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所長
摘自：《天津社會科學》2017年第1期，原題為“20世紀以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多維度開展”

“實踐”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核心概念。這個概念的全部意義是在與“異化勞動”的辯證關系中呈現出來的。根據馬克思的定義，“實踐”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即是人的生命的生產，人的本質、人的類特性、人的自我創造的活動；“異化勞動”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的勞動，它是勞動的現實化，但這種現實化是以“工人的非現實化”、“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奴役”，“異化、外化”的形式呈現出來的。“異化勞動”的這一意義表明，“異化勞動”是“實踐”的對立面，是對人的實踐存在的否定。在馬克思看來，“異化勞動”盡管是對人的實踐存在的否定，但它是人的實踐存在的一個必要的環節。這是從兩種意義上而言的。首先，從實踐存在的結構看，“異化勞動”給予了實踐感性形式，是人的感性的存在；其次，從實踐的歷史進程看，“異化勞動”造成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分離，是人獲得社會性、從而獲得人的解放、個體自由的歷史條件。這樣，馬克思就通過異化勞動這個概念，把“實踐”植根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態之中，并由此而建構起他的唯物史觀和資本主義批判理論。自19世紀末開始，東方和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結合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變化，分別在這兩個向度上闡發了馬克思“實踐”概念的文化內涵，建構起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判理論。

在唯物史觀的向度上，19世紀以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結合人類歷史的新發展闡發馬克思“實踐”概念的文化內涵，建構了以文化領導權為基本內核的文化批判理論。

在這一向度上，最早闡發馬克思“實踐”概念的文化內涵的是拉布里奧拉。拉布里奧拉是第二國際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與同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一樣，重視經濟基礎的研究，但是，他反對用庸俗唯物主義和機械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解釋經濟基礎，把經濟基礎視為社會形態中的一個因素，而主張用歷史哲學的觀點來闡釋經濟基礎，把經濟基礎看作是人們的經濟活動，亦即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活動。他認為，在馬克思那里，經濟不是社會生活中的一個因素，而是社會生活本身，是人們的實際經驗過程，上層建筑不是懸置于這一過程之上并與之相對立的因素，而是從這個過程中生長出來的，因而是經濟系統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不僅如此，經濟還與一定民族文化傳統積淀而成的風俗、習慣、信仰、愿望和傾向等相聯系，具有民族文化的特性。

在馬克思看來，不論是在前一種意義上，還是后一種意義上，經濟作為社會生活本身，都是人的文化創造活動。馬克思把人的這種文化創造活動稱為“實踐”。可見，馬克思的“實踐”概念本質上是文化哲學的概念，它所表達的是以經濟活動為中心的人的文化存在。在這里，拉布里奧拉并沒有提出“文化領導權”的概念，但是，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卻成為葛蘭西文化哲學研究的先導。

葛蘭西繼承了拉布里奧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并且更直截了當地闡明了馬克思“實踐”概念的文化內涵，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文化領導權”的概念。葛蘭西認為，馬克思的實踐哲學是改造世界的哲學，馬克思的“實踐”概念就是指的文化改造活動。所謂文化改造活動，就是把大眾的自發的、零散的、非批判的世界觀引導到自覺的、“融貫一致的”、批判的世界觀，把大多數人提高到新的、更高的文化水平。為了實現這種改造，就必須要有文化領導權。

在葛蘭西那里，文化領導權不是觀念的東西，而是一種相對獨立的社會權力。作為一種社會權力，文化領導權的相對獨立性來自于兩個方面的規定：其一，它是國家結構中有別于政治權力的一種社會權力。政治權力指的是政治國家的“統治”權力，它體現的是統治集團的意志，行使這種權力的方法是“強制”。而文化領導權指的是市民社會或倫理國家的控制權力，是一定社會集團對本集團的成員和對其他集團實行的文化意識形態的操縱，行使這種權力的方法是“同意”。其二，它與統治權力的關系是不確定的。它可以與統治權力相一致，在這種情況下，統治集團同時掌握了政治權力和文化領導權；也可以與統治權力不一致，在這種情況下，文化領導權為不居統治地位的集團所掌握，而掌握著文化領導權的集團有可能進而掌握統治權。可見，能否行使領導權，行使什么樣的領導權，是判斷一個社會集團是否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它所選擇的社會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標準。葛蘭西說：“我們自己的研究所依據的方法論標準如下：一個社會集團的霸權地位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即‘統治’和‘智識與道德的領導權’。一個社會集團統治著它往往會‘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來制服的敵對集團，他領導著同類的和結盟的集團。一個社會集團能夠也必須在贏得政權之前開始行使‘領導權’(這就是贏得政權的首要條件之一)；當它行使政權的時候就最終成了統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掌握住了政權，也必須繼續以往的‘領導’。”這說明，文化領導權在一定的情況下，可以不受政治權力的控制，而反過來制約政治權力。這是文化領導權相對獨立性的突出表現。應該承認，葛蘭西對文化領導權的分析并不是馬克思“實踐”概念中已有的內容，而是他思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結構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而提出來的，但它卻揭示和發展了馬克思“實踐”概念中蘊含著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內涵，并賦予了這個概念現時代的內容。正是這樣，葛蘭西的文化批判理論，盡管一度受到批評和排斥，被視為馬克思主義的異端，但隨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充分發展，并在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面對欠發達國家的影響力日益增強，最終還是得到了思想界的普遍認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內部，阿爾都塞率先從認識論的高度概括葛蘭西的文化批判理論，把它作為一種方法，運用于剖析上層建筑的結構，提出了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理論；威廉姆斯將葛蘭西的文化批判理論與馬克思的文化概念進行對比分析，說明當代社會從物質的生產、生活到人們的觀念、意識形態都受到文化/權力結構的支配，從而把文化領導權轉化為一種文化模式。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之外，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被當作一種方法，廣泛地運用于語言學、社會學、政治學、國際關系學等各個領域，成為人們分析統治集團和臣屬階級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權力結構，揭示當代社會的權力運作機制，思考當代社會的民主、公平、正義等問題的新思維。透過這些理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馬克思“實踐”概念通過葛蘭西的闡釋，已經獲得了新的時代內涵，從而成為人們研究當代社會問題的重要思想資源。

