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提示：本文內容較長，因實驗的專業性和特殊性，內容可能會引起心理上的不適。

喜剛讀書會

在基督教中，大天使路西法是禁忌的名字。路西法是光之守護者，上帝最寵愛的天使，直到他挑戰上帝的權威，帶領一群墮落天使投身地獄，成為魔鬼撒旦。

被稱為死亡實驗的路西法實驗，證明人在特定情境或氛圍下，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人的性格，都可以表現出惡的一面。人性中的“惡”是可以人為在特定情境下，或是直接由情境造成的。如同實驗的名字一樣，路西法實驗也成為了一個禁忌。

扮演斯坦福監獄實驗的成人角色

在進入斯坦福監獄實驗給我們的最后教訓之前，我想要再提出兩個最后的觀點來討論角色權力及運用角色來正當化違法行為。

我們現在先跳出獄卒與囚犯是由志愿者扮演的，回顧一下幾個角色：來訪的天主教神父、假釋委員會的委員長、公設辯護律師，以及在探訪夜出現的父母。父母們不僅覺得我們展示的監獄情境良好、有趣，還允許我們將一系列武斷獨裁的規定用在他們身上、限制他們的行為，就像我們對待他們的孩子一樣。

我們也信任他們會好好扮演深植于內在的角色——他們是循規蹈矩的中產階級公民，尊重威權、極少直接挑戰系統。我們同樣也知道即使囚犯們處于絕望中，而且人數遠多于獄卒，但是這些中產階級出身的年輕人也不可能直接杠上獄卒。其實只要有一個獄卒離開牢房，囚犯與獄卒的人數比甚至可以達到九比二，他們卻不曾反抗。

這類暴力不屬于他們從小習得的角色行為，卻可能是出身較低階層的實驗參與者所熟悉的，而且比較可能會采取行動改變自己的處境。事實上，我們找不到證據證明囚犯們曾經策劃要發動人身攻擊。

角色的現實依賴支持系統而存在，系統對角色提出要求、規范，并且阻止其他現實情況入侵。回想一下，里奇1037的母親向我們抱怨他的情緒不佳時：“我立刻動員了我的制度性威權角色回應并挑戰她的觀察，我暗示囚犯1037一定有些個人困擾，所以他的情緒狀態完全和監獄的運作問題無關。”

“回溯我當時的反應，我的角色從一個十分有同情心的老師，成為一心只顧搜集資料的研究者、麻木無情的警務長，這樣的轉變最令人痛苦，在這個陌生角色中的我，做出一些不適當的怪事，我狠心打斷了一位母親的抱怨，而她的確有理由抱怨；當帕洛阿爾托市的警局警官拒絕將我們的囚犯移到市立監獄時，我的情緒變得十分激動。我想我會那樣做的原因是因為我完全接納了我的角色，也就是要讓監獄盡可能正常運作。但也由于接納了這角色，我只關注‘我的監獄’的安全和維持，于是在第二名囚犯也達到崩潰邊緣時，我并沒有察覺到有中止實驗的需要。”

社會認可的力量

還有另一股更為強大的力量影響人的行為，不過人們對此同樣毫不察覺：社會認可的需求。人們需要被人接納，被人喜歡，被人尊敬，這意味著行為要看起來正常、恰當、符合社會期待。這股力量非常強烈，以至于人們會優先服從陌生人告知的正確行為，即便那些行為極端地愚蠢怪異。我們嘲笑著向我們揭露真相的“整人游戲”節目，卻很少注意到在自己的生活中，我們成為整人游戲“主角”的次數有多頻繁。

除了認知失調效應之外，我們的獄卒也同樣受到服從的壓力。來自其他獄卒的群體壓力強化了當一個“合群的人”的重要，而這里的游戲規則就是必須以各種方式將囚犯們去人性化。好心的獄卒成了群體中的異類，值班時，他被排除在其他獄卒組成的小圈圈之外，沉默地承受痛苦。而在每個班次中，嚴酷的獄卒總是會成為至少—位其他獄卒的模仿對象。

