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女哭城感更生，三士爭桃緣晏嬰；二公行相左，道異卻相謀；季扎聞樂頌齊魯，圣人至道戀豳風；莫道梧宮巨江海，稷下談士天下儒。
《水經注》說，（沭水）又東南過莒縣東，《地理志》曰：莒子之國，盈姓也，少昊后。沭水即今山東省東南部、江蘇北部之沭河。《水經注疏》說：“守敬按：《周禮》，青州，其浸沂、沭。《漢志》，術水出瑯邪郡東莞。顏《注》，術水即沭水也。《水經》稱，出東莞縣西北山。”至于莒縣，秦置，屬瑯邪郡，治所即今山東省莒縣。至于《地理志》所言，《水經注疏》又說：“守敬按：盈、嬴同。《春秋世族譜》，莒國嬴姓，周武王封茲輿期于莒，初都計，后徙莒。《世本》自紀公以下為已姓。按《鄭語》史伯又云曹姓。”都計也稱計亓，后人亦寫作計斤，在今山東膠州南關城子村。至于酈氏所言之“莒子之國”，緣于茲輿期系西周的子爵，封國被稱為子國，故名莒子，也成了后世君主的代稱。《漢書·地理志》說，（莒）三十世被楚滅。《戰國策·西周策》則說，莒亡于齊。只是“簡王元年，北伐滅莒”出自《史記·楚世家》，司馬遷記述了發生在前431年的事。之后，莒國并未徹底消亡，史籍沒詳實載錄，后世亦難有確論，《戰國策箋證》就說，其國疑亡而復立，如中山（國）之有先后也。《史記·燕昭王世家》說，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馀皆屬燕。司馬遷所言是燕昭王二十八年，即前284年發生的戰事，燕昭王任樂毅為上將軍伐齊獲勝，除楚聊、莒和即墨三城外，其余全收入囊中。如此以來，《戰國策·西周策》與《史記》所言就不相悖，也就是說，莒國最終被齊國所滅。
《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說，弗聽，敗齊師于壽馀。壽馀系莒地，在今山東省濰坊市安丘市境內。西周時期安丘屬淳于國，春秋時境內分屬杞、莒、紀三國。前520年，齊國大臣北郭啟率兵伐莒，莒子不聽大臣勸阻執意出戰，倒是大敗齊軍，卻激怒了齊景公親率軍伐莒，最終以莒國求和告終，此謂之壽馀之戰。莒國北與齊國接壤，西與魯國為鄰，實力強大之時先后滅掉向國和鄫國，與齊、魯兩國也摩擦不斷。《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說，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且于”乃春秋時莒邑，在今山東省莒縣北。魯襄公二十三年，即前550年，齊莊公從晉國回來，不進國都就攻打且于，大腿受傷退兵。“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也出自《左傳·襄公二十三年》，也就是說，結果與齊、莒之戰與壽馀之戰相同。只是《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又說，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杞梁殖是齊國人，攻莒時戰死。《水經注》引《列女傳》中的《齊杞梁妻》篇說，妻乃哭于城下，七日而城崩。《水經注》又說：“故《琴操》云：殖死，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城為之墮，即是城也。”酈氏所說的“城”當是且于，也就是莒國的一座城池。只是《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沒說杞梁妻哭塌且于，言齊莊公回到齊國，于郊外與其相遇要派人吊唁，杞梁妻說：“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于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吊。”《春秋左傳注》說：“古禮，唯所謂賤者受郊吊。杞梁乃大夫，故其妻辭吊。”只是《禮記·檀弓下》說，君遇柩于路，必使人吊之。如此以來，齊莊公郊吊杞梁亦合古禮，可最終“齊侯吊（杞梁殖）諸其室”。其實，《左傳·襄公二十三年》之述不詳。齊莊公遇到杞梁妻，《禮記·檀弓下》說“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拒絕齊莊公郊吊的理由是“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也就是說，只有在祖宅里吊唁才能免其罪。蕢尚乃春秋時魯國人，居喪，魯哀公使人吊之，遇諸道，避于路，畫宮而受吊，曾子說，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列女傳》又說：“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劉向陳述了杞梁妻“赴淄水而死”的理由，依、誠、倚、更，無、有之辯證也就合乎情理了。杞梁妻之行也符合《女誡》所言：“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所以其“貞而知禮”，所以劉向將其列入《貞順傳》。依據史料考證，杞梁妻確有其人，《孟子·告子下》：“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華周又作華州、華舟、華還，春秋時齊國人，魯莊公時大夫，伐莒時戰死。《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說莒子重賂華周“使無死，請有盟”，卻只說“獲杞梁”，可《孟子》之言不會虛，兩個妻子哭夫竟然改變了齊國的風俗，繼而成為一種時尚。《列女傳》被稱為傳記性史書，可有論者說其“記載失實，年世舛誤，甚至故為異說，陳列虛事”。只是又有論者說，這種現象的發生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不能過多地歸咎劉向其人其書。
