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
接著上面的話，這里再申明一下。
“大道不稱”，因此，怎樣使道昭然明白，實則都已離道甚遠。如同前面莊子講過的：“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三”就不是道了，只是我們知見的“想當然”。道要怎么樣才能讓人明白，這要靠體悟，道是修成的，不是從書本當中看來的，也不是從老師那里得來的。
“言辯而不及”，“不及”就是還沒有到，爭辯的雙方都有看不到、想不到的地方，言辭越來越激烈，最后則是“過”了。《三國演義》里，諸葛亮過江東，在東吳舌戰群儒，批評那些江東讀書人是“坐而論道，不能起而行之”。所以說，會講的不如會做的。毛主席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為政者必須不恥下問，要下問于人民，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
“仁”如果是有一定標準、有主觀取舍，那就無法成就他人。人類社會的價值觀念、道德標準，都是有局限的，只適用于小部分人，在那個標準以外的人，就“非我族類”。孔孟的理想是“王道”，但是今天這個世界，其實到處是在行“霸道”。我們看釋迦牟尼佛這個名字，其中就包含有“能仁”的意義，佛陀的仁愛是普遍于萬物、周遍法界的。在佛的眼里，沒有善惡，只有平等。這個平等是絕對的，不是世間講分別的“平等”。用莊子的話說，就是：“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儒家是講：“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只有這樣的心量，才稱得上叫“仁者”。
清廉太過，會讓人產生懷疑。有一句詩說：“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卑下時。”王莽年輕時候，輿論對他的評價很好，可誰知道，他卻做了篡漢的賊子。這件事警醒我們，要學會識人知人，不要被假相、被那些偽裝給蒙蔽了。不僅僅要察其言，還要觀其行，觀其志，待人、處事、應物，要用智慧去觀照。智慧是怎么生出來的？靠定，定是由戒而來。戒是什么？就是“知止”。道家講“止于不知”，不要去知道太多，所謂“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知道自己有不知道的，保持謙德，但是不要故作姿態，給人以虛偽的印象。
好勇斗狠的匹夫行徑，難以成就大事。年輕人要有所作為，必須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忍辱不是為了偷生，而是成就自己德行的途徑。寬容的人不會去計較一些尺短寸長、雞毛蒜皮，要擔當大事，靠的是心量、見識。鵬鳥志在千里，豈會介意蜩鳩訕笑？何謂大事？佛教將生死看作人生最大之事，教行人時時把“死”字掛在額頭，因此上，得失都不足憂慮。但是，學佛千萬不要只學個“一心向死”，把自己搞得面有菜色，這不是諸佛所教。佛法在世間，須要在利益眾生、莊嚴國土上成就。這一點，今天很多人并沒有認識到，沒有將佛教的真精神顯揚于世，這就失去了一個合格的佛弟子的責任，這實在是末法時代顯露出來的衰相。
上面這五者，就是道、辯、仁、廉、勇，實際要講的只有一個，那就是道。這五者本來是圓融的，可是人們卻使得圓融的妙法，變得有了方隅。圓表示靈活，無論是世間法，還是出世間法，都是圓融無礙的，彼此間并行而不悖。好像都市夜晚的霓虹燈，五顏六色，交織在一起，相映成輝。方形就有棱角，會格格不入，這都是人的我、法二執造成的。執著在“我”上面，因而自是非他，彼此都是方的，便不能圓融，而是互為妨礙。四川人形容頭腦不靈光，不知變通的人，叫“方腦殼”，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一切法都是圓的，一切法都是佛法，也都是莊子，只有通達無礙，才能活學活用。有門戶之見的人，說明他思想膚淺、狹隘，心量太小，嫉妒和障礙別人，這種事在佛門里很多。所以，“道昭而不道”，真正的智者不屑于在口舌上辯解，唯有默然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