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生于巴蜀，眉山鎮。眉山不大，但街道整潔，五六月間荷花盛放，最為有名。

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蘇東坡出生，天蝎座。按他自己的話說，他生于天蝎宮之下，這就是他一聲飽經憂患的原因。

蘇東坡的祖父那時六十三歲，精力旺盛，胸襟開闊，純厚正直。這些品質最終在兒子的兒子身上燦爛地綻放了。

他老人家雖不識字，但人品不凡。曾有一次，他不像別家儲存食米，卻以米換谷，在自家谷倉中存了三四萬石之多的谷子。別人不知他何以為故。但隨后荒年歉收，他祖父開倉散糧，別人才知他為何廣存稻谷---因稻谷可藏數年，稻米天潮時易霉壞。

他老人家衣食無憂，時常攜酒一樽，與親友在草地上席地而坐，飲酒談笑，以遣時光。老爺子這股灑脫氣質沒有遺傳給兒子，而在孫子身上顯現出來。

相比之下，蘇東坡就不那么像自己的父親了。他父親蘇洵天性沉默寡言，性格古怪，不易與人相處。但他稟賦非常，氣質謹嚴，有著高人一等的才氣。

蘇洵二十七歲才發奮讀書，文名仍不為才氣縱橫的兒子所掩，說明蘇東坡的老子也是個天才。

由此可見，蘇東坡祖輩都不是凡人，傳到蘇東坡這輩，終于有了個集大成者。

蘇東坡十八歲時，娶了王弗小姐。雖是父母安排的早婚，但婚后美滿。東坡妻子對丈夫十分佩服，知道自己嫁了個年輕英俊的詩人。她在務實際、明利害方面，遠超丈夫。蘇東坡脾氣火爆，在大事上精明，在小事上卻天真的像個孩子。夫妻相輔相成，是天作之合。

東坡妻子二十六歲病逝。在妻死后的第十周年，蘇東坡寫詞以寄情思，詞曲離奇凄艷，感人至深：

其詞如下：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由此可見，伉儷情深。

仁宗嘉祐二年，蘇東坡成為進士，那時才二十歲，在三百八十八人之中幾乎名列榜首。得到此項殊榮，于是以全國第一流學者知名于天下。

蘇東坡才氣縱橫，個性也極為突出。他的氣質，他的生活，就猶如跳動飛舞的火焰，不管到何處，都能給人生命溫暖，但同時也會把東西毀滅。

蘇東坡的個性可以體現在很多方面，比如：考試時，他曾杜撰堯與皋陶的對話。這在當時就是作死的行為。

再比如，旅途之中，他手下士兵中邪，道上飛沙走石，風勢勁猛。有人說山神發怒，讓他向山神求饒。他說：“吾命由天地掌控，山神一定要發怒，只好由他。我要照舊往前走，山神能奈我何？”邊說邊逆風而行。說完，風勢立止。

《蘇東坡傳》第七章主要寫王安石變法，寫蘇東坡卻不多。但這部分精彩，比前面寫蘇東坡還精彩。

王安石是個怪人，人品思想都異乎尋常。林語堂對他的評價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無圓通機智處人治世之術。除去與他本人之外，與天下人無可以相處。”

王安石衣裳骯臟，須發紛亂，儀表邋遢。蘇洵說他“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又說他“囚首喪面而讀書”。

這或許是因為他把精力都傾注在內在思想上，自然忽略了外表等外在之物。

除去邋遢之外，王安石另一怪在于：在他得勢之前的二十年中，他屢次謝絕朝廷的提升。要說這是沽名釣譽，但他在二十一歲考中進士，一直到四十六歲得勢，整整二十五年，他一直拒絕任命，寧愿在一個偏遠的省份當一個小吏。

