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民國十年夏歷辛酉十月朔，余紹宋先期乞假回衢，為母親諸太夫人慶六十大壽。期間，龍游鄉(xiāng)紳張芬、吳際元、勞錦榮、汪宜鋅、徐士杰、陳熾昌、勞錫蓄、朱佩華等諸公聘書約余紹宋為修志總纂，祝康祺為副纂。自此，余紹宋以四年之功，成《龍游縣志》四十二卷。梁啟超先生曾評價余之《龍游縣志》，有十長。梁先生說：“顧吾常以為實齋以前無方志，故舉凡舊志皆不足與越園書較。以越園書較實齋書，其所進則既若是矣。無實齋，則不能有越園，吾信之，越園宜亦伏焉。然有實齋，不可無越園，吾信之，實齋有知，當亦頷首于地下也。”梁先生將余紹宋與清人章學誠相提并論，可見《龍游縣志》在方志學的地位。
余紹宋修志之愿，先啟于曾祖余恩鑅。余紹宋幼時得曾祖厚愛，余恩鑅“課余必命習之，又恒舉昔賢童時故事相詔，且多及于鄉(xiāng)先達，若饒州之羅雞得金，若忠肅公之化龍枕鼓，時時言之，爾時熟聞，輒神往龍游故鄉(xiāng)也。”可以這么說，余紹宋的龍游故鄉(xiāng)之情源于曾祖教誨。且余恩鑅曾重刻《康熙志》，此重刊本卷首有衢州知府劉國光的《序》及余恩鑅的《重刊序》。若無此次重刊，余紹宋重修《龍游縣志》亦無所藉。
余紹宋修志也與父親余慶椿有關。光緒二十年，余慶椿掌教鳳梧書院。十三歲的余紹宋隨父侍居鳳梧書院半年。余紹宋“始得漸通故鄉(xiāng)俗語，漸知留心鄉(xiāng)幫故事”。當時余紹宋常聽父親與人談起縣志年久失修，擔心文獻散佚，屢次商討修志。余紹宋不知其意，偷偷地問父親。父親告之：“方志為一縣寶書，功侔國史，其義甚詳，恨幼時無知，旋領即忘，今不能更舉其詞，負疚何極。”
四叔余慶齡對余紹宋修志之舉也有積極的影響。光緒二十九年，余慶齡任鳳梧高等小學堂總理，余紹宋在學堂任學長。余慶齡亦曾議及修志，雖然事未成，但余紹宋有感于中，“已思有以自效”。后來，余紹宋“居恒讀書，遇有涉及縣事者輒筆記之，積久盈寸，而參互考校之余，知康熙《志》所載殊多舛誤，遂成《舊志訂訛》，初未敢示人也。” 在修志之前，余紹宋已撰有《舊志訂訛》。
還有一事對余紹宋修志有重大影響。光緒三十一年（1905），余紹宋游學日本，縣里資助二百金，經(jīng)費即出自修志余款。余紹宋說：“為數(shù)雖微，而私念今日地方以此款贈行，他日所以報之者別無他道，蓋至是而修志之遂決矣。”
而在修志之前，余紹宋借司法部任職之便，“部中原儲方志數(shù)百種，既得一一涉獵，復請于長官以部令補征全國府、縣志，又得三四百種，乃積平日討研究所得，又成《讀方志札記》《舊志補遺》兩編。”如此看來，余紹宋修志，準備得相當充分。
余紹宋如此爽快應約修志，也有母親褚氏之功。初，余紹宋擔心時任司法次長，事繁，并未當即應允。民國十年十一月一日，諸公再請，余紹宋叩問母親。褚氏問：“汝其忘先人之志乎？”余對之：“不敢忘！”余紹宋退而再與諸公議，允之。又約定數(shù)事。如，需得一老成宿望者共圖之，眾人遂想到祝康祺先生。還有體例酌定后他人不得變更，所收事跡截至宣統(tǒng)末年止，入民國后事不得闌入；又如，不應收之件不得以捐款等緣由要求收入等事，悉承諸鄉(xiāng)父老允許。余紹宋還提出聲明不要報酬，眾人不許，他就聲明應得酬勞全部存儲，將來積有成數(shù)，供公益之用，決不進私囊。次日，余紹宋又與鄭渭川談修志之事頗久。
