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中國城市地毯式的改造中，一個詞匯愈來愈執著地冒出來，就是——記憶。這個并不特別的詞匯放在城市的變革中便讓人們感到異樣、另類、不和諧、不解，還讓那些恨不得把城市“推倒重來”的人頗為反感。城市難道不是愈新、愈方便、愈現代愈好嗎？為什么需要記憶？記憶什么？有什么用？為了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記憶而把它破破爛爛地堆在那里嗎？
首先說記憶。人的記憶分兩種：一種是不自覺的，一種是自覺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經意的；不論記住還是沒有記住，不管日久便忘或歷久難忘，全是一任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們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記憶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覺的記憶，則是理性的，刻意的，是為了不被忘卻。我們每個人的心靈中也都有這種自覺的記憶。
城市和人一樣，也有記憶，因為它有完整的生命歷史。從胚胎、童年、興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這個豐富、多磨而獨特的過程全都默默地記憶在它巨大的城市肌體里。一代代人創造了它之后紛紛離去，卻把記憶留在了城市中。承載這些記憶的既有物質的遺產，也有口頭非物質的遺產。城市最大的物質性的遺產是一座座建筑物，還有成片的歷史街區、遺址、老街、老字號、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種遺產。它們縱向地記憶著城市的史脈與傳衍，橫向地展示著它寬廣而深厚的閱歷。并在這縱橫之間交織出每個城市獨有的個性與身份。我們總說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實最響亮和奪目的“名片”就是城市歷史人文的特征。
當然，伴隨著記憶的另一半是忘卻。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城市漫長的成長過程中，它總是一邊創造，一邊銷毀，還要不斷地改造與擴大，再加上災難性的變故（包括戰爭與自然災害的破壞），記憶總是在不斷地喪失。在傳統的城市發展中，記憶與忘卻都是隨其自然，是不自覺的和非理性的；拆舊建新，隨心所欲。因為那時人們只把城市看作是功能的、使用的、物質的，沒有看到它的個性的價值與文化意義。
但是，自從人類進入現代化社會，便對自己的城市產生一種理性的記憶的要求，開始覺悟到要保護這些歷史人文的記憶載體。應該說到了20世紀50年代著名的《威尼斯憲章》一出來，人們對城市的保護就非常自覺了。保護它，決不僅僅因為是一種旅游資源或是什么“風貌景觀”，更是要見證自己城市生命由來與獨自的歷程，留住它的豐富性，使地域氣質與人文情感可觸與可感。當然，這些都是從精神和文化層面上來認識的。于是，文化保護便成了現代城市建設中最緊迫和最前衛的課題之一。記憶和遺產在高速發展的當今世界上變得愈來愈重要。其實遺產就是為了記憶。
應該說，城市本身沒有自覺的記憶。這種理性的記憶，實際上是人賦予它的。為此，自覺的記憶是現代人類的文明要求與文明行為，而破壞記憶則仍是滯留在一種原始的非理性的慣性中。
當然，記憶是有選擇的。
這里說的記憶不是個人化的，不是為了滿足個人某種懷舊情緒的。它是一個城市的記憶，群體的記憶。那就要從城市史和人類學角度來審視城市，從城市的歷史命運與人文傳衍的層面上進行篩選，把必須留下的記憶堅決守住。這樣，城市的保護就決不是簡簡單單留下幾個“風貌建筑”，擺擺樣子而已；更不會隨手把許多極其珍貴的記憶大片抹去。
對待一個城市的生命記憶，對待一代代先人的經歷與創造，必須慎重，嚴格，精心。對待保留下來的記憶必須尊重它的完整性與真實性。任何隨心所欲的涂改都會破壞記憶。就像北京南池子改造中將四合院改為四合樓——記憶已經不復存在。本質上仍是“建設性破壞”。
走在拆舊建新之后看起來千篇一律的城市里，你是否會覺得是在和一群滿身珠光寶氣卻“腹內空空”的暴發戶對話？誰會希望自己的城市成為失憶癥患者？誰又想成為流浪的孩子而找不到回家的路？
（選自《馮驥才作品選》，天津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