《漢書·楚元王傳》說：“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并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更生者，乃劉向也。《周禮》說，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漢宣帝遵循漢武帝之先例招選名儒俊材，劉向不只“通達”，且文章寫得好，同與揚雄并稱“淵云”的辭賦家王褒、官至光祿大夫的張子僑入選，親授《谷梁春秋》和《五經》。《漢書·楚元王傳》又說，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于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漢高祖建漢，吸取亡秦之教訓，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至漢武帝時又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劉向趁儒學興盛之機校書存經可謂厥功至偉。《孫卿書錄》說：“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凄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于閭巷，而功業不得見于世。哀哉!可為零涕。其書比于記傳，可以為法。”劉向早年就仕于宣帝時直言諫上獲罪，成帝時方得光祿大夫，生性耿介，“昧死上言”就是報皇帝的知遇之恩。《孫卿書錄》還說：“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于王，然世中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可見劉向對荀子推崇有加。除此之外，劉向還說《管子》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道家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兢，合于六經。劉向博采諸說，立一家之言堪稱大儒，故《漢書·楚元王傳》贊曰：自孔子后，綴文之士眾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
《漢書·楚元王傳》又說：“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劉向升任光祿大夫，見習俗奢侈、超越禮制，覺得教化當從里到外、從親近的人開始，遂作《列女傳》“以戒天子”。有論者說，《列女傳》成書漢成帝永始年間，劉向以著述作諫書，意在勸諫皇帝遇止后妃逾禮和外戚專權，其有意虛構，從而使之成為具有傳記性質的短篇小說集。《漢書·成帝紀》贊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班固所言針對漢成帝，《漢書·楚元王傳》中提到逾禮制的還有“趙、衛之屬”。《漢書·成帝紀》說“趙氏亂內”，“婕妤”是宮中嬪妃劃分的等級的稱號，由漢武帝設立，除了班固的姑姑班婕妤，還有衛婕妤，乃漢成帝的妃嬪，此皆為其“湛于酒色”使然。如此以來，劉向作《列女傳》就十分有必要了。《齊杞梁妻》頌曰：杞梁戰死，其妻收喪，齊莊道吊，避不敢當，哭夫于城，城為之崩，自以無親，赴淄而薨。有論者說，杞梁妻“哭城”與“自盡”的實質并非守禮、貞烈，妻貞義形象體現了父權文化的女性價值取向與男性對女人的倫理期望，被當做教化女性的楷模，用以宣揚社會倫理。此論從不同的立場和觀點闡明了老故事的“新意”，其說杞梁妻不守禮，緣于“孔子惡野哭者”（《禮記·檀弓上》），卻也符合原創者的創作意圖。劉向尊經崇儒，肯定董仲舒的天地感應之說，具有強烈的男權意識，亦即女性要“以專一為貞，以善為順”才行，所以《列女傳》說：“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齊杞梁妻》后來演變成孟姜女哭長城，可見劉氏之作對后世影響之深。