究其原因，一或許是由于當時朝廷名臣重儒相互傾軋，他在年高德昭的文臣中討不到話語權。這二十多年可以說是韜光養晦、坐以待時。二或許是因為王安石生性孤傲，不管身居何處，總愿自為首領。一直等到他認為自己有把握當權時，他才出山。

不管怎么說，王安石這個怪人極難和人合作。

后來，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仁宗在位，他上書論證，長達萬言。雖然那是一篇結構嚴謹，文字老練的政論文章，仁宗看完后還是將其束之高閣。

后來神宗即位，王安石才得寵。

王安石和神宗高談闊論，王安石憑其口舌，把神宗說得服服貼貼，決定赴湯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變法。變法之初，很多深孚眾望的大臣對王安石公開反對。但王安石想盡辦法，使皇帝覺得這場混亂紛爭，是皇帝和膽敢反對皇帝的奸臣之間的殊死之戰。

穩住皇帝后，王安石迅速掃除異黨，推行變法。

王安石在文學界以“三不足”為人所知。“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說白了，就是他覺得自己什么都不怕，想干啥就干啥。王安石變法時，壓制一切反對意見，“欲鉗天下人之口”，使天下人不得批評他的作為。就算是朋友對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異議時，他毫不遲疑，立刻把他們貶謫出京。

于是，這場變法就成了宋朝一場官方發起的浩浩蕩蕩的災難。

至于變法政策，書中有寫。總結一下其失敗原因，大概是因為他自認為是財政奇才，實際上卻難當重任。空有一腔熱血，但才氣頂不起來，結果超出了他的掌控。人無完人，王安石固執己見，不懂兼容并蓄，所以最終走向了歧途。

說到底，這場政爭的悲劇之發生，就由于一個人個性上的缺點，他不能接受忠言，不愿意承認自己犯錯。

但是王安石本身并不壞。他不任情放縱，也不貪污腐敗。王安石對金錢也并不重視。他做宰相時，一領到俸祿就交給弟兄，任憑他們花費。他志在推行自己的政策，所以要把他主張的那么激進、極端的制度付諸實施，必不顧別人反對。他覺得自己是上應天命，但這樣的人永遠都是困于雄心而不能自拔，成為自己夢想的犧牲者。自己的夢想發展擴張，而后破裂成浮光泡影，消失于虛無縹緲之中，留給人無盡的遺憾。

相比之下，他的政治敵人司馬光，道德才智，當代罕見其匹，由始至終都是風光霽月，爭理不爭利。他為宋朝宰相，為人所崇敬，還是一部包羅萬象史書《資治通鑒》的作者。這部書學富識高，文筆精煉，為史書中的北斗，后世史學著作的典范。他寫此書時，一直孜孜不倦，每日抄寫，積稿十尺，最后全稿裝滿兩間屋子。此空前著作費去作者二十五年功夫。

但饒是如此，司馬光也沒有斗過王安石。如果說王安石敗在過于自負，司馬光就敗在過于自愛。因為太自愛，所以鋒芒都收了起來，在面對敵人時也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普度眾生相。但既然是斗爭，如不拔劍，如何退敵。正如宋朝老臣宮弼向所說：在任何政治斗爭中，正人君子必敗，小人必占上風。因為正人君子為道義而戰，小人則為權利而爭。結果雙方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壞人得權。

由此可見，成事者不能為佛，不能為魔。亦正亦邪，會舍會得才能左右逢源。

蘇東坡在杭州做官期間，不僅徜徉于杭州的山林湖海、繁華的街道、閎壯的廟宇，而且陶醉于和杭州人的感情融洽。他一生最快樂的日子是在杭州度過的，杭州成了他的第二故鄉。正如蘇東坡詩中所寫：“我本無家更安住？故鄉無此好湖山。”

在性情，在放浪的風情，在愛與笑方面，蘇東坡與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的詩情畫意，非蘇東坡的詩思不足以極其妙；蘇東坡的詩思，非遇西湖的詩情畫意不足以盡其才。公認表現西湖最好的詩，就是蘇東坡寫的：

