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文體美乃是一個“以作者個性為主導，以語言文字為基礎的，諸種因素融合成功”的整體美，而不是一枝一節(jié)的美。約翰生在談到關于作家作品的研究方法時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斷章取義的贊揚莎士比亞，好比賣屋的人拿一塊磚到市場上去做廣告。”

研究任何人的作品，都不能以一斑論金豹，須總觀全局，看它所生的總印象如何。上乘的作品的佳勝處，都在總印象，而不在一章一句的精練。

文體的“佳勝處”，即“文體美”，也都在“總印象”，而不在“一章一句的精煉”。

作為“總印象”的文體美，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這些因素，概括起來，有三點：一是方法，二是語言，三是性格。

（一）方法。每個散文家都有表現(xiàn)思想感情的習慣方法。這方法，包括構思、剪裁、結構、描寫等具體特征。

一般來看：在構思上尋找意境，或找出“焦點”的構思方法，易使文體富有“詩畫境”的精致美；反之，只牽著一縷情思，圍繞一個中心（題旨）即興發(fā)展的寫法，易使文體顯出“行云流水”般的舒徐美。

在剪裁上對材料，嚴格取舍，刪繁就簡，再三剪裁，其文體常如疏竹、瘦石，清朗、玲瓏；反之，談古論今，東拉西扯，旁征博引，其文體也自有一種瀟灑勁兒，但弄不好，就會失之于支離、散漫。

在結構上布局精巧者，其文體顯得謹嚴有致；大開大闔者，其文體顯得氣勢磅礴；順勢行文者，其文體顯得自由流動。

在描寫上工筆細描，其文體有柔膩之美；夾敘夾議，其文體有樸素之味；冷嘲熱諷，其文體必使人感到嚴峻刻峭；反語暗喻，其文體常使人覺得藹然有趣。

總之，表現(xiàn)方法上的特征，都是構成散文之文體美的重要因素。

（二）語言。在文體美的構成上，語言的因素，似乎比方法的因素更重要。

周作人在《志摩紀念》一文里，談到散文流派時，有這樣一段話：……志摩可以與冰心女士歸在一派，仿佛是鴨兒梨的樣子，流麗清脆，在白話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歐化種種成分，使引車賣漿之徒的話進而為一種富有表現(xiàn)力的文章，這就是單從文體變遷上講也是很大的一個貢獻了。確實，文體變遷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和標志，就是表現(xiàn)工具語言上的變化。

我們說，語言并非是構成文體美的唯一因素，但確是一個較“方法的”因素更為重要的因素。諸如：文字的精確、簡煉，必然帶來文體的明晰、簡潔；詞藻的豐富、華美，常使文體顯得繁褥、濃麗；多用長句者，其文體自有一種浩瀚流轉之勢；而短句的排列，又使文體顯得精悍、緊湊；古文成分稍多一些，其文體常有簡古之風；而多用口語者，其文體自有活潑之趣。偶句，使文體凝煉。散句，使文體流動；排比，給文體增加一瀉千里的氣勢；重復，給文體帶來一唱三嘆的節(jié)奏。

（三）性格的。構成文體美的因素，不僅有“方法的”，“語言的”，還有“性格的”。

有人說：文體“絕對不是一個個別的品性，卻是一個人所有智識和道德的總集合，適如光之于別的集合住而成為日球”。這話是頗為中肯的。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在文體美的構成上，作家的性格，乃是起主導作用的因素。這是因為：不論是“方法的”或“語言的”選擇，無不受著作家性格的制約；同時，作家的性格，又無不暗暗透入“方法的”、“語言的”因素中去。郁達夫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里，正是結合作家性格來分析其文體、風格的。他說，魯迅是“一味急進，寧為玉碎”，“盡是誅心之論”，表現(xiàn)事物，只求抓住要害，三言兩語，把主題道破，文字“辛辣干脆，全近諷刺”，其文體“簡煉得象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而周作人則性喜平和、中庸，作文追慕樸素自然，故其文體舒徐自在，平和沖淡。他評論冰心，曰：“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傷，動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命，亦即是女土的文章之極致”。其它像：朱自清、豐子愷、葉紹鈞、許地山……；其文體的特征，無不一一同其生平、性格有直接關系。

只不過作家的性格在文體構成上的作用，是暗中調合、潛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在具體分析文體構成的諸種因素時，它常常被忽略，而不被單獨拿出來加以論述。

實際上，如果我們忽視了性格的作用，那么，在文體美上所表現(xiàn)的異采紛呈的現(xiàn)象，便難以得到圓滿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