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驥與“麓川之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慧大拙
代前言：
“有明一代之事實，見諸官史及私乘者，以《明史》、《明通鑒》及《明史紀事本末》為最詳?！睹魇贰贰ⅰ睹魍ㄨb》，官史也；《明史紀事本末》，私乘也。嘗考《明史》凡三百三十二卷，《明通鑒綱目》凡二十卷，《明史紀事本末》凡八十卷，每部輯錄，多則數千百萬言，少亦不下百萬言，非窮數年之目力，不能舉此三書而遍閱之。況乎稗乘雜出，代有成書，就令有志稽古，亦往往因材力之未逮，不遑搜覽；即搜覽矣，憑一時之獺祭，能一一記憶乎？且官私史乘，互相勘照，有同而異者，有異而同者，有彼詳而此略者，有此諱言而彼實敘者，是非真偽之別，尤賴閱史者之悉心鑒衡，茍徒事覽觀，能一一明辨乎？”
（蔡東藩《明史演義》）
在太保山歷史名人紀念堂中，有56尊漢白玉雕像，記錄了56位歷史上為保山、或者是保山人為國家民族做出過卓越貢獻的人物。在這其中，除了人們耳熟能詳、在保山當地留下了許多傳說的鄧子龍、張志淳、王弘祚、艾思奇、梁金山、李根源等人物外，還有類似于明代將領王驥這樣，雖然有史有傳、可稽可錄，但由于缺乏系統的整理推介，以至于現在，他們的生平事跡，卓越貢獻在保山不但沒有做到廣為人知，甚至“功業埋沒隨百草”的人物，不能不讓人油然而生感慨之情。所以作者不揣淺薄，就王驥其人及其主要功業——和保山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麓川之役”做一個粗略的介紹。
據《明史》（《卷一百七十一·列傳第五十九》）所載，王驥（1378年—1460年5月30日），字尚德。保定府束鹿（今河北辛集）人。明代名將。在其去世后，由大學士李賢撰寫的《尚書靖遠伯忠毅王公神道碑》中，對王驥的早年經歷記述得較為詳細。
王驥的祖父名叫王思宗，在元朝曾任高陽縣令，史書記載，其在任時雖是元朝末年，朝廷動蕩的時代，但是王驥祖父仍然為官清廉，為政唯仁。王驥父親王成，母親程氏，現僅存名姓，王驥出生于洪武十一年，與后來成為皇帝的朱高熾（朱棣長子、明仁宗）是同年出生的，但與身體肥胖的仁宗皇帝不同，一生戎馬倥傯的王驥享年83歲，歷經七位皇帝，為官四朝元老，其“靖遠伯”封爵歷經八世七代，與大明王朝同終，傳奇性可以與唐代名將郭子儀相提并論。 王驥從小就從師學文習武，不但身高體壯，精于騎射，剛毅有膽，通曉軍事，在文采上也出類拔萃，十三歲時，即入縣學為諸生，在明成祖永樂四年（1406年）進士，時年僅僅二十八歲。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由于明朝開國未久，對人才的選拔任用較為靈活，進士科的考試遠遠沒有后來的難度，再加上為照顧文教較為落后的北方地區實行的“南北榜取士”的政策，使王驥一代名將以文進士踏入仕途成為可能，這恐怕對我們今天的選拔人才和考試制度應該有一定的啟示。
王驥科舉入仕之后，因為通曉法律，尤其熟讀兵書，通曉兵法、戰略，所以授予他兵科給事中一職。于是他就有了許多分別在明朝和元蒙邊境、以及一些地方平亂征戰的經歷。在王驥出使（巡視）山西時，曾上奏免除鹽池拖欠的賦稅二十余萬石。當時應天府缺府丞，事務緊急而且繁雜，王驥受命署理，立即就完成，得到了與他同齡的明仁宗的喜愛和嘉獎。后又署理行在（北京）都察院事務，他在任上持正不撓。后升為山西按察司副使。上朝的時候，在大臣們的眼中，王驥儀表堂堂，身材魁梧，孔武有力，刀馬嫻熟，后來知道他用兵也很有章法，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王驥升任行在（北京）兵部右侍郎，接替顧佐代管都察院事務。后代任兵部尚書。宣德九年（1434年），王驥被正式任命為兵部尚書，時年五十六歲。
如果沒有什么變故發生，王驥憑借之前的軍功和職位，就此平平安安過完一生應該沒有多大問題了，可是注定，王驥必須與西南、與保山結下不解之緣。在一帆風順的走完了仕途前半生，渡過永樂、洪熙、宣德三朝的王驥，絕對不會想到自己年將花甲之后的人生竟會如此精彩。
