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民國究竟是個什么樣子呢？那時候是中國最黑暗的時期，軍閥混戰，外國侵略，政府割地賠款，百姓民不聊生。但那時候也是文化最閃耀的時期，涌現出一大批名垂千古的大師，魯迅，胡適，陳寅恪，王國維……在國力強盛的今天，很多人卻在懷念那個年代，懷念那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年代。而在那樣的一個年代里，有著一名踽踽獨行，堅守自己內心的怪人，他就是——“清末怪杰”辜鴻銘。

辜鴻銘，他生在南洋（馬來西亞），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是一名學貫中西，通曉十幾種語言的大師。但就是這樣一位從小在西方學習的人，卻有一個堅守終生的信念，“他以為儒家學說之仁義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強食競爭中出現的冷酷與毀滅；他相信，正被國人摒棄的傳統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學即是這個文化精髓所在。”（光明網 《 “國學騎士”辜鴻銘》）正是秉承這個信念，辜鴻銘開始不遺余力的推行中國傳統文化，而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寫出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是辜鴻銘用英文寫成的，漢譯名為《春秋大義》（后改為《中國人的精神》）。本書出版于1915年，是由辜鴻銘1914年發表于英文報紙《中國評論》、以“中國人的精神”為核心的系列論文結集而成。1914年恰逢“一戰”結束，歐洲人面對滿目狼藉的家園，茫然失措，不知道自己的文明和制度出現了什么問題。這個時候，辜鴻銘大力推廣的中國文化進入了他們的眼簾。這本書一出版即大火，被人迅速翻譯成德文和日文。撫慰了當時正處于戰敗時期的德國人內心的創傷。

這本書，一開篇就寫了本書的目的：“本書的目的，是去嘗試解釋中國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價值。在我看來，如今要想評估一個文明的價值，我們最應關注的問題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是如何宏偉，建筑是如何華麗，道路是如何通達；不是其所制造或能制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適，儀器、工具或者設備是如何巧妙實用；甚至也與其創造的制度、藝術和科學無關：為了評估一個文明的價值，我們應該探求的問題是人性類型，也即這種文明產生了什么類型的男人和女人。事實上，男人和女人——人的類型——是文明的產物，正是它揭示了文明的本質和個性，可以說，揭示了文明的靈魂。如果文明造就的男人和女人揭示了文明的本質、個性和靈魂，那么，男人和女人使用的語言則揭示了男人和女人的本質、個性和靈魂。有句關于文學創作的法國諺語如此說到：“風格即其人”。因此，我把三件事：真正的中國人，中國婦女，中國語言——作為本書前三章的標題，以此來解釋中國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價值。 ”（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

作者這話，我深以為然。要了解一種文明的特點，還是要看他塑造出什么樣的人。而在辜鴻銘看來，中國人謙遜，溫和。是世界上唯一具備博大、深沉、淳樸、靈敏四種特質的人。文中還有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誠然，本書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是有一定缺陷的。比如說他過于輕視西方，忽略了當時西方遠超中國的民主制度。輕視婦女，如他鼓吹男人要納妾，也說過“在中國，理想女性并不要求一個男的終其一生去擁抱她崇拜她，而恰恰是她自己要純粹的、無私的為丈夫活著。”（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當時，他的這本書讓一向輕視中國的西方人，改變了對中國的偏見。給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注入了一支強心劑。這是很不容易的。

我曾經看過一段廣告，其中的一句話讓我印象很深刻，他說：“當同行者越來越少時，你還會堅持嗎？”辜鴻銘就是那個繼續堅持的人，他學在西洋，對西方文化非常了解。當中國人開始進行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時候，他卻仍然堅持弘揚儒道。當清朝滅亡，剪發易服的時候，他卻仍然堅持留一條辮子。還記得電影《建黨偉業》中的一幕，當北大的學生笑他的辮子的時候，他說：“我的辮子留在頭上，而諸君的辮子長在心中。”正是他這種種行為，讓人費解，才稱呼他為“清末怪杰”。

一九一六年蔡元培為北大校長，聘辜鴻銘講英國文學。這引起了人們的爭論，而蔡元培發表聲明說：“我聘用教員以其個人的學問、造詣為原則，在校授課以無悖于思想自由為界限……本教員中如有腦曳長辮而持復辟論者，如果他所講授的在英國文學的領域之內而無涉及政治，本校亦沒有排斥干涉的理由。”這讓辜鴻銘大有知遇之感。“五四”運動時期，辜鴻銘毅然決然的站在了蔡元培這邊，說：“蔡元培和我，是現在中國僅有的兩個好人。好人就是有原則。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現在還是保皇，這種人什么地方有第三個？”

現在人們談及他總是津津樂道他的辮子，他的“茶壺茶杯論”（指辜鴻銘鼓吹男人納妾，說男人是茶壺，女人是茶杯。一個茶壺要配很多個茶杯），談及他的英語讓英國人都感到驚嘆，以及他的各種特立獨行，但也僅此而已了。人們不愿再去深入了解他。畢竟辜鴻銘對于現代人來說，只是一個民國時期大師輩出的佐證，只是民國熱時期，茶前飯后的談資。

但是，真實的辜鴻銘不僅僅是如此，在我看來，他一生的目標便是“弘道”。在他看來，民國時期和孔夫子所處的春秋戰國時期一樣，都是“禮崩樂壞”的時代。而民國時期更加的惡劣，因為當時不僅僅有列強入侵帶來的文化侵略，更有很多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產生了不自信，主張拋棄傳統，全盤西化。而他覺得，自己應該肩負起弘揚中國文化的重任，也就是我所說的“弘道”。

因此，他在各種場合不遺余力的推及國學，他把《論語》《中庸》等書譯成英文，把中國文化傳到西方。據說，當辜鴻銘將英文版《論語》贈給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對辜鴻銘說，君精通西學，當知道孔孟之道，在中國行數千年，卻不能行20世紀之今日。辜鴻銘駁曰，孔子教人的方法，譬如數學家之加減乘除，數千年前，其法三三得九，至今20世紀，不能三三得八。令伊藤博文啞然。（《民國清流：那些遠去的大師們》汪兆騫，2015，現代出版社）

雖然，不被人理解，甚至收到人的嘲笑，但他還是堅持自己內心的正道。孔子說：“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張勛生日的時候，他曾贈了一副對聯“荷盡已無擎雨蓋；殘菊猶有傲霜枝”大清已亡，傲骨猶在。

子曰：“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若沒有辜鴻銘，傳統文化又將置于何方？

梁啟超曾在《李鴻章傳》中寫過一段話，我深以為然，故以此結尾：

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

舉天下人而惡之，斯可謂非常之奸雄矣乎。

舉天下人而譽之，斯可謂非常之豪杰矣乎。

雖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

以常人而論非常之人，烏見其可？

故譽滿天下，未必不為鄉愿；謗滿天下，未必不為偉人。

語云：蓋棺論定。

吾見有蓋棺數十年數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

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論人者將烏從而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