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的《鼠疫》：

書中的人們在老鼠大批死亡直到政府宣布“鼠疫”封閉城市時心里狀態的變化。

書中提到中國廣州鼠疫，我查了下1894年廣州死于鼠疫者約7萬人。這倒不是重點，其中有些有意思的事，比如：

“就連塔魯，在日記上記錄用中國人用敲鑼打鼓的方式驅除瘟神后也評論說，實際上沒有任何途徑證明敲鑼打鼓是否比防疫措施更有效。”

中國人敲鑼打鼓送瘟神，書中的人們不管信教與否都去參加“祈禱周”，殊途同歸，現實無能為力之時我們只能去信任至高無上的神去憐憫我們。

“有一家咖啡館貼出了絕妙的標語：防止感染的最佳途徑是一瓶好酒。”

“他還注意到藥店的薄荷糖突然斷貨了，因為人們有一種流行的信念，嘴里含著薄荷糖能預防傳染病。”

我當然沒經歷過19世紀那場鼠疫，但是我經歷過03年的“非典”，我見識過如同書中那般瘋狂和荒謬。

“白醋”和“板藍根”，一種調料和一種染色劑成了預防“非典”的神物。現在倒轉過來看，一切如此的荒謬可笑。但是在現狀不明，無能為力之時我們卻又陷入如此荒謬之中。

理智的存在是需要條件的，在書中鼠疫封城后種種事情，已然在現今社會重現。這就是這些書的意義所在吧。

歷史不會是簡單的重復，但在歷史中不斷反復的人性本質卻有著驚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