對明朝歷史稍有了解的話，對權宦王振應該印象深刻：王振是明朝蔚州（今河北蔚縣）人，應該屬于王驥的大同鄉了。王振略通經書，是明朝第一個專權的太監。其本來是一個教書先生，后來自閹進宮，英宗為太子時，侍于東宮。太皇太后死 ，王振勾結內外官僚，擅作威福。在京城東造豪華府第，大興土木，逐殺正直官員。瓦剌大舉入侵。王振鼓動英宗親征，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懷來東），被瓦剌兵追至，全軍覆沒，英宗被俘，王振被明將樊忠錘殺。史稱王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
土木堡之變，英宗被俘，20萬軍隊被擊潰，從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將幾乎全部戰死沙場。從此，在軍事上，明王朝一改之前對周邊異族政權戰略進攻的的態勢，轉入極為保守的戰略防御，是大明王朝國力由盛轉衰的重要事件。
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年），正當王振在朝廷上擅權作威之初，為了黨同伐異，王振先拿兵部做了試探，借口兵部奉詔議論邊防事務延期，在朝堂上當著英宗之面，將兵部尚書王驥和兵部右侍郎鄺埜逮入監獄?！睹魇贰分杏涊d為“正統元年奉詔議邊事，越五日未奏。帝怒，執驥與侍郎鄺埜下之獄。”但當時英宗年僅九歲，王驥則與英宗祖父同齡，小皇帝應該是替王振背了個鍋。
王驥下獄之后，“阿臺、朵兒只伯數寇甘、涼，邊將屢失利。侍郎柴車、徐晞，都御史曹翼相繼經理邊務，未能制（《明史·卷一百七十一·列傳第五十九》）”面對國家危難，王驥臨危受命。在得到太皇太后懿旨獲釋之后，王驥用兩年時間，殫精竭慮平定了北方邊患。
有史家據此，說王驥阿附權宦，竊以為王驥不計私人恩怨與所謂“文人氣節”，能以國家大事為重，體現出來的正是“有擔當”的能臣名臣風范。
《明英宗?；实蹖嶄洝酚涊d了王驥和英宗“君臣相得”的故事：王驥能夠出獄，是因為太皇太后的特旨，但他卻不能去見太皇太后，只能去面謝英宗。英宗對王驥初次留下印象也是最深的印象，應該是王振當著他的面將兵部尚書王驥一舉拿下，關進大獄，還是個孩子的英宗不免有些淘氣，就問王驥，在朕前跪一回就算了嗎，不送我點什么。王驥慌了，腦子轉了一圈，也真想不出送什么給皇上好，他是一國之君，當朝天子，他缺什么，能送他什么，好在王驥也是機靈，他小時候聽了不少的故事，這英宗名為天子，實為小兒，給他講幾個故事罷了，是孩子都喜歡聽的。于是便講了個趙州橋的故事，藥王摘匾和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英宗聽得非常高興，賞了王驥一回。多年以后，英宗土木堡之變后被贖回朝，被弟弟朱祁鈺（明景帝）軟禁于南宮，英宗托送飯的（已不能叫送膳的了）捎話給他弟弟代宗，說他想聽王驥給他講講河北的民間故事。
和英宗皇帝的緣分一直持續到王驥八十三歲去世。 景泰八年（1457年），石亨、徐有貞等人發動“奪門之變”，迎立太上皇朱祁鎮復位。王驥參與策劃，不但自己親自披甲上馬，還將兒孫都帶在了身邊。幾個月之后，王驥請老告退。天順四年（1460年）五月十一日（5月30日），王驥在家中病逝終年八十三歲。英宗聞訊后，為其輟朝一日，按舊例賜葬祭。追封靖遠侯，謚號忠毅。
關于王驥和英宗，還有一則逸史則和保山密切相關，在這里先給讀者做個摘錄： 英宗正統六年（1441年），王驥首征麓川，在永昌府作戰，得勝班師后，給英宗帶回了一付圍棋子，這是當地的特產，云南雖有多處產圍棋子，但還屬永昌的最好。 這年英宗已有十四歲了，正是個好學上進的翩翩少年，有王振當先生，他也略懂點圍棋。他看見這永昌棋子沉重扁圓，質地結實，古樸渾厚，白的潔白似玉，晶瑩可愛；黑的略帶碧色，柔和潤澤，造形雅致，著盤鏗鏘，重扣不碎，冬溫夏涼。不待英宗發問，王驥即說出這云子是以瑪瑙石合紫英石研為細粉，加以鉛硝，投以藥料，合而煅之。再將其熔液滴成棋子。其色白如蛋清，黑如鴉青者為上品，碧綠為次之，鵝黃、鴨綠、雜色為下等。英宗大喜，稱其“永子”以示區別，又下詔曰：“永昌之棋甲天下”。此后，“永子”成為貢品蜚聲海內，這應該是王驥為保山做出的一大貢獻。
