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知道，原來他小時候是想成為畫家的。
帕慕克大學報了建筑系，但是“可能成為畫家”這件事，讓初戀女友的父親不安，甚至緊鑼密鼓送女兒去了瑞典，這個未來的選擇同時也讓帕慕克的母親感到悲傷，在他們這些“大人”看來，畫家是屬于法國那種西方世界國家的，在伊斯坦布爾當畫家的人，注定要窮困潦倒，依靠別人的施舍度日，搞不好還要靠著女友來做裸模。
在帕慕克的筆下，伊斯坦布爾的憂愁，是籠罩在他成長軌跡里揮之不去的“呼愁”，他在《伊斯坦布爾》寫道：“土耳其有一個特別的詞來形容混亂、朦朧的憂傷狀態——“呼愁”，這種憂傷不是屬于某個人的，而是屬于某個團體的。”
他在描寫自己的時候描寫伊斯坦布爾，在描寫伊斯坦布爾的時候描寫自己，在描寫自己看到的伊斯坦布爾的時候，又描寫了一代人是怎么成長起來的。
書里能看到作家在西方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搖曳不定：
“作家在青年時代對法國文學和西方文化的一有時幾乎是孩子似的——大力推崇，為他們本身作品的現代一西方手法賦予了活力。他們想寫得跟法國人她美，這點毋庸置疑。但他們的內心一角也明白，若寫得能跟西方人完全相同，就不會跟他們仰慕的西方作家一樣獨樹一峽。因為他們從法國文化和法國現代文學觀中學到，偉大的作品必須自成一格、原汁原味、忠實無欺。這些作家為這兩條訓諭——順應西方的同時，又保持原汁原昧一之間的矛盾甚感苦惱。可在他們的早期作品中聽見此種不安的心聲。”
也能看到一般人對作家與畫家的評價：
他初戀女友的父親與他自己的母親是一類，但是帕慕克的父親則是另一類：帕慕克經常不歸家的父親和他說，能明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最幸福，畫家和作家反而能把人生過得更豐福。
如果說這本書有什么地方打動我，那就是作者筆下那股說不出的“憂郁感”和作家視角。
他成長的家庭雖然富庶，但談不上幸福，他住了最久的城市，反而是他不斷思考的源頭。字里行間能看出他對自身的審視，他在書里尋找別人眼中的伊斯坦布爾，他在繪畫中發現另一個伊斯坦布爾，這種審視讓他和他生活的城市，產生距離，卻又產生新的聯系。
在看這本書的時候，我不斷回想起自己成長的那座城市，它的變化，我的變化，甚至帕慕克那種略帶哀愁的視角，也在我的回憶里作祟。
奧爾罕·帕慕克在讀過的書中、生活的記憶中，看見了兩個迥乎不同的“呼愁”，它們各自喚起某種獨特的哲學傳統：
“我們可將此種混亂、朦脆的狀態稱為憂傷，或者叫它的土耳其名稱"呼愁"，這是某種集體而非個人的憂傷。"呼愁"不提供清晰，而是遮蔽現實，它帶給我們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的茶壺冒出蒸氣時凝結在窗上的水珠。蒙上霧氣的窗子使我感到"呼愁"，我依然喜歡起身走向這樣的窗戶，用指尖在窗上寫字。當我在布滿水汽的窗上寫字畫圖時，我內心的"呼愁"便消散而去，心情得以放松；在我寫完畫完后，我可以用手背抹去一切，望向窗外。但景色本身只能引發它自己的"呼愁"。是該對伊斯坦布爾城注定背負的這種感覺有更進一步了解的時候了。
我的起始點是一個小孩透過布滿水汽的窗戶看外面所感受的情緒。現在我們逐漸明白，“呼愁”不是某個孤獨之人的憂傷，而是數百萬人共有的疑難情緒。我想說明的是伊斯坦布爾整座城市的“呼愁”。
但此刻我想描述的不是伊斯坦布爾的憂傷，而是那映照出我們自身的“呼愁”，我們自豪地承擔并作為一個社群所共有的“呼愁”。感受這種“呼愁”等于觀看一幕幕景象，喚起回憶，城市本身在回憶中成為“呼愁”的寫照，“呼愁”本質。我所說的是太陽早早下山的傍晚，走在后街街燈下提著塑料袋回家的父親們。
看見“呼愁”，并對表現在城市街頭、景色、人民身上的種種形態表示敬意，于是我們終于處處察覺到它：隆冬之晨，當陽光忽然照耀博斯普魯斯海，微微的水霧從海面上升時，你幾乎觸摸得到深沉的“呼愁”，幾乎看得見它像一層薄膜覆蓋著居民和景觀。
伊斯坦布爾的“呼愁”不是主張個人反抗社會，反倒表明無意反抗社會價值與習俗，鼓舞我們樂天知命，尊重和諧、一致、謙卑等美德。“呼愁”在貧困之時教人忍耐，也鼓勵我們逆向閱讀城市的生活與歷史，它讓伊斯坦布爾人不把挫折和貧困看做歷史終點，而是早在他們出生前便已選定的光榮起點。”
不得不說，他筆下整個城市的憂愁力量太大，書里連著N篇對“呼愁”的描述看得我心情壓抑了一周，
最后寫點無關的：
2006年-2009年我還熱衷于逛書店，《我的名字叫紅》是那段時間買的，真正讀完它是在2015年，當時想，這真的不是童話故事嗎？原來故事還能這樣寫，作者居然讓樹和水井開口敘事，讓死人回述死前的情景。
帕慕克在那本書里展現的對繪畫的了解，直到看完《伊斯坦布爾》之前，我都以為他僅僅是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