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繭房是指人們的信息領域會習慣性地被自己的興趣所引導，從而將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的現象。由于信息技術提供了更自我的思想空間和任何領域的巨量知識，一些人還可能進一步逃避社會中的種種矛盾，成為與世隔絕的孤立者。在社群內的交流更加高效的同時，社群之間的溝通并不見得一定會比信息匱乏的時代來得順暢和有效。
“信息繭房”概念的提出不乏歷史淵源。早在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就已發現，民主社會天然地易于促成個人主義的形成，并將隨著身份平等的擴大而擴散。而該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桑斯坦的《信息烏托邦》之中，在桑斯坦看來，網絡信息時代在帶來更多資訊和選擇，看似更加民主和自由的表象下其實也蘊藏著對民主的破壞。從網絡繭房的個人表征方面觀察，可以發現，網絡繭房以“個人日報”的形式彰顯——在一個完全個人化的報紙上，每個人都可以在其中挑選他喜歡的主題和看法。
在大數據時代下，思政思想教育微傳播快速傳播，而信息繭房效應則成為了需要被警惕的現象，在一個個小的“信息繭房”和回音室中，人們只傾聽自己所選擇的東西和愉悅自身的信息，很容易制造偏激的錯誤、過度的自信和沒道理的極端主義。針對我們該如何正確面對信息傳播中的信息繭房效應，許多學者進行了相關研究并撰寫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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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什么促進了信息繭房的產生
近年來, 隨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數據量成指數級增長，收集、分析海量數據的能力大為提高，大數據的價值逐漸凸顯并成為核心競爭力，從而開啟了重大的時代轉型。預測是大數據的核心價值。它把數學算法運用到海量的數據上，從而達到對事物發生的可能性進行預估的目的。大數據之“大”，并不僅僅在于其產生并傳播了浩瀚無邊的海量數據，更多的意義在于提供了大量前瞻性的具有預見性的信息和知識。在大數據時代，數字技術條件日趨精密，人們的活動、決定、社會關系都能夠被記錄，人類的行為不再被視為互不相關、隨意偶然的獨立事件，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串聯。①
這些至關緊要的數字盡管在許多方面精準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群體的行為準則，為許多行業的生產和發展提供了飛躍式的便利，但基于個人的數據分析結果，反過來通過算法推薦作用于個人，某種程度上來說，數據影響著人們對于事物認知的客觀性。
今天的某些大數據分析, 在某種意義就是在分析甚至“制造”人們的“視角”, 然后將符合視角的“事實”推送給他們, 雖然推送的“事實”似乎是客觀的, 但是, 當它們被放置在人們的“視角”下時, 就成為了影響主觀判斷和態度的重要手段。②
二．信息繭房效應的危害性
所謂“信息繭房”是指受眾往往根據個人的需求和興趣對信息進行片面擇取，選擇個人偏愛的主題和觀點，喜歡與自身興趣相投的“他者”進行交流，長此以往，就會將自身桎梏于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在這個自我建構的信息脈絡中，個人容易因為他人“贊同性”的暗示而逐漸放大自己的偏見，盲目自信，從而錯過一些新的或者相反的信息，導致視野狹隘，個人價值觀呈現出碎片化，有時甚至會產生極端主義現象……而同時，持不同觀點的各個集團間又容易形成話語隔閡，分化明顯，認同困難，社會黏性缺失。這些都增添了思想政治教育微傳播的困難。①
除卻對公眾思政教育傳播的阻礙效果，信息繭房效應也影響著各類其他公共信息的傳播：媒體風格的缺失，用戶關注視野的狹窄，用戶數據安全風險。公眾如果想以理性的思維判斷事件，其必要的先決條件便是接受數據的公正與公開，而信息繭房效應將信息分散處理、只給公眾展現了迎合其主觀思想的部分，正如桑斯坦所寫:“我們只聽我們選擇的東西和愉悅我們的東西的通訊領域。”這便進一步造成了公眾主觀思想的固化。