現實的社會建構

要了解情境的重要性，必須先了解身處其中的人，了解他們如何理解以及詮釋既定的行為環境。人們賦予這情境中各種要素意義，而正是這些意義，創造了情境的社會現實。社會現實不光是指情境的物理性質，社會現實也是人們對情境，對目前行為階段的看法，而這些看法參與了各種心理過程。這類心理表征也是信念，這些信念可以修正人們對于情境的理解，讓它們符合行動者的期望及個人價值觀，或者與之同化。

這類信念又創造了期望，當期望變成自證式預言時，期望就會擁有自己的力量。舉個例子，在一個由心理學家羅伯特.羅森塔爾（Robert Rosenthal）以及小學校長雷諾，約可布遜（Lenore Jocobson）所執行的著名實驗中，當老師們被引導相信小學班級里的某些孩童是“資優兒童”時，這些孩子的確開始在學業上有杰出表現——即便研究者不過是用隨機方式挑選出這些孩子的名字而已。

在研究中，老師們對這些孩子潛能的正面看法，回過頭來修正他們對待這些孩子們的方式，因此促進他們在學業上表現優異。這些普通孩子成為他們的期望——課業表現杰出的人，因而證明了“皮格馬利翁效應”（Pygmalion Effect）。

令人難過的是，老師也會預期某些類型學生會有較差的學業表現，比如：弱勢背景的學生，甚至在班級里的男學生。老師們對他們無意識的對待方式，證實了這些負面的刻板印象，使得這些學生表現得比他們實際能力還差。

在斯坦福監獄實驗中，自愿的學生原本在任何時間都可以選擇離開。他們只是在一份受試者選擇表格上頭承諾會盡力完成兩個禮拜的實驗而已，沒有人威脅或者規定他們一定得關在監獄里。這份合約是由大學里的研究者、大學人體受試者研究委員會以及大學學生三方所簽署，本身沒什么大不了；

一開始的預設只是希望學生們是在自由意志下參與，并且隨時可選擇中止實驗。然而事實上，事態發展到實驗第二天就非常明顯了，囚犯們開始相信這真的是座監獄，只是管理者是心理學家而不是國家而已。聽了道格8612的嘲諷之后，他們說服自己沒有人可以冼擇離開。也因此，他們沒有人曾經說過：“我要中止實驗。”。

事實上對許多人而言，離開的策略變成是用極度的心理憂郁來消極地迫使我們釋放他們。他們認為，是這個新的社會現實將他們牢牢釘在壓迫性的情境中，而這情境是由獄卒們任意、惡劣的行動創造出來的。于是，囚犯成了自囚的人。

去人性化：否定他者價值

殺越南鬼子獻真神。

——一名越戰美軍寫在頭盔上的一句話

人對人類手足能做出的極端惡行，莫過于剝奪他人人性，也就是運用心理學的去人性化過程讓人失去存在價值。

當我們認為“他者”不具有跟我們一樣的感覺、思想、價值以及存在目的時，我們就是將他者去人性化。通過感情的理智化、否認及孤立等心理學機制，我們從意識中貶低或是抹消掉這些“他者”與我們共享的人類特質。相對于人性關系中的主體性、個人性和情感性特質，去人性化關系的特質則是客體化、分析式，而且缺乏情感或移情作用。

用馬丁.布貝爾的話來說，人性化的關系是我—你（I-You）關系，而去人性化的關系則是我一它關系（I—It）。隨著時間的逝去，去人性化的施為者（agency）會被吞沒進人負面性的經驗，造成“我”發生變化，并且產生出客體與客體間或施為者與受害者之間的“它一它”關系。于是人們通過標簽、刻板印象、標語和形象宣傳的方式，助長了將某類他者視為次等人、劣等人、非人、下等人、可有可無之人或者是“禽獸”的錯誤概念。