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蘇東坡把西湖比作古代美人西施，晴天也好，陰天也罷，都會現出西湖不朽的美色來。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期間，娼妓制度發展出高級的“名妓”。與普通的娼妓不同，她們在文學史上嶄露頭角，有些本身就是詩人，有些與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

宋朝的歌妓使一種新的詩流行起來，那就是詞。李白、杜甫早于蘇東坡三百余年，使絕句和律詩成為詩體正宗，多少詩人競相模仿。但律詩，每句五言或七言，已經陳腐。“觀瀑”、“白鷺”、“柳蔭”等情調早已用爛，甚至詩的辭藻都是陳舊比喻的重復。

從詩的衰微狀態解救出來，一定有待于一種新的詩體，這種詩體就是詞。宋詞的文字清新活潑，比唐詩更近于口語。而詞的發展卻有待于歌妓使之流行。因為詞往往都離不開情與愛，所以受大家閨秀歧視，認為這對情竇初開的少女有害，結果詞就由歌妓保存下來。

蘇東坡不但精于填詞，還把此前專供談情說愛的詞，變成表達胸懷感想的文學形式。

蘇東坡的詩詞中，不僅僅有詩情畫意、牡丹荷花，還有辛酸與不安。他更把廣大人民的心情，深刻的刻畫出來。

跟著他朗朗笑聲的歌，我們也聽到怒吼和嘆息。在鷺鷥的鳴叫聲外，我們聽見監獄中的呻吟聲。在水車上潺潺的水聲之外，我們又聽到農村老嫗的悲嘆聲。在湖濱樓頭的喧嘩聲里，我們又聽到稀疏的幽怨聲。

蘇東坡寫詩，習慣上總是出之于輕松自然，隨之用一兩個歷史典故。毫不相關的東西，在他始終渾然一體，成了妙文。他不愧為詩文大家，動起筆來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他不知道自己下一行會寫什么，素材與意象，下筆就來。

比如，他寫：天欲雪，云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

而后，蘇東坡以中土鴻儒之冠而遠近聞名，歐陽修去世之后，文壇盟主之名即落到蘇東坡頭上。

不過蘇東坡也因為自己的詩而受了大罪。他一向嫉惡如仇，“如蠅在食，吐之乃已”。心有所想，就寫在詩中。這些憂國憂民的詩歌刺痛了他的政敵，于是他也遭受了劇烈的反撲。敵人們牽強附會，在他詩中挑出某些句子來，冠以莫名其妙的罪名，開始彈劾蘇東坡。

蘇東坡因此鋃鐺入獄，幸好皇帝不想殺他，把他貶到黃州，官位降低。

被貶到黃州的蘇東坡，享受著作為農人的樂趣，擊牛角而吟詠，常常喝醉后月夜登城徘徊。

蘇東坡是詩人，能見到、感到別人即便在天堂也見不到感不到的美。他常吹噓說：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處，窗簾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見水上風帆上下，遠望則水空相接，一片迷茫。

他又是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與漁樵為伍，消磨一日時光。正如他所說，江水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

他在享受這生活時，寫出了四篇他筆下最精的作品：一首詞《念奴嬌·赤壁懷古》，兩篇月夜泛舟前后《赤壁賦》，一篇《記承天寺夜游》。赤壁賦絕非別人的文章可比，因為只用寥寥數百字，就把人在宇宙中之渺小的感覺道出，同時把人在紅塵中可享受的大自然豐厚的賜予表明。

蘇東坡在寫作上，認為內容決定外在形式，也就是說一個人的作品風格是他精神的自然流露。若打算寫出寧靜欣悅，必須先有寧靜欣悅的心境。但是蘇東坡詩如何陶冶出這種心境的？

在蘇東坡考慮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寧的時候，他轉向了宗教。他開始鉆研佛道，以后的作品也就染上了佛道思想的色彩。

