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漫漫長路
公眾號：沒戴眼鏡的眼鏡蛇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是由美國漢學家孔飛力寫的。孔飛力前后花了四十多年的時間來研究中國近代社會是如何“脫胎換骨”的，他的關注點涉及到了晚清、民國以及新中國初期三個不同的階段，而《叫魂》這本書正是其對中國晚清社會存在問題的探討。原本看似處于盛世的清帝國卻因從普通百姓中出現的“叫魂”事件搞得人心惶惶，通過“叫魂”這一現象反映了封建國家的統治危機。“叫魂”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傳統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
叫魂本是漢族的一種民俗，是在人身患重病或者即將死去的時候招其魂魄恢復他的精神，從而達到祛病除穢的目的。現在一些地方仍流傳有這種習俗，方式有多種多樣，主要用于小孩受到驚嚇的時候，差不多算是一種心理療法。所以“叫魂”本身雖帶有迷信的色彩，但它的本質是用來救人而非害人的。然而，在1768年這種原本不具任何威脅的民間習俗卻如幽靈般的在華夏大地盤桓并且蔓延開去。
從第一起“叫魂”案開始，因為普通百姓對“叫魂”的深信，整個社會似乎一下子就陷入了一種深深的恐懼中，謠言與巫術以相同的速度在底層群眾中蔓延，最終擴散到上層官僚中，就連擁有無比強大權力的皇帝也感到驚恐，為了鞏固他的地位，他不得不采取措施以遏制這種現象，而處在群眾與皇帝之間的官僚們，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得不配合。但可笑的是，這種對于妖術的恐懼反而因為官方的介入變得愈發地嚴重。
從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有意把人物劃分為三類不同的階層——處于權力頂峰的皇帝、位于中間階層的官僚以及地位最低的普通群眾。這種妖術以及對于妖術的恐慌正根植于普通群眾中。作為皇帝，他擁有無上的權力，所以他的恐懼并非來自于“叫魂”術本身，而是妖術蔓延下對他權力所構成的威脅。對于官僚階層來講，他們大多都是讀書人，自然也不會過分迷信這種民間術數，然而他們作為案件的直接處理者，一旦處置不當他們的利益和生命安全就會受到威脅。而對于普通百姓，他們可以說是三個階層中唯一相信“叫魂”術的，所以他們為了自身的安全對術士們的妖術活動進行攻擊，最終導致了統治階級的介入。
伴隨著官方的介入，因“叫魂”案受到牽連的人數越來越多。社會上到處表現的冤冤相報的敵意使得官府發起對妖術的清剿時也給普通人帶來了清算宿敵和謀取私利的機會，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力。[①]這對于一個普通百姓權力稀缺的社會來說無疑是一種顛覆，報復欲望帶來的快感以及權力的滿足讓叫魂案牽扯的范圍不斷擴大。對于普通百姓，他們既害怕受到他人報復帶來的傷害又渴望利用這種權力去報復他人。但對于官員來講，他們似乎并不愿意讓勢態變得復雜，因為越復雜對他們自身利益構成的威脅也就越大。然而在皇帝看來，這種異質文化無疑是對其統治合法性的否定，加上滿漢兩族本身的矛盾，他就不得不對手下的官員施加壓力。
三類不同群體之間利益的差異使得原本就不簡單的“叫魂”案件愈發復雜化。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叫魂”案的群眾基礎——普通百姓，他們由這一事件的推動者一下子成了受害者，突如其來的權力并沒有化解他們的恐懼，反而加深了他們所受到的傷害。
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似乎盛世就意味著安定，然而正是在這個看上去正值盛世的年代卻因“叫魂”這一妖術搞得人心惶惶。事實上，“叫魂”本生并無多大的威脅，然而它卻戲劇性地引發了一場盛世之下的統治危機，看上去毫無緣由，卻并非沒有它的道理。
在本書的第二章里，作者對這個產生妖術大恐慌的盛世進行了闡述，甚至以一個滿帶諷刺意味的“鍍金時代”作為第一節的標題。在這個盛世中，江南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態勢，而這作為漢人勢力集中的地區，必然會引起統治者的警惕。伴隨著勞動力的解放和發展的不平衡社會中暗藏的危機也逐漸顯露了出來。此時封建社會末期的社會繁榮就如同一個即將老死的人出現的回光返照，看似繁榮的經濟成了社會衰落的預兆。
作者通過“叫魂”這一事件對封建社會中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變遷進行了探討，事實上，“叫魂”案正是社會經濟動蕩下的產物。在十七世紀下半葉，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導致人口數量不斷增加，對生存空間的需求也越來越大，人口流動的規模也較之前有所增加，跨區域的交易已十分常見，然而原本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根本無法生產出足以滿足社會需求的物質，持續的物價上升導致的通貨膨脹最終使整個社會都變得動蕩，也因此動搖了封建統治的根基。
除了“叫魂”案對統治者權力帶來的威脅，在更早時間里出現的“偽稿案”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封建制度下商業社會中信息傳播對統治者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質疑，不過和“叫魂”一樣其影響都是自下而上的，但“偽稿案”波及的范圍卻比“叫魂”案大得多。在“盛世”之下出現這種事情似乎是不可思議的，然而所謂的“盛世”在普通百姓眼中并沒有多么重要，相比之下他們更在意的是生活，當“盛世”無法滿足他們的物質需求的時候，斗爭與對立在這時便會產生。
在書中，作者從具有濃厚的中國鄉土氣息的“叫魂”出發，向我們講述了不同階級之間和同一階層內部各種復雜多變的矛盾糾紛，并對中國的傳統政治和傳統社會進行了分析，可以說，作者已具備了一套自己的理論并在書中進行了展示，這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作者太過看重他的理論了，即使是在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分析中也不例外，他所表達的一切都是為他的理論服務，以至于在對某些事件的描述中出現了夸大的現象甚至失去了原本的色彩。而事實上，雖然“叫魂”事件確實在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末期產生過一些影響，但也并非如作者所述的那般嚴重，“叫魂”也并非就是在1768年才出現的，它有著悠久的歷史，作者選擇特定的時間只是為了讓其理論看上去更加合理，但對事件真實性的破壞又何嘗不是一種損失呢？我們不能因此就否定《叫魂》這本書所具有的價值，但在我們借助《叫魂》理解傳統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的時候也不該忽略其本身所具有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讓這本書產生其應有的作用與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