系統的影響力為何最重大

舉個例子諾貝爾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曾經表明，“挑戰者”號航天飛機的悲劇并不是由于人為失誤造成，而必須歸因于“官方管理”的系統性問題。

當時美國太空總署的最高主管不顧工程師的質疑，也無視“挑戰者”號制造者對某個關鍵零件（也就是后來造成災難的瑕疵O形環）的安全性曾表示過關切，堅持發射航天飛機而造成了悲劇。費曼認為，太空總署的動機很可能只是“為了確保太空總署的管理無懈可擊，以保證經費無虞。美國太空總署為了實現其出于政治動機的口號“更快、更好、更便宜”，因而犯下系統性的失敗。

相對于此，納粹大屠殺系統卻得到恐怖的成功。包括希特勒的內閣、國社黨政客、銀行家、蓋世太保，納粹黨衛軍、醫生、建筑師、化學家，教師、列車長以及更多參與者，這些人組成一個由上而下密切整合的系統，為了消滅歐洲猶太人及其他國家敵人，每個人都在他們全力以赴的行動中扮演了一個角色。

有許多事必須要做，興建集中營、處決營，以及他們特殊設計的火葬場，新形態的致命毒氣也必須開發得更加完善才行。政治宣傳專家必須制造各種形式的宣傳晶，通過電影、報紙、雜志、海報等宣傳，將猶太人視為敵人、詆毀、去人性化。教師和傳教人員則負責教育年輕人成為盲目服從的納粹黨員，讓他們可以正當化自己在參與“猶太問題最終解決方案”時的行為。

許多納粹醫師受征召參與挑選集中營囚犯以進行處決及實驗的任務，他們時常必須面對忠誠度分裂的問題。

“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中，這些納粹黨衛軍醫師面臨救人與殺人的誓言相沖突，似乎時時刻刻擺蕩在謀殺的殘酷以及短暫的仁慈之間。然而這道鴻溝卻無法彌平，事實上，持續分裂就是使他們繼續從事奪命任務的因素，分裂是維持總體心理平衡的一部分。于是人逐漸被整合進入巨大、野蠻并且高度功能性的系統之中……奧斯威辛集中營是個集體產物。”

人類從完美到墮落

我們世界的邪惡滋生于何處？

平凡人因為環境對人的本性有選擇性誘惑，而做出惡劣的行為？

接下來我將用幾個一般性例子來回答這個問題，然后重新將焦點重回斯坦福監獄實驗，探討令正常人墮落的心理過程。

人的記憶力使我們能夠從既往的錯誤中學習，然后在這些認識的基礎上創造出更美好的未來。然而記憶也為人帶來負面的影響，讓人類學會妒忌、報復、習得的無助感，以及反復舔舐傷痕后所滋生的沮喪與消沉。同樣地，我們運用語言和符號的卓越能力，讓人們能跨越的空，以個人的或抽象的方式彼此溝通。

語言是過去發生的事件、計劃及社會控制的依據。然而隨著語言而來的是耳語、謊言、夸大不實的宣傳、刻板印象以及強制的規定。人類杰出的創造天賦讓我們創造了偉大的文學、戲劇、音樂、科學，以及例如計算機和互聯網等發明。可是同樣的創造力也可以反過來用于發明刑求室及各種酷刑、偏執的意識形態以及效率無比的納粹大屠殺系統。

我們所擁有的任何特質都包含了負面對立面的存在可能，正如愛一恨、榮譽一傲慢，自我尊敬一自我厭棄等二元對立。

人類對歸屬感的基本需求，來自于與他人建立聯結、共同合作及接受群體規范的欲望。然而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研究結果卻顯示，歸屬感的需求可能反過來變成過度順服，并造成圈內人與圈外人之間的敵意。

