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是金，只能針對我開篇所講的那些人和那些事。還有一種沉默叫做集體沉默，假如被沉默的對象是這個集體中的一員，且是受到傷害的一員，其性質恐怕就不是“金”而是“斤”了。這種斤斧之利，足以開山破石推到一片森林。姑且稱之為集體失語吧。）

肖老師是我愛人的同事，是一位兢兢業業的老前輩，卻在2006年國慶節收假后那天改變了命運。傍晚，他按慣例走進教室查看學生，如同每個周日的下午一樣，班主任必須在開周前例會前查點學生的到校情況。班長告訴他還有一個同學沒來。誰？周大頭。哦，這丫丫！肖老師輕嘆一口氣，兩年來“大頭”一直是班上毒瘤般的存在，只要有啥影響班級榮譽的事，幾乎都有他的一份。就在肖老師掏出手機準備給家長打電話時，校長急沖沖地跑來了，喊他去辦公室一趟。

“你先得有個……心理準備啊，老肖……”平時很鎮定的校長臉上明顯掛著慌張。

“嗯。”肖老師預感到事情肯定和周大頭有關，而且比較嚴重。

“你們班的周大頭死了！”

所有行政人員陸續集中到校長辦公室。肖老師在一陣云山霧繞之后思路漸漸清晰起來：就在今天下午，周大頭因與彩云三中的一個初三學生之前結怨，召集了幾個社會青年去尋仇。結果被事先有所準備的對方情急之下捅了幾刀，流血過多，死了。現在尸體還在醫院，學校才剛剛接到派出所的通知。

肖老師在心里冷靜地分析著這個事件的利害關系：事情發生在假期，地點在校外，且是他主動尋仇導致死亡。撇開對這條鮮活生命的憐惜，應該和學校沒多大關系，更和自己沒有關系了。然而，接下來的聲音又打破了這個暫時的自我寬慰。

“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收假的時間比三中晚了一天！剛好就在這天出事。唉！”

原來，國慶節放假的安排一般都會適當調休，當時的上級部門并沒有形成非常嚴格的統一放假模式，于是禾屯中學的放假時間相比彩云三中推后了一天，打算把收假日安排在星期天下午。事情就發生在三中收假第一天下課后，那個傷了人的學生又剛好是回家就餐的走讀生。世間的事有時候就這么不講道理，往往我們習慣于用概率來考慮問題時，概率偏偏不管用，民間的很多迷信思想也許就是這么產生的。

氣氛一下子又陷入凝重！如果雙方學校都在放假時間內，發生這樣的事情學校和老師大可不必操心擔責問題，最多表示一下人道主義的遺憾和必要的關愛義務則可。老天偏偏如此巧妙安排，非要讓可憐的老師們承擔道義、責任甚至還有法律的詰問。

“學校不是還沒收假嗎？我們好像不用承擔什么責任吧？”肖老師怯怯地繼續探詢問題的嚴重性。老師們就是這樣，在課堂上可以振振有辭地宣講法律法規，一旦涉及到自身時卻總不敢妄言什么。因為在過去很多時候條文只是條文，并不等同于可以在實際生活中運用。特別是經常被別人稱之為保護教師的有力“武器”，確實很沒在實踐中保護過我們。只要是學校或老師有一丁點可能被證實的失誤，總有很多其它法規來“執法必嚴”，卻忽略了還有某法的存在。

校長重重地吸了一口煙，邊吐邊在煙霧里帶出一句話：“問題就在這兒！我們學校的時間沒有和他們學校統一，就看哪家的放假方式在全縣占大頭。”他瞟了一眼肖老師那一頭如霜的銀發繼續道，“都怪我疏忽！據我所知，全鎮的中小學只有我們推后了一天。”話里帶著一點苦味，仿佛是剛才和煙霧混合在一起的緣故。

唉——唉……只剩一屋子的嘆氣聲。

第三天的上午，學校背后的村子里進行著一場出殯儀式。一色縞素的隊伍排在公路正中，兩邊魂幡兒低垂，一副棺槨徐徐自后方抬來。幾乎阻斷了交通，但司機們面對這種情況一般也只能保持著沉默等待。沉默的隊伍烤著沉默的太陽，沒有一絲風，只有每行進幾步就會在隊伍后砰然爆響的鞭炮聲，試圖打破這沉重的哀傷與低泣。白色的隊伍中有一個熟悉的戴著厚厚眼鏡的身影——肖老師。他的臉上雖然沉淀著一部分對逝去生命的惋惜，但更多是自尊受到傷害后的悲哀和身不由己的無奈。肖老師在這三天里所受的精神折磨，很明顯地寫在蓬亂的白發和稀疏的胡須上。他經受了上級領導的反復盤查，派出所的幾次傳喚以及去世學生家長的莫名責問——雖然放假時間并非他有權安排的。

當然，頭疼的還有個校長。他語重心長地懇求肖老師理解的那些話仍縈繞在耳畔：“老肖啊，就算替我受這份罪吧，家長要求學校至少派一名老師全程陪同辦理喪事。我拒絕過，但上面為了息事寧人也請求我們的理解。這哪是‘請’啊，簡直就是逼嘛！可是……誰叫你是他的班主任呢？只能自認倒霉了。不過在我的嚴正交涉下，家長沒再堅持要我們當眾給死者磕頭了！”還能說什么呢。讓肖老師感到屈辱的并不是參加出殯本身，而是為這并非出于師生情分上的主動，還被要求披麻戴孝甚至下跪磕頭——未成年人的葬禮，這在當地習俗中是連直系親屬都沒必要行的禮。“簡直就是侮辱！”肖老師無力地爭辯了一句，他也知道這句話很沒分量，開始后悔了，還不如沉默來得更堅毅和坦然。“還沒完呢，學校要被通報批評，我還要寫書面檢討，老肖您一直想卸卸不了的班主任擔子，這次也可以立即卸下了……”校長搖搖頭，擠出一個并不可喜的笑容。這回肖老師真的選擇不再說話了。他想起前不久還在教育界傳得沸沸揚揚的一個體罰事件：

鄰縣一小學校長，因教訓一個調皮的學生時動了手，結果那不輕不重的一巴掌卻扇走了十五萬元的經濟賠償——相當于他的十年工資收入。據說，這還沒算近半年陪同家長四處醫治的誤工損失和食宿費用呢。肖老師知道這一切都緣于家長的得寸進尺和上下一致的集體沉默，就連保護教師權益的某法也在沉默，誰敢輕易拿起自己并不熟練的“武器”去抗爭，而有可能導致丟了工作呢？后來聽說，那位背著不可言說的種種重負的校長，早早地病退了。

用晚節不保來形容肖老師，恐怕不當，但銳氣盡失已成為他在這起事件之后的狀態卻是事實。平時和藹可親的笑容淡了，過去在學生眼中象征著淵博和敬畏的白發，只剩下滄桑和枯萎。一年后，肖老師改行了，即使已經臨近退休，即使職稱會被連降兩級。有一次偶然在飯店相遇，他看上去精神多了——現在一個林業部門工作。于了解內情的熟人面前，他自信的滿面紅光中臨時添加了一點謙卑之色，最后卻留下一句算是和我們告別的話：

“現在，工作對象換成不會開口說話的林木，我感覺好多了。”

（這只是一個普通的和學校并沒有一點關系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之后很久，在教師群體中仍涌動著一股集體失望和安全感危機的暗流，這恐怕不是一個“息事寧人”的詞語所能掩飾的。我很不愿意回顧這些事，但我還是說了。那么，我遇到過類似的情況嗎？答案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