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知道,原來他小時候是想成為畫家的。
帕慕克大學報了建筑系,但是“可能成為畫家”這件事,讓初戀女友的父親不安,甚至緊鑼密鼓送女兒去了瑞典,這個未來的選擇同時也讓帕慕克的母親感到悲傷,在他們這些“大人”看來,畫家是屬于法國那種西方世界國家的,在伊斯坦布爾當畫家的人,注定要窮困潦倒,依靠別人的施舍度日,搞不好還要靠著女友來做裸模。
在帕慕克的筆下,伊斯坦布爾的憂愁,是籠罩在他成長軌跡里揮之不去的“呼愁”,他在《伊斯坦布爾》寫道:“土耳其有一個特別的詞來形容混亂、朦朧的憂傷狀態——“呼愁”,這種憂傷不是屬于某個人的,而是屬于某個團體的。”
他在描寫自己的時候描寫伊斯坦布爾,在描寫伊斯坦布爾的時候描寫自己,在描寫自己看到的伊斯坦布爾的時候,又描寫了一代人是怎么成長起來的。
書里能看到作家在西方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搖曳不定:
“作家在青年時代對法國文學和西方文化的一有時幾乎是孩子似的——大力推崇,為他們本身作品的現代一西方手法賦予了活力。他們想寫得跟法國人她美,這點毋庸置疑。但他們的內心一角也明白,若寫得能跟西方人完全相同,就不會跟他們仰慕的西方作家一樣獨樹一峽。因為他們從法國文化和法國現代文學觀中學到,偉大的作品必須自成一格、原汁原味、忠實無欺。這些作家為這兩條訓諭——順應西方的同時,又保持原汁原昧一之間的矛盾甚感苦惱。可在他們的早期作品中聽見此種不安的心聲。”
也能看到一般人對作家與畫家的評價:
他初戀女友的父親與他自己的母親是一類,但是帕慕克的父親則是另一類:帕慕克經常不歸家的父親和他說,能明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最幸福,畫家和作家反而能把人生過得更豐福。
如果說這本書有什么地方打動我,那就是作者筆下那股說不出的“憂郁感”和作家視角。
他成長的家庭雖然富庶,但談不上幸福,他住了最久的城市,反而是他不斷思考的源頭。字里行間能看出他對自身的審視,他在書里尋找別人眼中的伊斯坦布爾,他在繪畫中發現另一個伊斯坦布爾,這種審視讓他和他生活的城市,產生距離,卻又產生新的聯系。
在看這本書的時候,我不斷回想起自己成長的那座城市,它的變化,我的變化,甚至帕慕克那種略帶哀愁的視角,也在我的回憶里作祟。
奧爾罕·帕慕克在讀過的書中、生活的記憶中,看見了兩個迥乎不同的“呼愁”,它們各自喚起某種獨特的哲學傳統:
“我們可將此種混亂、朦脆的狀態稱為憂傷,或者叫它的土耳其名稱"呼愁",這是某種集體而非個人的憂傷。"呼愁"不提供清晰,而是遮蔽現實,它帶給我們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的茶壺冒出蒸氣時凝結在窗上的水珠。蒙上霧氣的窗子使我感到"呼愁",我依然喜歡起身走向這樣的窗戶,用指尖在窗上寫字。當我在布滿水汽的窗上寫字畫圖時,我內心的"呼愁"便消散而去,心情得以放松;在我寫完畫完后,我可以用手背抹去一切,望向窗外。但景色本身只能引發它自己的"呼愁"。是該對伊斯坦布爾城注定背負的這種感覺有更進一步了解的時候了。
我的起始點是一個小孩透過布滿水汽的窗戶看外面所感受的情緒。現在我們逐漸明白,“呼愁”不是某個孤獨之人的憂傷,而是數百萬人共有的疑難情緒。我想說明的是伊斯坦布爾整座城市的“呼愁”。
但此刻我想描述的不是伊斯坦布爾的憂傷,而是那映照出我們自身的“呼愁”,我們自豪地承擔并作為一個社群所共有的“呼愁”。感受這種“呼愁”等于觀看一幕幕景象,喚起回憶,城市本身在回憶中成為“呼愁”的寫照,“呼愁”本質。我所說的是太陽早早下山的傍晚,走在后街街燈下提著塑料袋回家的父親們。
看見“呼愁”,并對表現在城市街頭、景色、人民身上的種種形態表示敬意,于是我們終于處處察覺到它:隆冬之晨,當陽光忽然照耀博斯普魯斯海,微微的水霧從海面上升時,你幾乎觸摸得到深沉的“呼愁”,幾乎看得見它像一層薄膜覆蓋著居民和景觀。
伊斯坦布爾的“呼愁”不是主張個人反抗社會,反倒表明無意反抗社會價值與習俗,鼓舞我們樂天知命,尊重和諧、一致、謙卑等美德。“呼愁”在貧困之時教人忍耐,也鼓勵我們逆向閱讀城市的生活與歷史,它讓伊斯坦布爾人不把挫折和貧困看做歷史終點,而是早在他們出生前便已選定的光榮起點。”
不得不說,他筆下整個城市的憂愁力量太大,書里連著N篇對“呼愁”的描述看得我心情壓抑了一周,
最后寫點無關的:
2006年-2009年我還熱衷于逛書店,《我的名字叫紅》是那段時間買的,真正讀完它是在2015年,當時想,這真的不是童話故事嗎?原來故事還能這樣寫,作者居然讓樹和水井開口敘事,讓死人回述死前的情景。
帕慕克在那本書里展現的對繪畫的了解,直到看完《伊斯坦布爾》之前,我都以為他僅僅是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