按照佛教理論，人身的不朽與精神的不朽是截然劃開的，因為不管對身體如何看待，身體不過是一副臭皮囊。精神若是經過適當的修煉，早晚會拋下這個臭皮囊高飛到精神界去。他熱衷于煉丹、印度的瑜伽術。他認為從感官解脫出來之后，真正體會到真理，或上帝，或世界的靈魂，不是在于看到什么，而是在于一無所見。

但心中的平靜并不能改變人生的起落。皇帝染病駕崩，太后當政。蘇東坡急劇得勢，在他到達京都八個月之內，朝廷將他連升三次，最后升到翰林，為皇帝草擬詔書。他的這個職位永遠是名氣最高的學者擔任，往往是擔任宰相的前一步。那時他四十九歲，只差一步就權傾朝野。

蘇東坡一家人開始在京都享受幸福的生活。但對于蘇東坡來說，奢侈豪華的生活和簡單質樸的生活之間，論幸福，并沒有多大不同。高職顯位的榮耀，只有在沒有那種能力資格的人眼里才值得羨慕。一般的道理是，在人不需要一個職位時，人家才找他去擔任。人需要求取某個職位是，那個職位往往不需要他。一旦官癮過足之后，做高管的快樂不見得比做個成功鐵匠的快樂大。

蘇東坡雖然得勢，但仍然自律。一個朋友生活極盡奢侈享樂，蘇東坡對他說：“尚欲勸奉，一曰儉，二曰慈。”他還勸人注意自己的事，不要把日漸消弱的精力費在醇酒美人身上。最好想想，人生旅程的末端能帶走什么。

蘇東坡不僅是詩詞大家，其天才橫溢，還表現在筆墨歡愉的情趣上。蘇東坡不僅創造了他有名的墨竹，還創造了中國的文人畫。我們要知道的一點是，在中國是書畫同源的。蘇東坡兼具詩人、書法家、畫家三層身份，在中國詩的精神中涵養有素，在運用筆墨的技巧方面也通其奧妙，并且對中國書法的結構和氣勢原理也已窺其真諦。所以，書法為他的繪畫提供技巧與美的原理，詩則提供畫的精神與氣韻，以及對大自然聲色氣味泛神性的喜悅。

宋代畫家畫的是精神，而不是外形。他們相信萬物的外形后面有一種無處不在的力量，畫家應當在畫里把我萬物此種無以名之的內在精神。再說的大一些，所有繪畫都是一種哲學不自覺的反應，中國話不知不覺中表現出天人合一與生命運行的和諧，而人只不過是滄海一粟，浮光掠影而已。

雖然在藝術上造詣極高，但蘇東坡算不上一個好黨人。他過于孤高，非常人可及。王安石得勢之時，他政壇坎坷不達；如今他的同黨當政，他仍然是以失敗告終。他雖受人仰慕，但他卻一直想擺脫當時的政治地位。

政治這臺戲，對有此愛好的人，很好玩；對那些不愛統治別人的人，喪失人性尊嚴而取得那份虛榮，則不值得。蘇東坡的心始終都沒放到政治上。他雖足夠聰明，也能輕而易舉地上位，但性格使然，他不會為了政治而喪失自己天性。

政治也有規則，第一就是多說話，但內容必須空洞。第二是必須討好朋友。第三是提防開罪于人。而蘇東坡在隨后的數年里，把此等規則一一違反了。

不久之后，第一波政治風暴就向他襲來。次年正月，幾十份表章彈劾他。幸好太后護著他，勒令停止彈劾。

兩年之中，蘇東坡以其強烈的名士本色、坦直無畏的本色得罪了很多人。他說君子如麟鳳，難求而不易留養；小人則易進如蛆蠅，腥膻所在，瞬息萬變。蘇東坡覺得自己仿佛走在群蛇滋生的陰潮的山谷，他決心要逃出去。因為“聚蚊成雷，積羽沉舟，寡不勝眾”。