余紹宋此次乞假南歸為母祝壽，以“春暉”名堂。原先日記所載之事名《余廬日記》，而自民國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始改題為《春暉堂日記》。
余紹宋返京后，首次將開啟修志之事記在日記里是民國十一年二月。二月十八日，他在《春暉堂日記》道：“閱章實齋《文史通義》第八卷，皆論修志事者，近日頗欲開手修《龍游縣志》，故一涉獵，其持論固有過激處，然甚有史識，謂志體壞于標題不得史法，標題壞于藝文不合史例，而藝文不合史例之原，則又因創(chuàng)修郡縣志時，誤仿名山圖志之廣載詩文，誠為為探原不易之論，李愛伯日記中頗譏其非，未為正論。夜與仲先商定《龍游縣志》編纂例，不依向來通例，亦不全用章說，姑志于此，他日尚須改訂也。”余紹宋又將縣志粗分目錄如下：
地理考：沿革，疆里，山川，戶口中，風土。
食貨考：田賦，稅則，倉儲。
建置考：城郭，水利，廨舍，學校舍，郵傳，祠祀，公產(chǎn)附。
……
二月下旬，余紹宋在日記中曾多次記錄點閱《龍游縣志》之事。
余紹宋寓京修志，與龍游修志局諸公交流以書信方式為主。如民國十一年五月十七日：“龍游修志局寄舊采訪稿來。”五月十九日：“附《龍游縣志》內(nèi)信致子培。”
余紹宋于修志之事，極為上心。除參閱大量各地方志外，于縣志所載，逐一檢閱，十分嚴謹。如，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七日：“夜檢閱采訪稿人物官師各冊，將撰著縣志各表并列傳也。”十八日：“撰賀齊傳，正舊志之誤兩點，一齊為太末長非建安十六年事，一后漢及吳均無威中郎官名。”十九日：“夜作縣志職官表并訂下名宦傳三篇。”廿四日：“檢閱《浙江采進遺書總錄》，抄其要入志者七條。”廿五日：“編職官表到明代，訂焉舊志訛謬十數(shù)條。”二月廿六日：“夜續(xù)編職官表至明末。”“得劼丈書，以所擬《采訪員章程》見示，用意頗發(fā)，惜絕不似章程體載，因為更定之并附入私見，頗費心思，因錄之如次。”他還將龍游修志局采訪員章程抄入《春暉堂日記》中。其中《采訪章程》規(guī)定，每月須責成各采訪員繳稿十五則。但因所采用大多不適用，于是又纂例定《采訪綱要》三十九條，詳細說明采訪之法，厲行采訪，所獲頗多。四月一日，余紹宋又將前三日所擬采訪綱要全部修正定稿，并茲錄于日記中。
民國十二年后，余紹宋與副纂祝康祺書信交流更為頻繁，且書與祝康祺的信大多有編號，只是前三通信并未注明，第一通信約于民國十二年二月二日：“作書致祝劼老，別存稿。”有編號的自二月六日第四通開始：“作書復劼庵第四號，別存稿。”至民國一十四年十一月廿六日，已編至第二百五十五號。此后，他們的書信交流逐漸減少。直至民國十五年二月十八日結束：“發(fā)劼老二百六十一號，附去發(fā)單兩紙。”
后因直奉戰(zhàn)事，余紹宋先是辭去司法次長，但仍擔任法律館顧問。民國十三年正月后，又辭去顧問之職，就更盡心全力修志。并于一、二月，成《氏族考》二卷；三月，成《建置考》一卷；四月，成《食貨考》一卷；五月，改定方君所草《地理沿革篇》，并補成《山川》《疆里》《風俗》三篇為一卷；六月，成《叢載》一卷；七月，成《通紀》一卷；八月，編成《掌故》八卷；九月，編成《文征》四卷。至十一二月，稿已修改三四次。
