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為洋洋灑灑兩千多年的中國文學做減法，理出了一條中國文學的脈絡，被他譽之為”中國文學幾千年發展中最高等級的生命潛流和審美潛流”。文脈的起點是《詩經》，《詩經》使中國文學一開始就充滿了稻麥香和蟲鳴聲。《詩經》中，有祭祀，有抱怨，有牢騷，但最主要最拿手的，是在世俗生活中的愛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詠之于江邊白露，舞之于月下喬木，那些充滿力度又不失典雅的四字句，一句句拍下來，成了中國文學起跑點的磚砌路基，由時間定格，凝為經典。
接著是諸子百家的身影，孔子、孟子、老子、莊子一行款款走來。孔子的聲音，是恂恂教言，渾厚懇切，有人間炊煙氣，令人感動縈懷；相比之下，老子的聲音，是鏗鏘斷語，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頒下律令，以極少之語，蘊極深之義，使每個漢字重似千鈞，不容置疑，使人驚悚銘記。（余秋雨建議大家虔誠地背誦老子那些斬釘截鐵的語言，而不要在后世那些層級不高的文言文上死磨太久。）
孟子是孔子的繼承者，比孔子完了一百八十年。在人生格調上他和孔子很不一樣，顯得有點驕傲自恃，甚至盛氣凌人。這種氣質表現在文辭上，則大氣磅礴，浪卷潮涌，暢然無遮。他讓中國的語文，擺脫了左顧右盼的過度禮讓，連接成一種馬奔車馳的暢朗通道。文脈到他，氣血健旺，精神抖擻注入了一種“”大丈夫“的生命格調。”
一個幾乎與孟子同年的莊子出現了。他從社會底層審查萬物，把什么都看穿了，這就使他從禮義辯論中撤退，回到對生存意義的探尋，這種低，使他有了孩子般的目光，從世界和人生底部窺探，問出一串串重要的“傻問題”。
《詩經》是集體創作，那些“作者”很可能只是采集者、整理者，還不具備強烈而孤獨的主體性。如果說《詩經》是“平原小合唱”，《離騷》是“懸崖獨吟曲”。屈原出身貴族，但在文化姿態上，比莊子還要“傻”，諸子百家都在大聲宣講各種問題，連莊子都在用寓言啟迪他人，屈原卻不。他不回答，不宣講，也不啟迪世人，只是提問，沒完沒了地提問，而且似乎永遠無解。
漢賦抑揚頓挫，擁金疊銀，流光溢彩，志得意滿，肆意揮灑，為中國文學增添了不少節奏功能和辭藻功能，然而最后成了奉承文學、“潤色鴻業”，缺少思想，缺少個性，缺少真切，缺少誠懇，實在很難在中國文脈中占據太多正面地位。
在漢賦的重重包圍下，聳起了一座文學巨峰——司馬遷。就散文而言，司馬遷是中國古代第一支筆。他能夠不用整齊的形式，辭藻的鋪陳，而只以從容真切的樸素筆觸、錯落有致的自然文句，把千鈞歷史撬動起來浸潤到萬名信眾。
由漢至唐，魏晉三國，世情紛亂，而文脈健旺。時代最高峰三座，司馬遷、曹操、陶淵明。可謂為三段續接中國文脈。
第一段在戰火硝煙中接續文脈的，是曹操及其二子曹丕曹植。曹操一心想做軍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卻不太辛苦地做了文化巨人。曹操的軍事權謀形象在中國民間早就凝固，卻缺少他在文學中的身份，然而，那些早已成為中國熟語的詩句居然都出自他之手（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第二段通稱為“魏晉名士”。其實真正得脈者，不過阮籍、嵇康以及東晉王羲之的《蘭亭序》
第三段的主角是陶淵明。陶淵明為中國文脈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自然之氣、潔凈之氣、淡遠之氣，他創造了一種以“田園”為標識的人生境界，成為了一種千年不已的文化理想。
到了南北朝，北魏的鮮卑族統治者尤其是孝文帝拓跋宏居然虔誠地拜漢文化為師，既善待漢文化，隨之善待佛教文化，以及佛教文化背后的印度文化，至此中國文化不止流轉于黃河長江之間了。經由大興安嶺出發的浩蕩胡風，茫茫北漠，千里西域，都被裹卷，連恒河、印度河、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波濤也隱約可見。