王驥在保山名人堂中介紹為明代名將，但明代和宋代一樣，秉持的是“抑武重文”的治國方略，武官可以封爵，但一般來說要接受文官甚至是內官的鉗制，文官理國治政，但在爵位封祿方面則遠遠比不上武官，王驥一生功業，官至兵部尚書，爵封靖遠伯，銜為“特進光祿大夫”（ 見《明功臣襲封底簿》卷三《靖遠伯》、《國朝列卿紀》），成為明代僅有的三位在世時因為戰功封爵的文官，在此之前僅有威寧伯王越、新建伯王守仁因有大功于國，挽大明國運于傾覆之際才讓明王朝破例打消文武界限不吝封爵。王驥又是憑借什么功業讓朝廷再一次為文官封爵呢？
這就得說到和保山密切相連，明朝中期著名的“麓川之役”。
在公元十四世紀左右，在元末明初的社會劇烈動蕩中，西南邊陲（今天德宏州一帶）傣族的勢力趁著中原戰亂崛起，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地方政權，梵語名稱為勐果占璧或勐卯勐果占璧，傣語俗稱勐卯弄，漢文史書稱為“麓川”或“百夷”。
麓川政權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侵略性極強的政權，經過長時間的土地兼并戰爭，到明代中前期，麓川政權勢力范圍北至永昌、大理，南至勐潤（今泰國），西達今印度阿薩姆邦，東至勐老（今老撾）。麓川的擴張，尤其是對滇西的擴張，引起朝廷極大的不安，最終導致“三征麓川”之役的爆發，在中國西南掀起了驚天波瀾。也給時已暮年的王驥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舞臺。（麓川事考見方國瑜《麓川思氏譜牒箋證》、江應樑《傣族史》）
明洪武三年（1370年），建立了傣族歷史上聲名顯赫的“果占璧王國”的思可法去世，其孫思倫法繼位，受封“麓川平緬宣慰司使”。此時中原已經一統，明王朝把視線投向了之前近半個世紀被忽略于中國版圖之外的滇西。而此后思倫法的孫子思任法在公元1413年（永樂十一年）襲職，一心想要恢復先祖大業的思任法暗中囤積糧草，廣招兵馬，日夜操練，經十余年休整，又開始了一系列的土地兼并戰爭。西取緬北的木邦、孟養；東陷孟定、灣甸；北克南甸、干崖、騰沖，又造戰船三百艘，渡怒江占永昌府，進逼云龍州。
盡管在《保山縣志稿》（方國瑜主編）中，關于思氏入寇，對永昌“屠城”的記載只是寥寥數筆，包括《徐霞客游記·滇游日記十一·永昌府略》：“洪武十六年六月，麓川叛，屠其城”，及張志淳《南園漫錄》：“洪武十六年，永昌府為思倫所屠”中也只是語焉不詳的記述，甚至連屠城的年份都有不同的說法，但是思氏盤踞麓川之后，四處侵擾，帶給永昌騰沖等地人民的血淚可想而見，“屠城”之慘烈稍通歷史的人都能夠想象。
從這個意義來說，不管是云南史學界礙于邊疆民族政策，或是一些明史專家認為明朝衰亡始于麓川政策，如何對麓川之役有所非議——也有史家因為麓川之役中，權宦王振為主戰派，因而或多或少的存在“因人廢事”的觀點，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否認麓川之役的意義，筆者認為麓川之役的性質完全是保衛領土完整，保護人民的反侵略的正義戰爭，王驥的功績是不能抹殺的。
明英宗正統初年，明軍對抗思氏麓川入侵者，駐滇明朝將領沐晟和方政中計潰敗，全軍覆滅，右都督陣亡，云南總兵沐晟逃到保山，行至楚雄含羞飲鴆自盡。后沐晟之弟沐昂掛征南將軍印，提兵進剿思任法，在克復騰沖，輕取南甸、干崖，追至隴把（今隴川縣隴把鎮）之后，由于戰線太長，被思任發派奇兵繞道奔襲，明截斷明軍糧道導致軍心大亂，后在沐昂率兵轉赴芒市時被麓川軍搶先據險沒伏，參將張榮戰死，沐昂僅保得性命逃回。
在朝廷陷入主戰派和主和派在朝堂上紛爭之時，正統六年春（公元1441年），麓川王思任法又東渡怒江，向今臨滄地區進軍。
在這個時候，六十三歲的兵部尚書王驥挺身而出，臨危受命。正統六年春（公元1441年），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率京營、湖、川、兩廣等士軍十五萬，征討麓川。
