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這是曾國藩弟子為其寫的挽聯。但是張宏杰先生在《曾國藩的正面和側面》這本書中，塑造的絕不是一個“完人”曾國藩，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凡人，作者希望從細節中還原一個最真實的曾國藩，從正面、左側面、右側面三個維度用細節構筑一個最立體的曾國藩。
在“正面”這個部分，詳細描述了曾國藩是如何從“憤青”到“老奸巨猾”，少年時的曾國藩一身傲氣，錚錚鐵骨，會與人爭吵甚至打架，初至官場之時也時絕不肯和貪污腐敗、克扣軍餉之人同流合污，然而幾經挫折之后，他也在人生的大起大落之中頓悟，習得了在官場之中的生存的大智慧。再次回到官場之后的曾國藩，開始左右逢源，到了晚年，甚至可以說是老奸巨猾。處理李秀成一案，向皇帝抄錄李秀成的自述時，卻多次作偽，以減輕曾國荃的責任，夸大曾國荃的功勞。但是當面對家國大事時，他仍愿意挺身而出，為了國家利益，為了民族大業，干當“替罪羊”，縱使在官場中淌過，位至兩江總督，見過了多少貪腐和黑暗，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卻是不曾動搖的。
曾國藩和左宗棠一生的恩怨糾葛被很多歷史學家所關注，在曾左關系的處理上，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代大家身上的氣度和風骨。左宗棠有將士之才，為人高調，恃才傲物，但曾國藩不曾妒才嫉才，反而是對其非常尊重，雖有齟齬，但是不管是訓練湘軍還是后來平定太平天國運動，曾國藩都虛心聽取左宗棠的意見，甚至一手提拔他，位至閔浙總督。然而，左宗棠并不感恩知遇之恩，反而“恩將仇報”，在得知幼天王下落之時，置曾國藩于不顧，直接稟告皇上，兩人徹底決裂。左常常與人說起自己和曾國藩的事，句句直言自己無錯，常常為自己辯解，直到曾國藩去世，也不曾停止這種辯解。反觀曾國藩，卻是從不曾談起左“忘恩負義”之舉，甚至勸誡自己的家人與左交好。風骨與氣度，可見一斑。年少時的傲氣和稚氣退卻，他終于成為了“萬眾之祿，不以為泰，不得行其志而退，終身淡泊”的人。
到底是什么讓曾國藩脫胎換骨呢？從湖南一個偏僻的小鄉村走出，他背負著父親與祖父的期望；改名“滌生”，立志蕩滌過去，重獲新生；求學岳麓書院，他日夜苦讀，誓成“布衣之相”；赴京趕考，年少得志，他用才學為自己正名——“十年七遷，連躍十級”，入京，對于曾國藩，是仕途的起點，也是自我完善的起點。他以“完人”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每天堅持寫日記，記錄自己的一言一行；堅持反省自己，甚至多看了哪個漂亮的姑娘一眼，他都覺得自己罪孽深重，一定要痛切自責。曾國藩是一個相當自律的人，戒煙、讀書、減少社交、寫日記，哪一樣不需要毅力和恒心？但誠如曾國藩所言“極耐得苦，方得為一代之偉人。”即使是步入老年，眼睛不再清亮之際，他仍然沒有停止過學習的步伐。他用幾十年如一日的堅持，在書籍中不斷的學習、反思，長成了一個越來越寬厚的人。不僅自己嚴格要求自己，他對于自己的后輩也有諸多的期望和勸誡。《曾國藩的正面和側面》中有很多曾國藩家書，字字璣珠，包含著一代大家為人處世、為政治國的大智慧。 曾國藩有言：“一家之中，勤則興，懶則敗；一國之中，廉則興，貪則敗。”即使過去了這么多年，仍舊振聾發聵，為我們敲響警鐘。
在左側面部分，作者為我們詳細敘述了曾國藩一生的收入和支出，從中我們也得知了晚清時期的官場的情況和官員的收入情況。曾國藩考中進士可謂是“鯉魚躍龍門”，但是在京生活的清苦并不能為改善曾家的生活。書中提到，在有關曾國藩的數據文件中，沒有發現任何一筆營求私利的記載，困窘的生活也曾讓他利欲熏心，但是他憑借著強大的反思和意志，在黑暗的官場中，“出淤泥而不染”，禁得住誘惑。縱使后來深處腐敗的晚清軍營，他也不曾靠職務謀一己之私利，恪守“不靠當官發財”。但有趣的是，他的弟弟，曾國荃，卻是憑借自己的職務，貪婪的掠奪財富，攻下天京之后，任由湘軍掠奪南京城內的金銀珠寶，自己也大賺一筆。曾國藩一方面自己堅守底線，另一方面縱容自己的弟弟貪掠金銀，雖有管制，也無濟于事。但曾國藩真的是兩袖清風嗎？事實并非如此，一些官場潛規則，他也不得不去遵循，比如致送炭敬，報銷花費“部費”，他都不能避免。而鹽運私送的“緝私經費”，上海海關、淮北海關等海關送的“公費”，構成了曾國藩的“小金庫”，但是這筆錢，也用于了官場應酬、購買賑米，從不會寄給家人。總的來說，曾國藩也算是“一身清儉，一如寒素”。
在曾國藩的右側面中，作者描寫了曾國藩迷信和天命的右側面。從信風水到信天命，其實都是曾國藩受制于他所處的時代，不像我們從小接受唯物主義的教育，相信科學，當出現很多當時的知識沒有辦法解釋的現象，古人只能寄托于鬼神。而天命，也是曾國藩對于一己之力無力回天的無奈之情，天命說下的曾國藩沒有步入極端，而是越來越淡定，越來越從容。他深知自己的力量過于薄弱，無法撼動大清的王朝，他坦然的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不再如年少之時，以為一己之力，就能拯救這個日漸頹靡的王朝。
“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陸游詩句可謂是對曾國藩一生最好的詮釋。本是一代鴻儒，誓要在文壇做出一番事業，心懷“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的雄心壯志，卻不幸生在那個硝煙四起的時代，中國封建制度的沒落和時代的動蕩逼迫他投筆從容，在湖南辦團練，帶領將士平定太平天國運動。爾后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開展了洋務運動。一生坎坷起伏，有光輝榮耀，也有厄運困頓，一生榮辱，濃縮于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