唐代是一場審美大爆發，以至于讓哲學的油燈都暗淡了。無論是初唐、盛唐、中唐、晚唐，都天才噴涌、大家不絕。從發軔、到飛揚，到悲哀，到反觀，到個人，到凄迷，各種文學意味都以最強烈的方式展現了，幾乎沒有重大缺漏。排名前四，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
自魏晉以來駢體文越發盛熾，歷經南朝的宋、齊、梁、陳到初唐，這種文風就像藻荇藤蔓，已經纏繞得中國文學步履蹣跚，但是，文壇和民眾不知其害，以為光彩奪目，堆錦織繡，就是文學之盛，還競相趨附。面對這種風氣，韓愈和柳宗元都想重新接通從先秦諸子到屈原、司馬遷的氣脈，為古人和古文“招魂”。為此他們發起了一場“古文運動”，“惟陳言之務去”，只要是套話、老話、講過的話，必須刪除。古文運動不是模仿古文，而是“師其意而不師其辭”，尋找千年來未頹的古意。然而因為在崇尚古文里包含的“道”的同時，他們的文章也難免有些說教氣，文以載道，迎來了太多的觀念性因素，因此與文學不親。
唐朝滅亡后，由藩鎮割據形成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曾經詩情充溢的北方很難尋到詩句，而南方的李煜卻將詩文保留，特別是在成為俘虜被押解到汴京之后，在受盡屈辱的俘居小樓里，在時時受到死亡威脅而確實很快被毒死的生命余隙，一些重要的詩句穿過亡國之痛飄向天際，“春花秋月何時了”、“一江春水向東流”“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伴隨著長短句的節奏，這個倒霉的皇帝奠定了一種新的文學樣式——詞。
宋代的重文輕武，讓一些真正的文化大師如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等占據行政高位。面對游牧民族的浩蕩鐵騎，軍事上的屢屢失利，激發著一大批接觸文學家心中的英雄氣概、抗敵意志，（辛棄疾、陸游）并在筆下流瀉成豪邁詩文。
文脈的首席，讓給了蘇東坡。政治放逐了他，他也放逐了政治。在他被貶謫的黃州，在無人理會的徹底寂寞中，在他完全混同于漁夫樵農的時刻，中國文脈聚集到了那里。蘇東坡是一個文化全才，詩、詞、文、書法三項，皆可雄視千年。（參看余秋雨《黃州突圍》）
李清照，則把東方女性在晚風細雨中的高雅憔悴寫到了極致，而且已成為中國文脈中的一種特殊格調，無人能敵。
中國文脈并未隨著大宋的滅亡而斷絕，蒙古馬隊的鐵騎未能成為中華文明覆滅的喪葬鼓點。不知從哪里冒出來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紀君祥等一批文化天才合力創作的元雜劇。中國的文脈，在《竇娥冤》，在《望江亭》，在《救風塵》，在《趙氏孤兒》……由于元代統治者是少數民族，一些本該褪色的文化也就失去了官方的支撐，因此比較徹底地擺脫了文辭間的道統氣、宮廷氣、阿諛氣、頭巾氣、腐儒氣，為貼近自然的天籟式創造留出了空間。這種空間看似邊緣，其實遼闊。，足以伸展手腳。元雜劇即使衰落也像一個英雄，完成了生命過程便轟然倒下，拒絕有人以“振興”的說法來做人工呼吸、打強心針。一切需要刻意振興的文化，都以與文脈無關，而且極有可能擾亂了文脈的自然進程。
對于明清小說“四大名著”，我們不能集體打包將它們以相同的等級放在一起，真正的杰作只有《紅樓夢》，真正的杰作只有一部：《紅樓夢》。其他三部，完全不能望其項背。《三國演義》氣勢恢宏，故事密集。但是，按照陳舊的正統觀念來劃分人物正邪，有臉譜化傾向。《水滸傳》好得多，有正義，有性格，白話文生動漂亮，敘事能力強，可惜眾好漢上得梁山后便無法推進，成了一部無論在文學上還是精神上都是有頭無尾的作品，甚為可惜。《西游記》是一部具有精神格局的寓言小說，整體文學品質高于上兩部，可惜重復過多、套路過多，影響了精神力度。如果要把這三部小說排序，那么第一當是《西游記》，第二當是《水滸傳》，第三當是《三國演義》。這些小說，因為有民間傳聞墊底，又有說書人的描述輔佐，流傳極廣。在流傳過程中，《三國演義》的權謀哲學和《水滸傳》的暴力哲學對民間有嚴重的負面影響，于今猶烈。《紅樓夢》則完全是另外一個天域的存在了。這部小說的高度也是世界性的，那就是：全方位地探尋人性美的存在狀態和幻滅過程。
