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事情我想說一說，不說以后可能就會忘記了，因為現在也回憶不全了。

12年進入大學的第一個寒假，我去曾去貴州支教，我們就去做一些兼職來擴充一下我們的支教費用。我們找到了一個兼職，這是我大學第一次兼職，也是最后一次，是去毓璜頂賓館去做保安。需要準備西服、皮鞋，我們東湊西借，借到了服裝。

早上五點起床，我們四個人就起床打了一輛出租車（那時候煙臺還沒有滴滴快的）去了毓璜頂賓館，有一個人帶著我們去了一個大會議廳門口，大門是鎖著的，讓我們在這里等著。煙臺的冬天，我們穿著西服襯衫、穿著單皮鞋，在室外就那么杵著，刮著大風...一個小時過后，期間甚至沒有看到一個人來，突然看到一個穿著旗袍的禮儀小姐，還特別激動，這一定是一場非常厲害的會議，讓我們來做保安。

繼續等了好久好久，終于在八點的時候接到了電話，讓我們去毓璜頂賓館1206號房間，剛到12樓，我們班團支書打電話：“范明非，你在哪？怎么沒來上自習？”，然后我裝作身體很虛弱的樣子告訴團支書：“藍瘦，感冒了，起不來了...”團支書：“好吧...”

然后我們進了敲門1206房間，房間是個標間，兩張床，進去以后有一個人還沒起床，還有一個女人，那個女人說：“坐吧！”然后我們在沒有人睡覺的那個人的床上坐下了，睡覺的是個男的，從被子里爬出來，穿著睡衣，然后去洗手間洗漱，那個女人也沒說什么，我們就坐那等著，這個男的洗漱完了出來，坐在床上，第一句話：“一會你們跟著我進會場，你們當我的保鏢。”我們四個一臉懵逼，不是說保安么，心里都在這么想，也沒說出來，想了想當保鏢也挺刺激的。然后那個男的問：“你們都是什么專業的？”我們之間有個男生說：“我是生物工程。”那個男的很激動說：“我也是啊，我是四川xxxx學院的生物工程專業。”然后我們簡單聊了幾句，其實我都忘記聊了什么了，畢竟過去四年了。

到了接近10點的時候，我們就跟著他到了會場，我們四個保鏢排成兩隊在會場大門口杵著，然后他找了一個房間躲著。會場的門是關著的，就聽著里面有個女主持人在介紹一個人，他是休斯頓大學的醫學博士，他特別熱愛公益事業，他非常有愛心，曾經有一場大火，把一整棟樓燒了，他聽說12層有個老人不能下來，他徒步跑到了12層把老人抱下來，在非常危險的時刻，把一個與自己毫不相干的老人抱了下來是多么令人感動的事情。那個女的繼續講著一些感人的事情。

接著，大家都非常期待看到這個傳奇人物的時候，主持人請這個人進場，然后大門打開，只有我們四個人杵在門口，我們一眼望去，里面人山人海，都忘我們這里看，然而他說的那個人并不在門口。女主持人繼續介紹這個休斯頓大學的醫學博士，又講了一波故事，接著還是請這位博士進去，然而這位博士還沒有出現，這次呼聲更高。

直到第三次，這位博士來了，我們就跟著后面，進去了，走到會場的最前面，一路走我一路看兩邊，做好保鏢的本職工作，發現兩邊的這些觀眾全是上了年級的大爺大媽，胸前還都掛了一個牌子，具體內容我也忘記了，好像是什么養老院還是俱樂部？

我們走到了會場的主席臺，博士在桌子前站著，我們四個在他后面分散開，背著手站在那。他拿起話筒開始講了。內容大概是這樣的：

他小的時候，父母雙亡，村里人覺得他克他的父母所以沒有人愿意收養它，后來他到了養父母家，養父母對她特別好，供他吃穿讀書，等到十六七歲的時候，他的親叔叔突然回來找他，他親叔叔在英國休斯頓大學當博士生導師，有自己的實驗室，當時回來找他都上報紙了，說英國休斯頓大學博士生到時回國尋親，就是為了找他，然后他跟著他的叔叔去了英國，在休斯敦大學讀書，后來考上了休斯頓大學的醫學博士，在他舅舅的實驗室工作，后來他舅舅的生病了，身體每況日下，他一直也在做慈善。期間還描述了他有多愛國，他回國就是為了把更多的醫學知識帶回國內，讓國內的老人更健康，期間還描述了日本侵華戰爭，南京大屠殺，唱了中國國歌，講南京大屠殺的時候，下面一個老人大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然后說，他生產了一批保健品，本來是運往日本的，后來他決定，不賣給日本了，留在中國，給中國的老人，讓中國的老人更健康。但其間我看到一位老人始終沒有動色，一直很嚴肅的看著他。

最后說，讓每位老人第二天帶著50塊錢過來，然后管中午飯，還送保健品。

剛進來的時候，好多人拍照，被工作人員阻止了。

當這個演講開始的時候，我們就意識到原來是騙人的，其中有個劇本細節是保鏢給博士送一杯水，因為博士要拿話筒，需要幫博士把杯蓋打開，然而我的隊友很理性的沒有給他扭開杯蓋。

會議結束，我們要保護博士出門，那時候場面完全控制不住，一群大爺大媽直接圍上來，拍著博士的肩膀，說“好樣的小伙子，你是中國的希望！”“小伙子，這是我兒子電話號，以后你帶著我兒子干吧！”還有好多要簽名的，保鏢完全被擠出來了。

我們又回到了那個賓館房間，女的很不滿，說效果不好，最后退場的時候效果不好，都控制不住哦，男的說，這不是挺好的嘛。然后女的問，接下來咱們買什么藥，男的說了xxx，具體什么藥我也不記得了。

告辭以后，我們就走了，打了個車回了學校。

晚上開會說這件事情，我們考慮要不要報警，咨詢了學法律的同學。后來還是沒報警，后面的幾天我們也沒有再去。

這件事情已經過去四年了，慢慢在我腦海中遺忘，但有時還是會在我腦海里浮現，我還是決定把這件事情寫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