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葉水送
| 編者按 |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4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公報顯示，2014年中國的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為1.3萬億，占GDP總量的2.05%，盡管與發達國家3～4%的投入強度仍有不小差距，但在過去數十年的持續投入下，中國已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科研投入大國，論文發表數量躋身于世界第二名，越來越多的高質量科研成果涌現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上，中國科研日益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與此同時，中國正從過去強調“增加科研預算和科研產出”，轉型為以“如何提升科研的質量”為導向，這可從自然出版集團最近公布的一份調查中國1700余名科研工作者的白皮書《轉型中的中國科研》中窺見一斑。
另一方面，在中國政府倡導的“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政策推動下，科學界也越來越關注創新創業。
如何適應中國的科研轉型，改進科學評價機制，平衡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之間的關系，以及科學家在創新、創業上扮演怎樣的角色，日前，“知識分子”在上海舉行的“2015年科研·創新·創業國際研討會”上，就這些問題專訪了《自然》總編輯菲利普·坎貝爾爵士（Sir Philip Campbell）。
- 對話菲利普·坎貝爾爵士 -
《知識分子》：你認為一個好的科學評價應該是怎樣的？
菲利普·坎貝爾：科學評價是用來評估研究者的發現是否是新的、原創的，這是最基本的。你還可以評價他們的研究在科學上的影響力，或者評價其在特定應用上的影響力。對于前者，人們喜歡使用論文引用率、影響因子，我覺得這會有問題，最好能采用一個更合適的評估方法，而評估應用上的影響力，人們仍然在探索有什么新的方法，例如英國去年實施了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的方法。
促使科學家去發表論文，而不是去形成自己獨特的思考和花費時間更好理解自己所研究的科學系統，這并不是好的做法。根據我們的經驗，人們在這上面（科學系統）花費的時間越多，就會越成功。
《知識分子》：如何平衡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之間的關系？
菲利普·坎貝爾：不同的科研機構會有不同的見解。例如，歐洲的一些科研機構并不熱衷于應用科學研究，德國馬普學會（Max Planck Society）所有的院所都在做基礎研究，盡管德國政府對應用科學很感興趣。但是我想德國政府會尊重馬普學會保持基礎科研的原則。不過，目前很多大學將兩者混合起來，由科學家根據自己的情況來決定是做基礎研究，還是應用研究。所以，這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的需求，并沒有單一的模式。在一些稍小的國家，如新西蘭，他們就有很多從事應用科學的人。
《知識分子》：前一段時間有消息稱，谷歌要啟動谷歌科學（Goolge Science）項目，研究者可在該平臺上，非常方便地發文章，你如何看待數字出版未來的發展趨勢？
菲利普·坎貝爾：我覺得這是不錯的發展，對于包括我們在內的傳統出版社而言，也是一個不小的挑戰。例如，預印本（Preprint）服務，如arXiv已經出現了，它可以讓科學家不經同行評議就把論文發表在其平臺上。
不同的出版社對此所持態度各異，但《自然》及其子刊總是鼓勵科學家去使用它們，因為這意味著學術界能非正式地閱覽這些論文，并且給作者反饋，使論文在正式進入同行評議前得以改進。當然正式的同行評議也有自己的作用，因為其編輯是獨立、客觀的，猶如《自然》及其多數子刊的編輯和學術編輯。這是一個創新的例子，雖然已出現一段時間了。還有類似的新的出版形式，如eLife推出新的編輯方式。如果時機適宜，我們也會從中學習。但更為重要的是，我們也要創新。
《知識分子》：開放存取（Open Access）運動近年來發展得如火如荼，自然出版集團未來會在這一領域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呢？
菲利普·坎貝爾：自然出版集團出版了《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科學報告》（Scientific Reports）等開放獲取期刊，目前我們有超過60%的內容是以開放獲取形式出版的；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也出版了很多開放獲取期刊。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還會推出更多的開放獲取期刊，例如最新的自然合作期刊（Nature Partner Journals）。
所以，我們很贊成開放獲取，但是目前這一領域面臨的問題是：完成非常好的編輯工作需要資金，因此開放獲取這種模式眼下還無法支持那些需要大量額外編輯工作的期刊，例如拒絕掉多數來稿的頂尖期刊，以及對文字和美術編輯有額外附加要求的期刊。但未來我們會繼續推出更多更好的開放獲取期刊。