此外，人類對于自主性、控制的需求，以及朝自我導向和計劃性行動的種種核心力量，也可能導致濫用權力支配他人，或陷入習得的無助感無法自拔。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另外三種可能導致正反效果的需求：

首先是對于一致性及合理性的需求。這項需求給予我們生活的指引睿智且意義深長，但是承諾的不協調也可能迫使我們美化及合理化錯誤的決定，例如囚犯們原本應該選擇離開監獄，結果卻待了下來，以及正當化虐行的獄卒。

其次是，我們需要認識、了解我們的環境以及人與環境的關系，這項需求孕育了人類的好奇心、科學發現、哲學、人文學科和藝術。可是當環境反復無常、專制武斷因而讓人無法理解時，也可能讓這些基本需求反過來讓人產生挫折感并造成自我孤立（正如我們在囚犯身上所見到的）。

最后，對于刺激的需求觸發人從事探索及冒險。但是當我們被迫置身于穩定的環境中時，這項需求也可能使人對無聊難以招架，無聊接下來改變激發行動的強力動因，正如我們在斯坦福監獄實驗中所看見的，值夜的獄卒開始拿囚犯當作取樂的“玩物”。

盡管如此，我們得澄清一個重點：了解“事情為什么發生”，不表示可以拿來當作“發生什么事情”的借口。心理學分析并不是一門找理由的學問。當犯下不義和不法行為時，個體和群體對他們的共謀以及犯罪事實仍然負有責任及法律上的義務。然而在決定刑罰的嚴厲程度時，還是必須把造成他們行為的情境和系統性因素納入考慮。

由于針對情境力量在形塑人類思考及行為的影響力，已有大量心理學研究進一步完善主張及延伸論點，我們即將在接下來兩章中回顧探討。在開始之前，我們必須先回頭處理一些斯坦福監獄實驗提出的最后關鍵議題。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是，受苦是值得的嗎？

人們毫無疑問在實驗中感受到痛苦，而那些使人受苦的人也必須去處理認知的問題，因為他們長時間造成他人痛苦與羞辱，行為的嚴重度早已超過角色的需求。因此我們需要討論本研究和其他類似研究中的倫理議題。

除了處理疏忽的倫理過失以及絕對倫理的議題外，還必須深入聚焦于相對倫理的議題，因為這是大多數科學研究的指導原則。在相對倫理的等式中，中間的平衡來自于得失的權衡。研究產生的科學和社會貢獻是否能夠抵償實驗參與者承受的痛苦？換句話說，科學研究的結果是否是正當化實驗的手段？盡管從研究中可以導出許多正面結果，但關于當出是否應從事這實驗的問題，答案只能由讀者自己決定。

一個研究會啟發—些想法，而孕育出其他的研究以及延伸研究，正如我們的斯坦福監獄實驗。

精神病房模擬實驗

這是在美國伊利諾伊州的埃爾金州立醫院（Elgin State Hospital）進行的一項實驗。有二十九位該院的工作成員被監禁在一間精神病房中長達三天，他們在病房中必須飾演“病患”。而二十二名固定工作人員則如常扮演原本角色，另外還有受過訓練的觀察者以及錄像機等設備記錄整個過程。

“發生在這里的事情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研究主持人

諾爾瑪.瓊.奧蘭朵

Norma Jean Orlando

不過是短短一段時間，這些模擬病人的行為表現竟然已經和真正的病人毫無區別：

有六人試圖逃跑

兩人退縮到自己的世界中

兩人不斷啜泣完全失去控制

還有一個已經接近精神崩潰的邊緣

大多數的人都出現壓力、焦慮、挫折感和絕望反應

75%的大多數人都表示他們受到拘禁、失去身份認同，認為自己的感覺一點都不重要也沒有人愿意傾聽，不被當人對待也沒人關心，忘記這只是一場實驗，并且開始覺得自己真的是病人。

其中一位由工作人員假扮的病人在經歷一個周末的痛苦折磨后發表了以下洞見：“我以前對待這些病人，就如同他們是一群動物，從來不了解他們到底是過著多么痛苦的生活。”

