜是衡量一個人價值的標準。

當我們越是服膺外在價值，我們就越不自由。因為我們越看不清楚自己的面目，好像我們沒有自我，而是他人組合出來的機械人。

于是我們干起壞事，想象超低概率的天堂能夠降臨，若不抱這些希望，生命與死無異。

§干壞事的勇氣

小小的越軌能讓我們在被安排的人生中，獲得一點自由。

我想起一位朋友，她酷愛開車。她說人生中沒有什么是她自己決定的，只有握著方向盤，才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常人在生活中通過做點壞事，以獲得快感，是對自由的呼喊，也是有意無意的在問自己一個問題：「愿意用多大的代價換取自由?！?/b>

就像納粹迫害猶太人，信奉納粹的人覺得他們做的是好事，而與主流價值做對需要干壞事的勇氣，跟主流價值對抗。

每一件越軌的事，都是對自由的探問，也是換取自我存在價值，獲得存在感的方式。這也是為什么有些青少年叛逆的原因，他們渴望被看見，即使用造成傷害的方式。

我們干的壞事越來越出格，意味我們對生活的不滿越來越多，也越加渴望真實的自己能夠破繭而出。那些壞事讓我們感覺自己和其他機械人不一樣，我們還具備對生活的掌控力。

隨著社會越來越自由化，過去某些壞事不再是壞事。曾經同性戀與SM都被污名化，現在相關族群皆能各取所需。

表面上，壞事似乎將因此減少，但我想干壞事的人還會繼續存在，甚至可能增加。只要仍有許多人對自己一無所知，不明就里的活在他人期望中，被社會壓力逼的喘不過氣。

干壞事就像在照鏡子。

每個人都需要看見自己，以及被看見，好面對內心的恐懼，恐懼有天被世界遺忘，或者忘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