《水經注》說，其城三重，并悉祟峻，惟南開一門，內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許里。酈氏所言之“城”依然是且于，也就是杞梁妻哭塌的城池。《讀史方輿紀要》也有記載，《水經注》說“哀感皇天，城為之墮”，杞梁妻能將偌大、多重之城池哭塌，其“功力”可謂巨大，縱有上天助其一臂之力亦有不凡之功！《尸子》曰：莒君好鬼巫而國亡。莒國滅亡了，可且于城未必一時消失。《六國論》說，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寢。蘇洵作《六國論》沒在意城之存亡，說六國的諸侯不珍惜祖宗留下的土地，今天割掉五座城，明天割掉十座城才能睡一夜安穩覺，可起床之后大軍又壓境了。《六國論》又說，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六國諸侯抱薪救火最終毀掉了自身，秦一統天下，城池依然林立，只不過改變了歸屬。秦亡之后漢興，漢衰之后有魏晉有五胡十六國有大唐有宋有元有明有清，還有……城池可能依然存在，卻變得越發高大也深邃。如此以來，杞梁妻的“價值取向”也就有了變化，所謂的“新意”會變成“舊意”，可“舊意”未必不能再變成“新意”。如此變幻猶如杞梁妻面對的且于城，崇峻乎？深邃乎？難述其詳矣！
《水經注》說，淄水又東北逕蕩陰里西。蕩陰里在今山東淄博東、臨淄南，“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出自諸葛亮之《梁甫吟》，即此。《水經注》又說，（淄）水東有冢，一基三墳，東西八十步，是列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之墳也。《水經注疏》說，會貞按：《書鈔》九十四引《三齊略記》，田開疆、公孫接、古冶字三壯士冢，在齊城東南三百步。齊城即今山東淄博市東北臨淄故城，西周及春秋、戰國時齊國均建都于此。
《晏子春秋·內篇》說，“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古冶子殺黿之后操驂尾、挈黿頭，于湍急的河流之中一躍而起，故以河伯自詡。《晏子春秋·內篇》又說：“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田開疆自稱是勇士，擊潰來犯之敵，有開疆擴土之功。《晏子春秋·內篇》又說：“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公孫接能殺野豬也能殺猛虎，自然有資格吃一個桃子。遺憾的是，三個人只有兩個桃子，公孫接、田開疆覺得愧對古冶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遂“挈領而死”。古冶子覺得“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遂也死，此謂之“二桃殺三士”。《水經注》又說，晏子惡其勇而無禮，投桃以斃之。酈氏所說的“其”即古冶子、公孫接、田開疆，晏子動殺機的理由也好，三人同為齊國大將，“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只是《梁甫吟》說：“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諸葛亮作《梁甫吟》不過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后世評價多異議，對于晏子的評說甚多，這就關系到其人了。
晏嬰乃夷維，即今山東省高密人，一說姬姓，一說子姓，晏氏，字仲，謚平，史稱晏子。“管仲、晏嬰，功書并作”出自《論衡·書解篇》，所謂“功書”，是說二人功業和著書都有建樹。《史記正義》說：“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廩，豆不掩肩。轉禍為福，危言獲全。”司馬貞所言之夷吾是管仲，平仲乃晏子。《全漢文·晏子敘錄》說，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史記·管晏列傳》說，（晏子）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禮記·檀弓下》說，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晏子春秋》說，鍖然不滿，退讬于族，晏子可謂仁人矣。魯昭公說晏子是仁人，緣于其不求私利、不圖虛名，虛心而不自滿。“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出自《晏子春秋》，此乃孔子之言。如此以來，諸葛亮評說晏子之言就有失偏頗了吧？
《史記·孔子世家》說，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司馬遷記述的是晏子之言，說儒家滑稽、高傲，且不知道節儉，還四處求討不能治國。孔子適齊本來以“臣臣、父父、子子”說服了齊景公，可晏子之言使其不再向圣人問禮。晏子是個務實的政治家，認為“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若順應孔子“復禮”之愿，“累世不能殫其學”，也就是說，一個人從小到大，幾輩子都學不完其中的學問，尤其是秉承那樣的繁雜禮節則沒必要了。如此以來，晏子就對儒家思想持有絕對反對的態度？非也。