這項研究被認為是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續篇，所產生的正面影響是工作人員組形成一個組織，與從前和現在的病患協力合作。他們致力于喚起醫院人員注意到病人受到的錯誤對待，也從個人做起，努力改善自身與患者間以及患者與工作人員間的關系。他們開始了解到自己身處的“總體情境”力量會改變患者與工作人員，情境的力量可能讓人行善，也可能使人為惡。

情境力量的真相

關于社會情境的力量以及真實的社會建構，有許多研究都曾揭露過部分真相，斯坦福監獄實驗不過是其中一小塊拼圖。情境力量以不預期的方式形塑著人類的行為，在我們的研究前后，尚有各式各樣的研究從其他面向來闡明這點。

處在群體中時，我們會做出許多自己一個人不會做的事情，但群體的影響常常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建立行為的榜樣，希望我們能夠去模仿和實行。相對地，權威的影響常常是直接而毫不掩飾的指令，像是“照我說的去做”等指令，但也正因為權威的要求如此明目張膽，所以個人可以決定追隨領導或不服從。

思考一下這個問題，你就會了解我的意思：如果一個權威角色下令傷害甚至殺害無辜的陌生人，一般善良的人會抗拒還是服從要求？一個針對盲目服從權威的爭議性研究，就把這個十分挑釁的問題放到實驗里測試。這個經典實驗的效果實在太“震撼”了，為了幫助我們了解好人為何會被誘惑為惡，我們會在下文設法厘清這個實驗程序中許多有價值的訊息。

我們將在回顧這項經典實驗的復制與延伸研究后，再次提出所有這類實驗必定會問的問題：

實驗的外部效度為何？

在真實世界中，什么情況可以和實驗室示范的權威力量類比？

如何把小學生變成野獸

權威人士有能力指揮跟隨者，讓他們變成極端的服從者，但這還不足以說明權威的力量，他們還能重新定義現實，改變人們的習慣的思維及行動模式。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案例是發生在一所小學。

瓊.艾略特是在愛荷華州萊斯城的一個小型鄉村小鎮任教的三年級老師，十分受到學生歡迎。她遇到了一個挑戰：怎樣教導一群出身自少數族裔人數稀少的農業小鎮的白人孩子了解“同胞愛”及“包容”的真義。于是她決定讓他們親身體驗由于偏見造成的受迫害者及壓迫者的感受。

她先武斷地把班上學生分為兩群，一群是上等人一群是下等人，而區分方式是用眼珠的顏色。然后告訴學生藍眼珠比棕眼珠的人高人一等，接著提供各種證據支持她的說法。

事情就這樣迅速展開了，藍眼的學生是特別優越者，而棕眼的人則屬于下等人。艾略特小姐給了據稱比較聰明的藍眼學生許多特權，而屬于劣等的棕眼學生則必須服從于強迫他們屈居二等地位的規定，像是他們得戴上項圈，讓別人一眼就能從遠處認出他們的地位較低。

于是本來很友善的藍眼珠孩子開始不跟棕眼珠的壞孩子一起玩，還建議學校職員要公開宣布棕眼珠的孩子可能會偷東西。很快地，孩子們開始在下課時間拳頭相向，一個孩子承認自己痛打另一個孩子，原因是“他叫我‘棕眼人’，好像我是黑人，好像我是個黑鬼”。一天之內，棕眼珠孩子的課業表現開始下滑，他們的作業做得比較差，覺得痛苦、憂郁、憤怒。他們說自己很“難過”，用“差勁”、“很笨”、“卑鄙’來形容自己。