《知識分子》：我們知道《自然》雜志經常會討論一些社會熱門話題，例如人類基因組編輯技術、全球氣候變化等。你覺得科學討論或科學研究是如何促進社會政策的改變？
菲利普·坎貝爾：《自然》雜志以通過發表評論文章、觀點或新聞，而非研究論文，來推動政策的改變。例如，我們在評論版塊發表的一些文章曾推動人們召開會議，探討社會政策。但另一方面，社會政策不僅依賴于科學，還涉及其它研究領域，如倫理學、政治學等。此外還有一些利益相關者，如醫藥研究中的患者、商業公司以及非政府組織等。政府和監管部門有責任讓這些利益相關者參與科學討論。如果我們想制訂一項新的社會政策，就需要與不同的社會群體進行接觸，而且越早越好。因為這有助于正確地將問題確定下來。如果太晚，就會出現問題，因為人們會認為是被迫接受科學家或其他什么人的說法。
《知識分子》：你認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如何協作解決人類面臨的社會挑戰？自然出版集團對此有怎樣的貢獻？
菲利普·坎貝爾：我剛才談了社會政策的問題，如果要制定社會政策，就需要讓其它學科參與進來。即使在基礎科學領域，有時候也需要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協作。例如，在研究兒童早期成長時，除了生物學、基因組學、免疫學之外，還需要研究家庭、種族、社會結構等社會因素的影響。另外，還有一些社會挑戰，也需要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共同應對，通過不同學科的協作來解決這些挑戰。
我和我的同事們在應對一些社會挑戰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可持續發展、人類健康等，作為這項工作的成果，我們也開始推出新的期刊。這方面的研究與我們傳統上在《自然》和自然研究期刊上發表的研究有所不同。例如，數年前我們推出的《自然·氣候變化》（Nature Climate Change）涉及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自然能源》（Nature Energy）將在2016年1月出版，作為多學科期刊，該刊將發表經濟學、材料研究等方面的論文。未來，我們還將推出其它有關幫助人類應對社會挑戰的期刊。
《知識分子》：你如何看待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系統？其中有哪些問題值得我們關注？
菲利普·坎貝爾：的確，現在編輯生物體的基因變得更容易了，這在植物、動物、環境以及人類細胞研究等方面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們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安全性，如果我們很容易就能改變生物體的基因，安全性是否會成為一個問題？或許有些實驗室會在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制造出有害生物，這令人擔憂。另外，在美國有一些生物黑客，他們是業余生物學家，在車庫或家里做生物研究，這項技術很強大，也很簡單，它會帶來怎樣的問題，我們目前仍不清楚。
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們是否能以一種可遺傳的、不可挽回的方式來編輯人類基因組。對此我的答案有兩個，首先我們需要對這個問題進行全面的討論，因為這不僅是科學問題，它實際是人類的問題。近日，華盛頓召開的人類基因編輯國際峰會（International Summit on Human Gene Editing）僅僅才開始去討論這個問題，并沒有確立流程，明年會有進一步的討論。另外一個答案是，我個人認為，人們不應該編輯旨在發育成人的生殖細胞，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是不可以的。
《知識分子》：你覺得如何創造一個更好的環境從而激勵年輕的科學家實現創新？
菲利普·坎貝爾：我們有一個“自然導師獎“（Nature Mentoring Awards）。你會發現不論是中國的獲獎者，還是以前外國的獲獎者，他們都特別善于以一種積極的方式來啟迪年輕科研人員。如果你想鼓勵他們做出好的科研成果，這是他們所需要的關鍵環境之一。即便你很有經驗，也需要別人，但不一定是導師，幫助檢查自己的想法。你的信念、期望以及感興趣的事情也會輕易地誤導你。如果一開始不和別人檢查自己的數據、解讀和想法，你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果。
《知識分子》：你會支持研究者在科研階段創立公司嗎？
菲利普·坎貝爾：我認為研究者無法同時做科研又開辦公司。科學是個競爭激烈的領域，如果你暫停工作兩三年，開辦企業然后再回來，你就會落后了，因為科學是在不斷前進的。如果你有一個很好的想法，你打算商業化，原則上這是不錯的主意。我為什么要說原則上呢，這是因為在實踐中真正好的科學家往往不是成功的商人。所以，你要創業的話，就要確保有很好的經營者來幫你打理公司，不一定要親力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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