后世對王驥與麓川之役持否定態度的觀點主要有二：一是認為“國家外夷之患，北虜為急，兩粵次之，滇蜀又次之，倭夷又次之，西羌又次之。”（《皇明經世文編·凡例》），這種觀點我想大概飽經戰亂的滇西百姓應該有不同意見；還有認為王驥作為領兵文臣附同權宦王振，名節有虧，“王驥……顧以躁于進取，依附攀援，雖剖符受封，在文臣為希世之遇，而譽望因之隳損，甚亦不免削奪。名節所系，可不重哉?。◤埻⒂瘛睹魇贰ぞ硪话倨呤弧ち袀鞯谖迨拧罚?，對此上文已經說過，士大夫“因人廢事”之言，其弊不言自明。至于如顧炎武所持的征討麓川，“蓋因主將無謀，致有此患，損中國生靈，遺邊人笑，計窮事拙?！保ā短煜驴氛Z）觀點，愚以為如果都站在狹隘的中原為本觀念來看待西南邊陲的戰事，那對麓川之役的認識自然不會非常全面。再說后來“土木堡之變”失敗根源在于西南邊陲之戰，筆者認為，土木之變災難根源恐怕不是國力衰微，五十萬大軍御駕親征，這其中蘊涵的是憑借強大實力居高臨下的自信，失敗源自于盲目自大過于輕敵指揮失誤，如果真是遙遠的滇西麓川之戰是失敗之源，讀者不妨思索一下，就土木堡慘敗之后，瓦剌照樣拿明王朝沒有辦法的歷史事實？
三征麓川的過程、得失，很多史書都有詳細的記載，在本文中就不再贅言。
直至正統十三年（公元1448年）歷時八年，耗費大量錢糧，出動軍隊超過40萬，年逾古稀的王驥終于用戰爭迎來了和平：與思氏議和，約定以伊洛瓦底江為界，不許思氏的勢力越過江岸，雙方盟誓，刻石于江邊，“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泵鬈姲鄮?。在記載這場戰爭的多種史書中，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對年近古稀、官居高位的王驥多次“力戰”的記錄。
對保山，除了把永子推薦給皇帝之外，王驥和其主持的麓川之役的貢獻是巨大的。
首先是維護了祖國領土完整，保護了邊疆人民尤其是屢遭“屠城”的保山先民，數百年來，對麓川之戰有一句非常有代表性的非議：“以一隅騷動天下”。對此，明代嘉靖、萬歷年間王世貞認為 “麓川之所以鶩肆, 為棄交阻也, 若再敗于麓川而竟不誅, 則土官之弱者, 不二十年而為強者有矣。強者不誅而益強, 則中國之在西南者, 亦非我有矣。”（王世貞《算山堂別集》卷23 《史乘考誤四》）筆者認為，“一隅”自是中國，王驥主持的麓川之役確實達到了一個目的：它們在明朝以后的時期鞏固了中國對滇西的控制，而且也的確鞏固到如今。
其次是促進了滇西尤其是保山、騰沖的開發，當時朝廷為解決軍糧問題，在滇西采取了特殊手段，凡販運江淮、云南、四川所產食鹽的商人，必須到大理、保山、騰沖一帶招人墾荒納糧，朝廷根據鹽商納糧的多少，而決定其可以販鹽的數量。比如正統四年（公元1439年）十一月，朝廷規定，在大理納米一斗五升，可販鹽一引（每引400斤）；在保山納米一斗，即可販鹽一引。這樣，明軍可以就地取糧，鹽商為牟鹽利，也不辭辛苦，使滇西大量荒地得以開墾，客觀上為大理、保山成為后來的“滇西糧倉”而提供了有利的歷史條件。
第三是促進了滇西地區的民族交流和民族融合，麓川戰役徹底瓦解了思氏政權的政治軍事勢力，使得此后五百余年間滇西未發生過大規模軍事沖突，保證了邊疆與內地在政治上的一致性，大量內地官兵流落滇西各地，安家落戶，繁衍后代。
地方史學界一直有個爭議，東漢時諸葛亮出征“南蠻”是否到過保山（永昌）？對此至今眾說紛紜，但對諸葛亮的敬仰和神化傳說至今在保山隨處可見，其中《三國演義》這類型的文學文本的演繹應該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在歷時八年三征麓川的戰役中，王驥多次奔波于保山、騰沖、德宏等前線，基本駐扎于保山，因此，在保山建成的歷史名人堂中，王驥作為首批保山歷史名人塑像其中，雖然如此，但其功業事跡在保山并不算廣為人知，無論對王驥還是對保山，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好在2015年起，作為保山歷史名人堂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保山市文聯組織知名作家為保山諸位歷史名人出書立傳，其中王驥傳的創作也已經提上日程，實為可喜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