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六日

很多時候我們必須通過反面的教訓，才能體會到正面力量的強大和難能可貴。而反面教訓的獲得是要付出慘痛的代價的，這代價有時候又是血腥的，又是沉重和昂貴的，需要我們付出很多人的生命。沒有酒醉就體會不到清醒，沒有仇恨就不知道什么是慈悲，沒有戰爭就感受不到和平的可貴。

由惡變成善必須要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對于不同的人長短周期也不同，有的人也許瞬間就完成了這個過程，完成了對人生對生命的頓悟，有的人就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還有些人終其一生也不能完成由惡到善的涅槃。

萬事萬物都有生理上的成長周期，這就是生命的輪回和循環。

心理上的我就是一堆概念的堆積。我們必須跳出由功名利祿、記憶、學習、形象、希望、挫折、失敗、渴求、痛苦，快樂、幸福這一大堆概念的羈絆，去進行理性思考，弄明白我到底是啥，悟出我的本質，就像鋼琴考級一樣，一個臺階一個臺階的攀登，一級一級的修煉，最終到達一個大師的境界。認識我也是這樣，由一個有缺陷的不完美的我，超度到至善至美的完美的我，由低級的我脫變為更高級的我，由低層次的我邁進到高層次的我，由精神金字塔的最底層上升到精神金字塔的頂端，完成人生過程的頓悟。只有經過鳳凰涅槃一般的浴火重生，你才能到達至樂的人生彼岸。

心理上的演化是不存在的，或者說人性中的惡永遠是惡，善永遠是善。惡不可能自動演化成善，善也不會毫無緣由地變成了惡。人們存在心理上的治惡為善的自我凈化機制，把人性中的惡抑制住，不使它發作。把人性之中不好的反面的負能量關在潘多拉的盒子里吧，永遠不要讓它跑出來。

人的心靈之中還存在一種悲情因素。也就是亞圣孟子說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國無外患者衡亡。在破釜沉舟的絕地才能夠生還。古典傳統文化之中有一種忍辱負重，這種忍，很多人是逆來順受的忍，生出的是樂感文化。這種樂感文化以實用理性為本，靈活變通是其特性。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中國式聰明”。這種權變文化，在讓中國人慶生樂生，追求幸福的圓融圓滿之時，負面影響也巨大。這種忍是消極的被動的負面的。有的人的忍是以頑強毅力成人之所不能成之忍，在絕地奮起直追，成就一番事業。這種忍是積極的主動的正面的。日本人德川家康活了75歲，忍了60年。他3歲離母，6歲當人質，8歲成孤兒，37歲在織田信長的淫威下，命令自己的妻子和愛子自殺。家康的一生就是忍的代名詞。但他最終統一了天下。攻下大阪城后，他為了斬草除根，連8歲的小孩都不放過。他的忍之中隱含著尋機反攻，直至成功。

雖然從忍耐走向了殘忍，但忍耐在日本更多地是走向了持久。NHK紅白歌會去年已經是第68回。每年一度的隅田川花火大會是從1733年開始的。巖波新書是從1938年11月開始出第一本書，至今從未間斷過。漫畫連載《烏龍派出所》從1976年9月開始連載，40年間從未斷更，共計連載1960話。電影《男人真辛苦》從1969年開始拍攝，每兩年拍一部，到1995年為48集。要不是扮演者渥美清在1996年去世，電影恐怕還得拍下去，日本人還得看下去。京都的一文字屋和助，店鋪年齡為1117年。日本千年以上的企業有7家，全球最多。

對某件事物久追不舍，永不放棄的執念，恰恰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的根。

中國人的辯證智慧，用“知強守弱”的生存智慧贏得了安全，開始打造適合自己的世界性生存體系，并繼續支配世界經濟的王道。

很多頭腦保持清醒的人都明白，從轉換視角來看，在唱衰中強大自己，在憂患中成熟自己是一種更高的生存智慧。一個在明處，一個在暗處，有的人喜歡在暗處，有的人喜歡隱忍，他們深諳度心之術。

二月二十七日

心智只有擺脫了歷史、善惡、對立、記憶等等，拋掉了從前的一切，才能空無一物，才能容納新的東西。

意識是屬于歷史，屬于老舊的東西。那么它的對立面就是未來，就是新鮮的東西。

清空心中的歷史、過往、記憶、概念、沖突、善惡等事物，它們一旦消失，心就空靈起來，輕松起來，快樂起來。

沒有妄念的定境就是一個自由自在幸福快樂的獨立王國。

擱置過去是需要能量的，忘記過去就能那么輕松地忘記了嗎，沒有超強的能力就無法忘記過去。有的人有能力擱置過去，輕裝向前突破，只有突破了，才能快速地奔跑在人生的路上。那么你就比負重前進的人奔跑的更遠，你就能看到更多更絢麗的人生風景。有的人一味地沉溺于從前，沉溺于無謂的唉聲嘆氣之中，怨天尤人而不去從自身找原因，自己不爭氣反而嫉恨別人的成就，在旁邊心懷惡意地說笑風涼話，這就是俗語說的手不溜怨襖袖。沉溺在過去而不能自拔，在從前的消沉中沉浮痛苦，于是苦海無邊，只有回頭才能找到人生的幸福之岸。

發現心是如何被占滿的，才能找到清空的途徑、平臺、方法和規律，然后利用各種渠道去放飛我們的心智，才能帶來創新，發展并在發展的基礎之上構建我們的文化力量。這種文化力量就像血液一樣融進了民族文化的機體之中，從而用文化自信產生的力量，構建我們文化的內在之力。

這種內在之力是否就是改變人心之力？確實，搜索記憶的古層，第一次發現即便是一部電影，也會改變一代人對一個國家的看法，對一種文化的膜拜。我至今還為這個事實感到吃驚并感到不可思議。

如40年前在中國上映的日本電影《追捕》，就是文化力等于國力的最有力之說。據日本人在1999年的一個調查稱，80%的中國人看了這部電影。按當時10億人口來計算，至少有8億中國人看過這部電影。對外部世界的渴望與追求，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80年代末留學日本的“巴拉巴拉”東渡大潮，進而連帶引發前往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洋插隊”。現在看來東渡也好，洋插隊也好，帶來的一個最大的文化意義就是改變了中國。還有90年代中國城市里“小資”生活樣態的確立，就與村上春樹這位“陪跑”作家有關。是他的小說，調教了無數中國年輕人，該怎樣活下去。

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今天，中國也終屬世界的一部分。要想再復現當年萬人空港的《追捕》這個“非日常”已經不可能。但是，多少年后的今天，新海誠的《你的名字》，村上春樹的《刺殺騎士團長》等仍在中國大賣與大火，則是二次元文化生出的一種多元結果。這與貧窮富裕無關，與刻骨銘心無關，與人性救贖無關。如果說有關，則更多的是與小確幸有關，與卡哇伊有關，與生命之輕有關。再講到底，這是與“哈日”有關。

因為日本仍然是我們新潮文化的一個源頭，仍然是我們審美的一個高度，仍然是我們精神心向的一個追求。這就如同有些人所說，實體經濟不行了，我們還有張藝謀，還有莫言，還有賈平凹，還有地大物博，還有人口眾多，還有金瓶梅，再退一步我們還有紅樓夢。這當然是調侃之言，但也不無表明對文化力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