置身于各種信息下, 涉獵不同的領域, 傾聽不同的聲音, 本是一個人實現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徑, 而信息的私人定制則通過“個性化”的名義背離了這種多元的信息傳播方式。很大程度上, 這是一種“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徑, 而信息的私人定制則通過“個性化”的名義背離了這種多元的信息傳播方式。很大程度上, 這是一種“自我”設限——用戶就像蠶一樣被自己吐的絲 (基于自我興趣的信息) 禁錮在自己制造的信息繭房里。④
目前的智能化、個性化技術, 以及社會化媒體的過濾機制, 更多地是在提高信息傳播的“效率”。但是, 效率對于新聞業來說, 并非唯一或首要的關切。作為環境監測的主要手段, 媒體更重要的目標是幫助人們充分全面地了解自己的生存環境。而個性化服務, 在某些方面與之是背道而馳的。③
三．問題的避免與解決
在《算法推送:信息私人定制的“個性化”圈套》中，作者提出了四個走出和避免算法推送個性化圈套的辦法：
（一）加強規制研究, 形成嚴格專業的“法、規雙律”體制
（二）保護用戶隱私, 建立“技、管、人、規”四位一體的網絡安全體系
（三）協調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 建立“更快、更準、更好”的分發機制
（四）提升信息消費素養, 培養“多元、開放”思維
高效率精準化分發新聞信息令算法推送顯得工具理性十足, 然而工具的合理性只是強調一種工具手段的合適性和有效性, 并不意味著經由算法推送帶來的結果就是合理的, 因此我們不得不考慮算法推送在為用戶定制信息的的同時, 其弊端對人的傷害。只有認識到這種技術本身存在哪些缺陷, 用戶在使用這種工具時有哪些非理性表現, 有意識地應對問題, 平衡其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 才有可能讓算法推送技術更好地為人類服務。④
《大數據時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微傳播化》則提出，要形成全面性思維、培養模糊性思維、建立創造性思維。
智能化技術不應只順應人的本性, 還需要幫助人克服自身的局限。新媒體不僅需要滿足個性, 還需要打破人們的自我封閉, 實現社會的整合, 雖然必定困難重重, 但這應該是新媒體未來的追求。③
同樣的，《假象、算法囚徒與權利讓渡:數據與算法時代的新風險》也對信息繭房的未來解決辦法提出了相似的展望，文章提出，社會應當培養公眾的數據素質，公眾應當對數據具有基本的辨析和判斷能力，這有助于對數據分析機構 (包括媒體) 的數據分析水平進行監督, 反過來推進數據應用水平的整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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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以來，對于信息繭房的學術關注度一路攀升，隨著互聯網的廣泛普及與高速發展，這一概念正為社會帶來越來越大的影響。我們了解了它在時代潮流中必然的成因，也發覺了它在日常信息傳播中所帶來的弊端，學者們經過研究和思考總結出了經驗，也提出了對未來這一問題能夠得到解決的期許。
在這個大數據時代，我們能做的則是時刻警醒，警醒我們自身和外界給我們帶來的思想引導，古人都有吾日三省吾身，我們則更應該對接觸到的信息多加分析與思索，萬不可生活在信息媒體為我們織出的安樂鄉中平和度日，畢竟，人類一直以來都走在探索真相的路上，接收事物的多樣性和多面性也是我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保持理性和懷疑的態度，才是最為重要的知識。
①《大數據時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微傳播化》劉輝.《思想理論教育》2014年06期
②《假象、算法囚徒與權利讓渡:數據與算法時代的新風險》彭蘭.《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05期
③《更好的新聞業,還是更壞的新聞業?——人工智能時代傳媒業的新挑戰》彭蘭.《中國出版》2017年24期
④《算法推送:信息私人定制的“個性化”圈套》.郝雨.李林霞.《新聞記者》.2017年02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