但隔天一切就逆轉了，艾略特老師告訴全班同學說她弄錯了，其實棕眼珠的孩子才比較優越，而藍眼人是劣等人，然后她又提供孩子們一些看起來很像回事的新證據來支持她的理論。于是本來說自己“很快樂”、“很乖”、“很可愛”、“人很好”的藍眼珠學生開始給自己貼上自我貶抑的標簽，就如同棕眼學生前一天的感受。孩子們之間原本的友誼互動暫時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兩群人之間的敵意。直到實驗結束，孩子們也接受了完整仔細的減壓解說程序，教室里才重新充滿孩子們的歡笑。

讓這位老師十分驚訝的是，她以為自己很了解自己的學生，卻有這么多孩子在這過程中性格大變。她做出了這樣的結論，“原本樂于合作體貼人意的孩子們轉眼變成下流、惡毒、充滿歧視的小學生……真是糟透了！”

抗拒有害影響的十步驟

步驟一：“我犯錯了！”

讓我們從承認自己的錯誤開始，先跟自己認錯，然后跟其他人認錯，讓我們接受“人皆有過”這句名言。

你曾經判斷失誤，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當你做出決定時，你有十足的理由，但是現在你知道自己錯了，請你說出這三個神奇的句子：“對不起”、“我為我的過錯道歉”、“請原諒我”。請跟自己說你會吸取教訓，從錯誤中成為一個更好的人。不要再將你的時間、金錢和資源浪費在錯誤的投資上，向前走吧。

當你公開這樣做時，就不再需要去正當或合理化你的錯誤，繼續支持惡劣或是不道德的行動。坦承錯誤，會讓降低認知失調的動機變小，當現實上的抑制物出現時，不和諧就消失了。發現錯誤時請你“當機立斷”，別頑固地非要“堅持到底”不可，雖然有一時的損失，但往往能得到長遠的回報。

步驟二：“我會很警覺。”

在很多情況下，聰明人會做出蠢事，那是因為他們沒有察覺影響力的施為者在言語或行動上的關鍵特質，忽略了明顯的情境線索。

就像是我們太常依賴自動飛行模式，依賴經常派上用場的老套臺詞，卻從沒有停下來好好評估它們是否適用于這場合、這時間在做任何事情的當下，試著想象未來的后果會是什么樣的局面。拒絕用迅速簡單的辦法來解決復雜的個人或社會問題。

從孩子們小時候起就鼓勵他們批判性思考，提醒他們注意欺騙人的電視廣告、帶有偏見的主張，以及接收到的扭曲觀念。幫助孩子們成為更聰明、更謹慎的知識消費者。

步驟三：“我會負責任。”

無論如何，為自己的決定和行動負責，可以讓行動者成為駕駛座上的行動者。

當你允許其他人削弱、分散自己應負的責任時，就等同讓他們坐到后座去開車，不必負責任的駕駛自然會開著車子不顧一切往前沖。當我們擁有個人責任感，并且愿意為自己的行動負責任時，就會比較有能力對抗有害的社會影響力。當我們越意識到責任分散只是種掩飾，使我們看不清自己在執行可疑行動的共謀角色，就會越不容易盲目服從權威。當你越不接受責任被轉嫁、被分散到黑幫、兄弟會、工廠、部隊或企業成員之中時，就越能抗拒順從反社會團體的規則。

記得，當你今天在做一件不對的事情時，想象一下你未來站在法庭上受審的情景，想象一下當你說著“我只是聽命行事”、“每個人都這么做”時，沒有人接受你辯解的景象。

步驟四：“我會堅持自己的獨特性。”

不要允許其他人將你去個人化，不要讓他們把你放人某個分類、某個盒子、某個自動販賣機里，不要讓他們把你變成一個客體、一樣東西。請堅持你的個體性，禮貌地告訴他們你的名字和憑證，大聲清楚地讓他們知道你。請堅持讓別人也這么做。在互動時與人做視線接觸（拿掉遮掩住視線的太陽鏡），釋放關于自己的信息以強化你獨一無二的個性。