晏子尊崇孔孟之道，提倡仁人、民心，也就是孟子所言之“仁者愛人”。《晏子春秋》說，厚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為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為也。晏子不主張將君主賞賜的財務據為己有，那不是仁人干的事情。晏子認為，治國當以民為本，《晏子春秋》說，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身為一國之相，晏子將俸祿散發給親朋好友，只求“一豆之食”，出行也是“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黑衣鹿皮、簡陋的車子集于晏子一身是其恪守儉約之表現，其認為此恰是“彰君之賜”，緣于“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晏子認為，修身齊家治天下其根本觀念是民眾，也就是民心，與仁政形成因果，如孟子所言：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晏子春秋》說，夫禮者，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以為其民，是故尚之。晏子說，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并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晏子又說，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質也。再是德，晏子認為君對下臣、民眾要以德相待，行仁政、行愛民。有論者說，晏子對禮、義的解釋及身體力行所體現的精神，對《左傳》中的政治思想以及如家思想皆產生極大的影響，可見晏子的倫理思想是儒家倫理思想的來源之一。此論不只否認了晏子不是儒者，且在顯示出大儒之風范！
“二桃殺三士，詎假劍如霜”出自《懼讒》，比起諸葛亮，李太白對于晏子殺士的態度愈加堅硬，且不失憤慨之情。清代程先貞倒婉約一些，其作《還山春事》說，五君自醉竹間榻，三士誰憐桃下墳。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爭桃而逝，后世對其惋惜者多，且對晏子之為極其反感。只是“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以為“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也出自《晏子春秋·內篇》，遂去之。《晏子春秋·內篇》所述晏子之言當為正，只是一事多議，各據己理也就有了不同的結果。好在公孫接、田開疆和古冶子之徒究竟當不當死，非拙文所探之要。沭水之后有巨洋水，巨洋水之后有淄水，淄水之后還有汶水、濰水，亂流屈曲，交錯縱橫，儒脈猶水，各有其姿，豈能一語同之哉？
《水經注》說，淄水又北逕其城東，城臨淄水，故曰臨淄，王莽之齊陵縣也。秦置臨淄縣，為臨淄郡治。《水經注》又說，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賜之以四履，都營丘為齊。《水經注疏》說：“守敬按：《史記·周本紀》，武王封師尚父于齊營丘。《左傳·僖四年》，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營丘亦名營城，在今山東臨淄西北臨淄故城，《漢書·地理志》齊郡臨淄注引臣瓚曰：臨淄即營丘也。”姜子牙名尚，姜姓，呂氏，尊稱太公望，楊氏引《史記》之“尚父”即此是也。“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出自《詩·大雅·大明》，尚父亦作尚甫。四履謂四境之界限，楊氏引《左傳·僖四年》之語即此意。魏晉杜預注《左傳·僖四年》也說，履，所踐履之界。《史記·齊太公世家》說：“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依據《山海經》載錄，東海之外有顓頊國、季禺（嵎夷）、少昊國、重氏、藜氏和后來的羲和國。《詩義疏》說，萊，藜也。萊國又稱萊子國，先秦諸侯國，商代始封，西周時成為諸侯大國，后被齊所滅。司馬遷作《史記·齊太公世家》沒有記錄萊侯與姜太公征伐的結果，卻又說，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司馬遷所言系周成王剛剛即位之時，管、蔡叛亂，即三監之亂，淮夷，也就是商周時黃淮、江淮一帶的古部族也背叛周朝，太保召康公奉王命至齊，令姜太公討伐四履諸侯。《史記·齊太公世家》說“此間五等諸侯”，萊侯當在其中，是否有罪愆不得而知，可姜太公征討后成為大國才“都營丘”。《史記·齊太公世家》又說，蓋太公之卒百有馀年，子丁公呂伋立。
《史記·齊太公世家》說，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太公治齊，重在“簡其禮”，可禮與仁相連。司寇營湯巧言令色，陽奉陰違，滿口“仁義”，卻暴虐百姓、亂殺無辜，故《春秋繁露》說，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出自《孟子·離婁下》，太公誅司寇營湯就是對禮與義最好的詮釋。《論語·述而第七》說，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孔子不只是傳授《樂》，且通樂理、音律，《史記·孔子世家》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至于韶樂，《竹書紀年》說，有虞氏舜作《大韶》之樂；《呂氏春秋·古樂篇》說，帝舜乃命質修《九韶》、《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此后，夏、商、周三代帝王均把《韶》作為國家大典用樂。