余紹宋修志間，也曾出現(xiàn)過一些狀況。民國十三年五月十七日，余紹宋“得劼丈信，謂朱佩華在議場宣言修志無成績”，余紹宋即作書責之。他在信中道：“修志為一縣最大最要之事，足下前者亦曾與聞，不宜因與當局意見參差，而為倒行逆施之計。明知足下斷不至此，然人言籍藉，不得不一貢其愚，深愿足下顧全大局，好自為之。”余紹宋對此很是氣惱。關于此事，直至九月一日，吳際元還赴京來談，愿調停朱佩華事。
當然，這點小插曲于修志而言并無阻礙。余紹宋與修志局眾人一道，晨檢晚補，專致修志，即使有時身體不適，也從未中斷。在《藝文考》《職官表》《選舉表》《人物傳》脫稿后，先后印百余冊，分發(fā)各采訪員及四鄉(xiāng)士紳，求其匡正。后又在編撰時，對舊《采記》有疑或未明者，一一查訪，計先后查詢事項共一千五百余則。直至民國十四年四月，全部勒成定稿。
民國十四年五月底，余紹宋回到故鄉(xiāng)龍游，此時，《龍游縣志》稿初成。民國十四年六月廿七日：“集同人開會，核定通記一卷、地理考一卷。”二十八日：“核定氏族、建置、食貨三考，更改處頗多，皆事實與訪稿不同者，此番幸歸來，不則非信史矣。”三十日：“核定人物傳、烈女傳、叢載諸稿。”七月一日：“核定掌故諸篇，內(nèi)中公產(chǎn)一項尚須補查。”二日：“開議續(xù)志采訪事宜，自明日起，諸采訪員亦凾欲歸鄉(xiāng)也。”廿二日：“侵晨再召集諸訪員商量續(xù)志事宜。九時半由余與劼老出名請四鄉(xiāng)紳士之在城者，計張誦先、朱佩華、吳子培、陳熾昌、徐明倫、勞錫蕃、勞梅卿、蘇梅卿、璩孟白十人來局會議，續(xù)籌經(jīng)費事，并議定北鄉(xiāng)義塾租款作為修志預備金，略師章實齋縣志科之說。眾贊可，乃也孟白入縣署與厪才言之。”七月廿三日晨，余紹宋乘舟離開龍游，吳際元同行赴杭。
《龍游縣志》最后定稿于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縣志后錄將付梓，檢視意未盡，更作千數(shù)百言補之。發(fā)王詒孫函，明知交通已斷，然不能不寄。”《龍游縣志》卷末有余紹宋所撰后錄《前志源流及修志始末》。后錄結尾處，有感謝祝康祺等眾采訪員語。余紹宋寫道：“是故今茲役脫，非祝先生主持，則采訪、經(jīng)費兩端皆無所獲，紹宋雖勤，曷克償茲夙愿？其為勞于鄉(xiāng)里者固至大也。而以七十老翁，不憚千時來歸，力任勞怨，中更家庭變故、地方兵事，而卒不撓不挫，以竟厥功。其宏毅果敢之精神，尤足以昭示來許……”余紹宋以這樣的方式表達對祝先生等諸君的感激之情。
十二月廿三日：“復黃震榮、陳久志，兩君皆來書索觀《龍游縣志》。”我們可判斷《龍游縣志》已付梓。
民國十五年（1926）一月六日：“致劼老二百五十六號，樣本寄齊。”此時，《龍游縣志》樣書已出。三月五日： “吳芷泉將南歸，托其帶新志五部到杭，一送夏定侯，一送浙江圖書館，一送鄭渭川，一送莫伯恒，一送葉左文，并各致一書。”《龍游縣志》終于正式出版。自開局至成書，此次修志共花費二萬一千元。
四年辛勞，一舉成名，余紹宋之《龍游縣志》成方志學經(jīng)典之作。如今，此版《龍游縣志》早已是一卷難求。翻開書頁，撲面而來的不止有翰墨芬芳；字里行間，更多的還有前賢做學問的專注和濃濃的桑梓之情。
? ? ? ? ? ? ? 2020年1月3日晚于舊縣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