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讀書札記源自《蔣勛說文學：從唐代散文到現(xiàn)代文學》。

一、詩的局限

詩最容易讓人親近，可歌可誦，是最好的文學入門路徑。

詩也可能是不容易了解的。因為詩的文字極為精煉，存在很大的解讀空間，每個人都可以對同一行詩句做出不同的詮釋。

詩的不易理解與漢語的特點相關聯(lián)。漢語非常適合寫詩，因為它很容易實現(xiàn)對仗、押韻等形式美。但這是優(yōu)點，也是缺點。因為不容易描述細節(jié)，也常常不夠精確、很曖昧，解讀的可能性非常大。這樣的語言也不適合用來打官司，而法語則正相反。今天在國際法庭上仍然使用法語，因為它的名詞、動詞時態(tài)等都非常的精準。

詩句很優(yōu)美，朗朗上口，讀者很容易被感動，但久而久之，卻不太會去思考它的內容是什么。

在這樣的背景下，“古文運動”應運而生。

二、古文運動重新定位文學

“古文運動”這個運動與韓愈、柳宗元有非常大的關系。

“古文運動”的目的是要把語文重新定位為：先表達內容。

語文最基礎的作業(yè)是表達內容而不是美。如果完全為了美，最后連內容都表達不清楚了，那是有問題的。

形式和內容都重要，二者都是文學不可或缺的部分，形式與內容都完美的時候是最好的文學時代。但如果不能偏重的時候，那就先把內容弄好，形式是其次的問題。

“古文運動”從唐代一直延續(xù)到宋代。所謂唐宋八大家指的就是以韓愈為首的八個帶動古文運動的人，蘇東坡、歐陽修等人都參與其中。

例如：韓愈《祭十二郎文》，作者幾乎不做文字上的修飾，只是把內容交代得清清楚楚，卻那么實在，那么感人。

韓愈主張“文以載道”，也就是說文學要有思想，要有你所期待，你所信仰的理念（即“道”）在其中。

“古文運動”被稱為知識分子的自覺運動。知識分子不再扮演過去官僚體系中為帝王傳達命令的人，或者為帝王附庸風雅而存在的人，而是自覺扮演了一個批判政治，甚至是點醒百姓所受到的傷害與壓迫的控訴者的角色。

李白和月亮喝酒，和影子喝酒，這是非常美的個人完成，但是你在李白的世界里看不見社會。

還有柳宗元的《捕蛇者說》。我們可以看到知識分子不是在為上面的人講話，而是在為底下人發(fā)聲，這是“古文運動”的真正本質。

“古文運動”對整個中國文學、中國知識分子此后的走向是非常重要的。

知識分子在道德良心上忽然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定位，對于自己專心于文字的美感到不安。“古文運動”的影響不只是散文，它最重要的影響其實在于思想性的自覺與批判。

這種不安與十九世紀后半葉的俄羅斯托爾斯泰非常像。當時，他認為，俄國的農民根本沒有機會讀書，應該寫他們可以看懂的、文字簡單、有故事性的東西。

這其實是一種情懷，也就是把文學和藝術的定位恢復至對生命本身的關心與尊重上去。

三、從李愿歸隱看知識分子的三種出路

李愿是韓愈的好朋友。韓愈在長安等候調官，因仕途不順，心情抑郁，故借李愿歸隱盤谷事，吐露心中郁抑不平之情。

在《送李愿歸盤谷序》借李愿之口，寫了三種人：

第一種，聲威赫赫的顯貴：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

第二種，高潔不污的隱士：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

第三種，趨炎附勢的官迷：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幸于萬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為人，賢不肖何如也？

李愿為什么要歸隱盤古？

一個人活在世間的生命價值，必須對別人有所影響，德澤可以普及到民間。這樣的人，通常是“坐于廟朝”的人，相信經(jīng)由政治可以改革社會，“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能夠幫助天子施行政令。

這正是做官的原始動機“利澤施于人”。

很明顯，如果李愿相信自己在這個社會中能有所作為，相信自己可以介入政治改革、社會改革，就不會有歸隱的問題。

李愿沒有選擇第一種與第三種，而是選擇走向大自然中完成自我。當“兼濟天下”不能完成時，就“獨善其身”。這是很多知識分子的選擇。

橫向中西方對比，啟蒙運動后，西方精英分子不斷走向政治，而中國的知識精英在總是向往著山林，而不是付諸行動。

象李愿這一類的既有道德使命感又有才能的知識精英，被迫大量離開朝堂，知識分子沒有辦法在權力結構中真正發(fā)生重大的影響，我們必須承認權力結構的影響還是很大的。政治被才能一般的人所操控，進而變質，這是非常值得反省和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