在資本主義批判理論的向度上，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通過闡發馬克思的“異化勞動”概念的文化內涵，創造了以現代性批判為主題的批判的社會理論。在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看來，馬克思的“異化勞動”概念具有雙重的意義：

首先，它提出了新哲學建構的基本原則。他們認為，馬克思的“異化勞動”概念講的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在這里，馬克思是把勞動原則運用于資本主義社會，把資本主義社會當作勞動的感性世界。這樣一來，馬克思就通過對“異化勞動”的闡釋，顛覆了黑格爾的哲學。在黑格爾那里，“社會和經濟范疇都是哲學的概念”，而在馬克思那里，“所有哲學概念都是社會的和經濟的范疇”。馬克思所做的這一顛覆工作，不是要把哲學概念下降為經濟學的范疇，不是要取消哲學，而是要把哲學從思辨的思維中解放出來，使哲學現實化，變成批判和否定現存社會秩序的思想武器。就此而言，“馬克思的理論是一個‘批判’的理論”。霍克海默把這種批判理論定義為批判的社會理論，強調這種理論既不是傳統的抽象思辨哲學，亦不是蘇聯的正統馬克思主義和盧卡奇專注的形而上學，而是關于感性的、經驗世界的哲學，即實踐哲學。當然，這樣一種實踐哲學也有別于葛蘭西的實踐哲學：葛蘭西的實踐哲學是以政治批判為核心的政治學，而作為批判的社會理論的實踐哲學則是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和社會批判為核心的社會哲學。在這個意義上，霍克海默把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的社會理論定義為社會哲學，是十分恰當的。

其次，它是考察晚期工業社會的理論根據。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認為，馬克思的“異化勞動”概念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的異化現象并沒有隨著資本主義物質生產的增長而消失，反而變得越來越廣泛而嚴重了。從這一觀點出發，他們把馬克思的“異化勞動”概念運用于考察晚期工業社會，闡發了馬克思“異化勞動”概念的文化批判內涵，并通過對文化工業的批判和啟蒙精神的反思，建構了以現代性批判為主題的文化批判理論。在他們看來，文化工業的實質就是文化的資本化，就是使文化的生產服從于資本積累的需要，成為資本家追逐利潤的一個部門，這勢必造成文化從內容到形式的全面異化；而當這種文化異化借助于啟蒙的欺騙和謊言越出它的生產場所，對人們的休閑娛樂生活、消費及整個生活方式發生影響時，就造成了全社會的異化。

這種全社會異化的突出表現，就是國家極權主義和大眾文化。所謂國家極權主義，就是把人們的生產與生活、勞動與消費、工作與休閑、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全部納入社會管理的程序之中，使個體的內心精神生活失去了自主性和創造性，成為資本運動的一個片斷，從而使人的個體生活完全異化了；所謂大眾文化，就是以娛樂游戲的形式消解藝術的文化創造本質、以技能培訓的形式來消解神圣的教育理念，使教育不再執行培養人的品格和自由精神的功能。這是典型的文化異化，而隱藏在這種文化異化背后、決定文化異化本質的，就是資本的運動和作為近代啟蒙精神的現代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霍克海默把現代性作為晚期工業社會的標志，因此，對現代性的批判就是對晚期工業社會的批判，也就是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文化批判。

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的社會理論對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了持續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法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列菲弗爾吸取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成果，從文化哲學的高度闡發了馬克思的異化勞動概念的文化內涵，并把它運用于分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條件下的人們的生活方式，創造了馬克思主義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論。自20世紀70~80年代開始，法蘭克福學派有關現代性批判的理論不僅在歐洲，而且在歐洲以外的國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中國受此影響，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也轉向了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理論，并聯系這一理論反思中國的現代化精神，深化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研究。

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的社會理論的形成及其在今天的影響表明，當代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批判理論與馬克思的“異化勞動”概念有著深厚的聯系，可以說，是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的當代形態。這個哲學形態雖然不同于葛蘭西的實踐哲學，但是，它們同屬于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判理論，代表了20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方向，也展示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理論的多元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