姜太公封營丘建齊，韶樂傳入齊。周得天下，《韶》被列入天子之樂，姜太公立齊推行禮樂文化，“因夷俗、簡夷禮”，不失周禮，又融入齊地文化，使其變成雅俗共賞之樂，與魯公伯禽全襲周之禮樂大不相同。姜太公之策深得圣人贊許，乃至三個月吃肉都不知味道。只是至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致使“新聲”出現，“俗樂”遍地開花，尤其是齊國依靠管仲之謀，工商業發達，富國強民的同時，《韶》也沖破了周禮的束縛，且融入了更多的俗樂成分。《戰國策·齊策》說，鐘鼓竽瑟樂音不絕，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韶》只不過是一種樂舞，卻也折射出齊國的社會現實。《史記·滑稽列傳》說，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后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淳于髡說的只是喝酒，可既有“倡優、侏儒之笑”，豈能無樂乎？此謂之姜太公之誤，抑或是管仲之謀有失哉？
《史記·魯周公世家》說：“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少昊曾在曲阜建都城，壽百歲，死后葬于城東北壽丘云陽山。《史記·魯周公世家》又說：“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所謂天子之禮樂，即魯國受王命行郊祭。”周天子之所以褒獎周公之德，除了其曾愿代武王去死，且營雒邑、作周官、制禮樂，明德慎罰，以禮治國。《尚書大傳》說，（周公旦）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成王。“乃嘆曰：嗚呼，魯后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也出自《史記·魯周公世家》，司馬遷所言乃周成王的話語。伯禽是周公旦的兒子，于曲阜就國，是為魯文公。伯禽“變其俗、革其禮”要等到服喪三年后，姜太公卻只用了五個月，所以周成王才感嘆，魯國后代將要為齊國之臣！事實上，周公之嘆并未改變伯禽之初衷，平定淮夷、徐戎之亂，繼續依照周制、習俗治理魯國，且向周邊部族傳播宗周文化、推行禮樂。《禮記·明堂位》說：“凡四代之器、服、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春秋以降，禮樂文化遭貶，可魯國依然重禮儀，且后繼者眾多，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夏父展、曹劌、里革、匠人慶、叔孫豹、左丘明、孔子等皆為知禮之人。
《左傳·昭公二年》說：“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丘明所述為晉國卿大夫韓宣子之言，受王命于前543年奔魯，看到《易》、《像》和《魯春秋》大發感慨，且對周公之德贊賞有加。《論語·雍也篇》說，子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圣人所說的“道”乃治國安邦之策，即自周之始終以禮治國，且至高無上，也是其畢生追求，卻突出一個變字。齊國改變了就達到魯國的樣子，而魯國再一改變，就達到了先王之道。圣人之言緣于齊國富強，卻遠不如魯國推崇周禮至上，而魯國尚未達大道之境，這就需要變了。圣人之所以是圣人，時時都以周禮為要，故《孔子家語》說，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所謂的“故”乃舊法、舊典、成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名儒俟材置左右”出自《漢書·楚元王傳》，其中所涉就是這個意思。齊侯打算宴請魯定公，孔子覺得“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酒器和磬之樂都是用來宗廟或宮廷祭祀或宴賓的，拿到野外不合禮儀。齊侯聽信了圣人之言只好作罷，可見周公之德至孔子時期影響依然深遠！只是魯國占有地理優勢，適宜農桑，禮樂可規范國民的行為，卻如宋人守舊而難以進取，與通貨積財的齊國相比自然落后。至于禮，所謂的“尊尊而親親”至春秋后期也發生了動搖，周宣王立懿公戲的弟弟稱為魯孝公是長幼之亂、三桓興起導致公卿爭權，以致于公室衰微、大夫專政，此是為亂禮也。《左傳紀事本末》說，魯在春秋蓋積弱之國也，主盟不若齊、晉之強，地勢不及秦楚之大。清代高士奇作《左傳紀事本末》意在說魯國的確弱，可“小國之心動”、“遠人之慕”，“亦足見周公之思”。齊國強，卻“男女雜坐”；魯國弱，卻遵規守矩，只是魯最終先于齊為楚所滅，此謂之周公之誤，抑或是伯禽之謀有失哉？