在蘇東坡再三懇求之下，朝廷終于允許他的請求，任命他以龍圖閣學士出任杭州太守。

縱觀蘇東坡在政治上的坎坷，只能說他是文人，不是政客。

蘇東坡再次回到蘇州，比在京師為官時對國家的貢獻還大。一年半的時間里，他給全城實現了公共衛生方案，疏浚了鹽道，修建西湖，穩定了谷價，只身展開救濟饑饉的工作。

而后蘇東坡被召回京師，但迎接他的，又是一連串的攻擊批評之聲。因為他的政敵都認為，蘇東坡這次回來，是要官拜宰相的。但蘇東坡決心離去，三番兩次懇求外放。三個月后，蘇東坡被外放到潁州為官。

元祐九年的秋天，蘇東坡的兩個守護神去世。一個是他的結發妻子，一個是當政的皇太后。皇太后去世之時也是蘇東坡落寞之始。因為小皇帝慢慢長大，他雖有點藝術天分，但輕率魯莽，脾氣暴躁，很容易被老奸巨猾的大臣們玩弄于股掌之中。幼主性好女色，章惇(dun)則利用皇帝的好色上位。后人彈劾他說：“以倡優女色敗君德，以奇技淫巧蕩君心”。

果不其然，皇太后一去世，蘇東坡就獲得外放。新朝的口號是“紹述”，意思就是無違祖制的意思。章惇官拜相位，蠱惑君心。于是，罷黜、監禁、貶謫的圣旨，密如雨下。懲處大臣人數之眾，古所未有。章惇冒著魔鬼般的怒火進行瘋狂的報復，想把敵人斬草除根。司馬光躺在墳墓之中，仍兩度被降級，剝奪爵位。章惇還請皇帝下召掘開司馬光的墳墓，砸爛棺木，鞭笞尸體。司馬光的財產被沒收了，他的子孫的俸祿官銜也取消了。

四年十月間，他們先后懲處了官吏八百三十人，迫害達到極點。

蘇東坡詩被貶謫到廣東高山大庾嶺的第一人。途中，他又被貶低官職，到了惠州。正當他以為可以晚年在惠州安居下去之際，他又被貶謫到中國本土之外----海南。蘇東坡給王古寫道：“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春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當做棺，次便做墓。”

元符三年，新皇太后攝政，所有元祐老臣一律赦免，而且太后一直到她去世之前，也保有強大的力量保護元祐諸臣。

北歸途中，蘇東坡倒下了，可能是患了痢疾。皇帝沒有打倒他，章惇沒有打倒他，疾病卻讓他一病不起。蘇東坡去了，享年六十四歲。

由世俗的看法衡量，蘇東坡畢生坎坷多舛。可曾經，孔子的弟子問伯夷叔齊二大先賢，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弟子問：“這些大賢人臨死之時，有無怨恨？”孔子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蘇東坡一身浩然正氣，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院乞兒，在他眼中，天下沒有一個不是好人。正如蘇東坡在碑文中所寫：“浩然之氣，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獄，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

蘇東坡以天縱文才和這番浩然正氣，留給我們一個萬古不朽的符號。我們在這思念幾百年前的偉人，亦是接受一次心靈的洗禮與思想的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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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最后：

林語堂寫序時說“我寫蘇東坡傳并沒有什么特別的理由，只以此為樂而已”。大家手筆，一本寫著玩的作品，卻包羅萬象，雄辯滔滔。他胸中有丘壑，下筆成方圓。一本傳記，不僅寫了蘇東坡的一生，還把宋朝政治風波及其主要人物寫了個遍，其中不乏自己對藝術、對人生、對政治、對哲學的獨到見解。

讀這本傳記時，如聽這位大學者侃侃而談。想到哪說到哪，但言語之中，風云變幻，不僅給人以啟迪，還給人以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