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人太多，聊天工具太發達，價值觀太混亂的必然結果，是不是會催生一種名曰“說教癖”的病呢？

這個世界上什么人最易患上這種病呢？當然是老師，因為這就是他們的工作啊，他們以此為生，多數也以此為榮，并樂此不疲。

因為這個世界貌似有那么多不成形的靈魂等待他們去塑造，有那么多"三觀不正"的人等待他們去熏陶、感化、教誨、捋直，扳正。

然而，如果他只是喋喋不休，如果他隨時隨地喋喋不休，如果他認為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需要聽他的喋喋不休，那么大概只能說明一件事——此人急需教化，或者需要送醫。

我想我以前一定也患有某種程度的“說教癖”，但后來我看到了王小波的這句話，他說：

每個人的賤都是天生的，永遠不可改變。

于是，我終于徹底放棄了想靠說教來尋求同類的愚蠢想法，漸漸學會了觀察、聆聽、盡可能去理解和適時地沉默。

柴靜在她的《看見》一書中講到一個有關治理環境污染的問題時，采訪中提到了一個中層官員的悲哀和無奈，由此引發了許多人對她的立場問題的質疑。她無法利用大眾媒體為自己辯解，只能在她的書中說一句：

每個人都有被理解的權利。

然而，事實上，真正的理解永遠是稀缺的，而且，理解也并不意味著可以被原諒。

基于個體道德底線和價值觀的差異性，世上也總還是有許多不可理喻之人和莫名其妙之事，如果實在是雞同鴨講，不如干脆屏蔽，也算是一個簡單有效的辦法。

即使世淚滔滔，彼此打濕的又有幾滴？即使你只想做自己，說你“矯情”罵你“作”的永遠大有人在。這樣一想，你也就不用再刻意討好誰。

所以后來，我徹底淡出了所有形而上的口舌紛爭。

事實上，當一個人靜下來思考、寫作、梳理自己的時候，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提升，也才能夠真正凸現你的價值和力量。

所謂“蝴蝶盛開，清風自來”，伯牙子期是無須通過相互說教來產生共鳴的。那些虛假的“被共鳴”，即使獲得，又意義何在？

說到底，文字磨礪的是心性，消暑解乏，敗火去燥，在這場沒有盡頭的自我修煉途中，你可以在心里告訴自己，有時懂得，非關語言。

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重新讀起魯迅的句子，始覺真知灼見永不過時。

到如今，我正在少說廢話多干實事的路上日漸長進，然而，我的道行還是無法達到可以任由一些人沒來由無止境地瞎逼逼的程度。

比如有一天我打電話給一個朋友，只想問一下他某個軟件的版本，幾秒鐘就可以解決的事，結果他不失時機地在電話里幫我規劃了一番人生愿景，順帶著諄諄教導我應該如何做人，最后終于說，我從來不管什么版本不版本，你應該去問那些懂電腦的人。

還有一個曾經很談得來的朋友，印象中他思維敏捷口若懸河，很有些才子風范。若干年后再見時，風采依舊不減當年。然而深聊幾句，卻發現依舊停留在當年的認知水準，凡事喜歡逞一時口舌之能，根本談不上什么客觀理性，切中肯綮。一副“牢騷太盛防腸斷”，“世人皆醉我獨醒”的懷才不遇樣。

我說，既然你如此不滿意自己的處境，那為何不想辦法改變呢？然后他列舉了無數個非如此不可的理由。

我驀然心驚，如果我二十歲的時候聽他說這番話，極有可能會憑空生出一番悲憫，覺得蒼天無眼，世道獨獨對他不公。可現在，我只在心里對自己說，看來他，也只有這樣了。認清現實的殘酷固然是好的，可是，之后呢？

一瞬間我突然驚覺，再不醒悟，我恐怕也要淪為一個好高騖遠，百無一用，處處遭人厭的“常有理”了。

十歲的時候，伶牙俐齒，人們夸你見多識廣，有演講天賦；二十歲的時候，滔滔不絕，人們說你外向健談，口才不錯；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的時候呢？如果你的才華沒有找到合適的平臺，發揮不當，那么極有可能是適得其反，遭人反感。

想起一個故事。

有人問一個著名的經濟學家，你既然知道那么多經濟理論，諳熟那么多經濟規律，那為何不去搞經濟？經濟學家說，如果我會搞，還用在這里一直講嗎？

這故事聽上去是個笑話，但也確實反映了一些客觀現實。其實這個經濟學家反倒是個誠實幽默，頭腦清醒的人，因為充分認識了自我，所以才知道什么可為什么不可為，因為自信，才勇于自黑。

對于某些人來說，“講”就是一輩子的事，“說教癖”恰恰是他們的美德。然而對于多數人來說，可能做比說更重要。

想起我遇到過的一個學生，以在試卷上撰文批判教育體制著稱全校，好像還贏得了幾個女粉絲。后來我找他聊天，一了解，發現長期曠課門門掛科面臨留級，更無可以謀生的一技之長，像多數人一樣，對未來充滿茫然和憂慮。

如此，我想，這種標榜個性的行為充其量只能算一種“作”，一種刷存在感的方式而已，沒什么實際意義。

還有一個故事，好像是關于哪個美國總統的記不大清了，大意是說總統回到家，興高采烈地對夫人說，親愛的，我今天做了一次非常激動人心的演講，贏得了無數掌聲。夫人遞過一袋垃圾說，請先把它扔出去。

是的，許多時候，扔垃圾真的比聽演講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