其實，探討齊、魯之亡之先后無益于拙文的題旨，可齊國最終被秦所滅又離不開禮。《荀子·性惡篇》說，以秦人之縱情性，安恣睢，慢于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荀子如是說，緣于講究“父子之義”、“夫婦之別”，秦國人遠“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且說“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也出自《荀子·性惡篇》，此處不討論荀子之言本身，而是“齊魯”一詞，其與秦相對就有了區分，即兩個地域概念。如此以來，孔子說齊魯之“一變”，也就不排除合二為一的愿望了。概而言之，齊人有失，卻不像秦人絕對“慢于禮義也”；魯人受“遠人之慕”，只是也不乏損周禮之行，所以孔子才和學生們離開魯國周游列國。《孟子·盡心章句》說，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宜生是“文王四友”之一，與姜尚等人助其滅商姓周，孟子又說周文王說姜太公說孔子，只是擔心圣人之道后世無繼。《荀子·臣道》也說，齊之管仲、晉之咎犯、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圣臣矣。
《水經注》說：“又曰：先君太公筑營之丘，季札觀風，聞齊音曰：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季札季乃吳王壽夢之第四子，史稱延陵季子，到魯國聘問，《左傳·襄二十九年》也說，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季扎聽完《齊風》，贊揚其美好也宏達，且說太公之國，“未可量也”；聽完《豳》，又贊揚其浩蕩博大、歡樂而有度，且說是周公東征的音樂。豳本指豳山，又作古都邑名，系周立國之地。《豳》在《詩經》中即《豳風》，《楊園先生全集》說，魯無《風》，《豳風》猶“魯風”也。張履祥是明末清初人，字考夫，號楊園，其著《楊園先生全集》又說，以《周南》始，以《豳風》終，始終以周公也。周公乃周公旦，如此以來，季扎聽樂褒齊，卻也不貶魯，所以張履祥又在《楊園先生全集》中說，夫子曰：“魯一變至于道。”又曰：“吾舍魯何適也？”蓋此志也。
《水經注》又說，又東過利縣東，淄水自縣東北流，徑東安平城北。西漢時置利縣，治今山東省博興縣東南，屬齊郡，南朝宋廢。《水經注疏》說：“博昌縣西南三十里有安平亭，故縣也。《方輿紀要》，安平城在臨淄縣東十九里，本齊邑，漢置東安平縣。安平、平安本是二邑，皆在利縣西南。”楊氏所言博昌縣西漢以博昌邑置，治今山東省博興縣南，屬千乘郡，五代唐避其祖李國昌之名諱，改名博興縣。言淄水所逕之徑，《水經注疏》提出了異議，此處不提。水流東去，又會與諸多亂流聚，《齊風》之音遠去，《豳風》亦不復來，然齊魯之變、之再變是否有負于圣人之志哉？只是此處亦不提，“變者，非常也”出自《白虎通》，如此這般，又何必多語言哉？
《水經注》說，系水傍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系水屬于古濟水水系，與澠水同源，出自臨淄齊故城小城西申池。《水經注》也說：“（系）水出齊城西南，世謂之寒泉也。東北流，直申門西，京相璠、杜預并言申門，即齊城南面西第一門矣，為申池。”至于陽門，《水經注疏》說：“守敬按：《左傳·襄十八年》，陽作揚。杜《注》齊西門，考《齊記》，西北有楊門。”酈氏所言之“故封處”即系水岸邊有個老舊的土堆，也就是過去筑土留下的痕跡，那便是齊國的稷下。《水經注》說：“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十人。劉向《別錄》以稷為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于稷門下，故曰稷下也。”《藝文類聚》說，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堂，趾往往存焉。《齊地記》又說，臨淄城西門外，古有講堂，基柱猶存，齊宣王修文學處也。說到稷下就不能不提棘下，也就是戰國時齊國學者會聚之地，與其相連的是“棘下生”，乃是對會聚的儒生們之通稱。《水經注》說，然棘下又是魯城內地名。酈氏所言牽扯到稷下和棘下，故《水經注》又說，蓋亦儒者之所萃焉。東漢時期，幽川牧掾張逸提出質疑，經學大師鄭玄說：“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故《水經注》又說，雖異名互見，大歸一也。說來說去，稷下和棘下不過是一個地方，卻必須言及稷下學宮。《水經注》說，當戰國之時，以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鄒衍、淳于髠、田駢、接子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論議。身為齊國大臣，鄒衍、淳于髠、田駢等不問政事，而專事著作立論，此皆緣于“齊宣王喜文學”。酈氏所言之“文學”當指文章經籍，《呂氏春秋·蕩兵》說，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彊，談雖辨，文學雖博，猶不見聽。本鄭玄之言，稷下或棘下即所謂的稷下學宮。如此以來，稷下學宮就不只是“儒者之所萃”之地。稷下學宮興盛之時，曾容納道、儒、法、名、陰陽、輕重、兵、農諸家，匯集了天下賢士。“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出自《擬古九首》，陶淵明所言之“談士”說的就是稷下或棘下的賢士。