“減而見筋，減而顯神，減而得脈。”然而減法難做，首先是因為人們千百年來一直處于文化匱乏狀態，見字而敬，見文而信，見書而畏，不存在敢于大膽取舍的心理高度；其次，即使有了心理高度，也缺少品鑒高度，與多數轟傳一時的文化現象相比，“得脈”者沒有那么多知音。
大膽取舍，需要銳利斧鉞。但是，手握這種斧鉞的人，總是在開山辟路。那些只會坐在涼棚下說三道四、指手畫腳的人，大多不懂斧鉞。開山辟路的人沒有時間參與評論，由此造成了等級的倒錯、文脈的失落。
等級，是文脈的生命。人世間，仕途的等級由官階來定，財富的等級由金額來定，醫生的等級由療效來定，明星的等級由傳播來定，而文學的等級則完全不同。文學的等級，與官階、財富、療效、傳播等因素完全無關，只由一種沒有明顯標志的東西來定，這個東西叫品位。其他行業也講品位，但那只是附加，而不像文學，是唯一。
總之，品位決定等級，等級構成文脈。但是，這中間的所有流程，都沒有清晰路標。這一來，事情就麻煩了。環顧四周，現在越來越多的“成功者”都想以文炫己，甚至以文訓世，結果讓人擔憂。有些“儒商”為了營造“企業文化”，強制職工背誦古代那些文化等級很低的發蒙文言；有些電視人永遠在繪聲繪色地講述著早就應該退出公共記憶的文化殘屑；有些當代“名士”更是染上了古代的“嗜痂之癖”，如魯迅所言，把遠年的紅腫潰爛，贊之為“艷若桃花”。頗讓人不安的，是目前電視上某些文物鑒定和拍賣節目，只要牽涉到明清和近代書畫，就對作者的文化地位無限拔高。初一聽，溢美古人，無可厚非，但是這種事情不斷重復也就顛覆了文化的基本等級。就像一座十層高塔，本來輪廓清晰，突然底下幾層要自成天臺，那么上面的幾層只能坍塌。試想，如果唐伯虎、乾隆都成了“中國古代一流詩人”，那么，我們只能悄悄把整部《全唐詩》付之一炬了。書法也是一樣，一個驚人的天價投向一份中等水準的筆墨，就像一堆黃金把中國書法史的天平壓垮了。
面對這種情況我曾深深一嘆：“文脈既隱，小丘稱峰；健翅已遠，殘羽充鵬。”照理，文物專家不懂文脈，億萬富翁不懂文化，十分正常。但現在，現代傳媒的滲透力度，拍賣資金的強烈誤導，使很多人難以抵拒地接受了這種空前的“文化改寫”，結果實在有點恐怖。有人說，對文學，應讓人們自由取用，不要劃分高低。這是典型的“文學民粹主義”，似是而非。就個人而言，不經過基本教育，何能自由取用？鼠目寸光、井蛙觀天，恰恰違背了“自由”的本義；就整體而言，如果在精神文化上也不分高低，就會失去民族的大道、人類的尊嚴，一切都將在眾聲喧嘩中不可收拾。如果不分高低，只讓每個時間和空間的民眾自由取用、集體“海選”，那么，中國文學，能選得到那位流浪草澤、即將投水的屈原嗎？能選得到那位受過酷刑、恥而握筆的司馬遷嗎？能選得到那位僻居荒村、艱苦躬耕的陶淵明嗎？他們后來為民眾知道，并非民眾自己的行為。而且，知道了，也并不能體會他們的內涵。因此我敢斷言，任何民粹主義的自由海選，即便再有人數、再有資金，也與優秀文學基本無關。這不是文學的悲哀，而是文學的高貴。
我主張，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領域，應該重啟文脈之思，重開嚴選之風，重立古今坐標，重建普世范本。為此，應努力撥去浮華熱鬧，遠離滔滔口水，進入深度探討。選擇自可不同，目標卻是同歸。那就是清理地基，搬開蕪雜，集得高墻巨磚，尋獲大柱石礎，讓出疏朗空間，洗凈眾人耳目，呼喚亙古偉步，期待天才再臨。由此，中華文化的復興，才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