試著做些事，改變讓人們感覺匿名的社會狀態。另一—方面則是支持讓人們覺得自己特別的做法，因為人們可以從中得到個人價值感而提升自我價值。絕不要對人或讓人對你產生負而的刻板印象，嘲笑別人的字眼、標簽或玩笑都具有破壞力。

步驟五：“我會尊敬公正的權威人二亡，反抗不義者。”

在每一個情境中，試著分辨哪些人是真正擁有專業、智慧、資深資歷或特殊地位并值得尊重的權威者，哪些人則是只會要求別人服從卻說不出像樣道理的不公正權威。

許多披上權威外衣的人其實只是善于推銷自己的冒牌領袖、烏龍先知或是過分自信的人，這些人不該受到尊重，反而應該別聽他們的話，讓他們受到公開的批判性檢驗才對。

步驟六：“我希望被群體接受，但也珍視我的獨立性。”

比起《魔戒》（Lord of the Rings）中神秘的金色指環誘惑，渴望被社會群體接受的誘惑力量更為強大。這股渴望被接受的力量會讓一些人幾乎愿意做任何事，只求被接納，而為了避免被群體拒絕，甚至會做出更極端的行為。

這件事并不容易，尤其對于自我形象尚未穩固的年輕人以及自我形象建立在工作之上的成年人來說更是如此。成為“團隊一分子”的壓力壓迫他們為了團隊利益犧牲個人道德，而這樣的壓力幾乎難以抗拒。這時你需要的是退后一步尋求局外人的意見，尋找支持你的獨立性、增進你的價值的新群體。

永遠都有其他不同的、更好的群體等待你加入。

步驟七：“我會對架構化信息維持警覺心。”

創造架構化信息的人不是藝術家，就是舌燦蓮花的騙子。

架構化的議題往往比小心翼翼在界限內進行說服的言論更有影響力。而且有效的架構化信息可以只是一些聲音、影片段落，或是標語、代表圖案，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是在傳達特定意識形態。我們在完全沒有意識到它們的情況下受到影響，架構化信息形塑我們對于它們推廣的觀念或議題的態度。我們渴望被架構為“稀有”的東西，即使那些東西實際上是滿坑滿谷。

我們嫌惡被架構為具有潛在損失的東西，偏愛似乎能讓我們獲得好處的，甚至當正負結果預測為相同時也一樣。

步驟八：“我會平衡我的時間觀。”

當我們讓自己受困于延伸的現在式時間中時，可能會被引導做出并不真正認同的行為。當我們不再感受到過去的承諾及對未來的責任時，就等同于對情境誘惑敞開自我，你將可能做出像小說《蠅王》中一樣的暴行。

如果身邊的人變得殘酷嗜虐或失去控制，請你不要“隨波逐流”，你還可以仰賴一個超越現在取向的享樂主義或宿命論的時間觀。

步驟九：“我不會為了安全感的幻覺而犧牲個人或公民自由。”

對安全感的需求是人類行為有力的決定因素。

當面對所謂安全威脅或是面對讓我們遠離危險的承諾時，我們可能會受到操弄而做出無法贊同的事。那些兜售、傳播影響力的人借著提出一份浮士德式的契約而取得支配我們的權力，契約內容是：只要你交出部分自由給當局，不管是個人還是公民自由，我們就會保證你毫發無傷。扮演撒旦角色的誘惑者會跟你說，只有當所有人都犧牲一點小小的權利或自由時，他的力量才有辦法拯救你。

請拒絕這樁交易。絕對不要為了安全的許諾犧牲基本的個人自由，因為你的犧牲是真實而且立即生效，但他的許諾卻是個遙遠的幻覺。

步驟十：“我會反對不公正的系統。”

個人往往會在系統的強大力量面前退卻，這些系統包括我們曾形容過的軍隊和監獄系統，以及幫派、教派、兄弟會、企業，有時甚至是功能出問題的家庭。

但如果與其他有相似想法和決心的人一起合作，將個人的抵抗能力結合起來，就有可能造成一些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