《孟子·梁惠王下》說：“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齊宣王五年，也就是前319年，燕王噲讓國于其相子之，國大亂，齊國欲伐之。齊宣王問策，孟子就以燕民悅與不悅陳述其伐與不伐的理由，且說周文王和周武王為古之有行者。其實，孟子所言道明的是其民本思想，《孟子·盡心章句下》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再是仁政，孟子以孔子之德治說發展成仁政之說，民順則王治，民逆則王衰，故《孟子·盡心章句下》說，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只是齊宣王不聽孟子之言，到底興兵伐燕，可其獲勝之后受各路諸侯之困，無奈只好再次問策：“諸侯將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說：“臣聞七十里為政于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孟子·梁惠王下》記載了孟子與齊宣王的對話，可見其對仁政推崇之至。只是說來說去，孟子依然勸諫齊宣王推行仁政，理由也好，“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遺憾的是，困局已定，齊軍在趙、魏、韓、楚、秦等國的壓力下被迫撤軍，而燕人則共立公子職為昭王，所以《孟子·公孫丑下》說，（齊宣）王曰：“吾甚慚于孟子。”
《孟子·公孫丑下》說：“前日于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饋七十鎰而受。于薛，饋五十鎰而受。”《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則說：“齊王饋兼金一百，孟子以謂未有處而不受，此必威王之時，孟子猶未仕齊也。若至宣王世，孟子致為臣而歸，而宣王饋金以贐行，則君臣之間，又何云無處而饋哉？此孟子威王世先已游齊之證一。”錢穆先生之語證言孟子究竟何時適齊還不要緊，可其二度適齊是不悖的史實。只是《孟子·公孫丑下》又說，予三宿而出晝，于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孟子勸諫齊宣王失敗要離開齊國，卻在邊境停留三宿，希望君王能改變初衷，可其最終只能失望地離開。《史記·燕召公世家》說：“齊兵敗，愍王出亡于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司馬遷記述的是燕昭王二十八年的事情，樂毅聯合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占幾乎據其全疆域達六年之久，此謂之以毒攻毒或說齊人伐燕的因果報應。只是齊宣王在文化上還是有所作為，行文至此又必須再提及稷下學宮。
周幽王廢嫡立庶導致平王東遷，亦為東周之始，王室式微導致禮崩樂壞，而學術上的百家爭鳴也由此發端。稷下學宮是諸子百家競相發表學術觀點的場所，齊宣王好文學也不秉一而拒容他家之說，可《十批判書》說，黃老之術，值得我們注意的，事實上是培植于齊，發育于齊，而昌盛于齊的。黃老學說本身沒問題，融合了陰陽、儒、法、墨等學派的觀點，提倡修行、經世和致，郭沫若先生的論述也是基于稷下學宮與其不可割舍的關聯。只說黃老之學在齊國另有其說，古器物銘文《陳侯因敦》說，其唯因，揚皇考昭統，高祖黃帝，邇嗣桓文。大意是說齊威王遠要以黃帝為祖宗，近要繼承齊桓公、晉文公的霸業。齊宣王乃齊威王之子，先輩為“田氏代齊找到了合理的依據，再拽出老子的學說就是黃老之術，稷下學宮的興起也是催化劑。如此以來，齊宣王“甚慚于孟子”也就合乎情理了吧？孟子適齊緣于稷下學宮的興起，可其去齊是其游說齊威王和齊宣王父子失敗。孟子離開齊國之后游宋赴魯，宣揚孔孟之道，晚年才回歸故里講學著書。《孟子·盡心章句上》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孟子之樂此處亦不提，天下英才聚于孟門，萬章、公孫丑、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孟仲子、陳臻、陳代、高子、充虞、徐辟、彭更、咸丘蒙、桃應、浩生不害、盆成括、季孫氏、子叔疑、滕更、曹交、周霄……其徒如此眾多，英才豈不是遍布天下哉？再想到姜太公、周公旦、孔子、晏子、孫況、司馬遷、董仲舒、劉向之輩，聚集天下談士的學宮又豈唯稷下哉？
《水經注》說，系水又北徑臨淄城西門北，而西流徑梧宮南。昔楚使聘齊，齊王饗之梧宮，即是宮矣。梧宮乃戰國齊國之宮殿名，《水經注》又說，臺甚層秀，東西百余步，南北如減，即古梧宮之臺。《說苑·奉使》說：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楚國使者以昔日樂毅攻齊反駁齊王，齊國臣子就以楚平王無道，加害伍子胥及家人，卻被“掘平王冢”、“笞其墳”反唇相譏。漢王粲作《贈文叔良》說，梧宮致辯，齊楚構患。
《水經注》說，（系水）又西北流注于時。時水又東北流，澠水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