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說到兩本書。一本是上個月讀的加繆《局外人》，另一本是近幾天讀的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由于在兩本書中感受到相似的思想，決定放在一起來寫。
《局外人》的主人公默爾索平日是一位普通小伙，和別人不同的是他性格沉悶、遲鈍，或可以說是冷漠。他只對當前的狀態特別在意，比如是否舒適、是否饑餓、是否困倦、是否感到冷或熱，而不會緬懷溫馨的過往，不會憧憬繽紛的未來。默爾索的母親在養老院去世，他沒有一點悲傷，只覺到去鄉下送葬的過程很累很熱，送葬回來的第二天照常上班，生活沒有絲毫變化。如果有什么能解釋他為何是如此性格，我想只能說是上帝賦予他的特質。默爾索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但不能完全算作正當防衛)，槍殺了一名阿拉伯人。法官和陪審團認為這名罪犯對母親去世都如此漠然，又考慮到他在生活中其他不正常表現，認定他一定是名心狠手辣的變態殺人狂，最終判處默爾索死刑。
《月亮和六便士》是第一人稱作品。幾十年來安分守己的倫敦股票經紀人斯特里克蘭突如其來地拋棄妻子兒女、放棄事業，只身一人前往巴黎開始繪畫生涯。他性格乖戾，堅韌執著；行事言行從不考慮他人感受，用最惡毒的話挖苦最忠心的朋友，毫無負罪地破壞美滿的家庭，朋友之妻為他而死他卻若無其事；不在乎一切物質上的短缺，無視貧窮、病痛、骯臟，只帶著一種中了邪般的使命感追求心中的美。他在世時籍籍無名，他莫名其妙的畫作也未讓人正眼相待，因麻風病死后幾年，他的畫重現天日般獲得公眾追捧，他成為人們口中最具傳奇和浪漫色彩的天才畫家。
兩本書共同的特點是，書中主要人物在我們看來或者說大眾看來，都是那么不正常。“正常”是個相對詞，有“正常”就有“非常”。人們認為默爾索冷漠無情，是人們把自己置身于他的處境，認為母親去世就該悲傷，這對于我們來說似乎也是理所當然的邏輯，但這邏輯正確嗎？我們都認為對，它就是對的嗎？兩者之間具有嚴格的因果關系嗎？
但從社會的角度而言，像默爾索這樣的“不穩定因素”，勢必要被社會游戲排除在外。這是社會的殘酷之處：如果你不按照社會的規則來，你就將被它淘汰——雖然你也許并不在乎是否被社會接納，但我想能完全擺脫它的人鳳毛麟角。孔子說自己“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說已經完全適應社會的規則，隨便怎么作為，都能不由自主地在定好的框子里行事。關于人的這一點有趣之處，將在下一篇文章里探討，不在書評里展開。
斯特里克蘭若是你我生活中的朋友，想必你我也會對他恨之入骨。他挖苦你諷刺你，句句剜心，你回敬他的怒罵卻總像重拳打在柔軟的棉花包上不對他造成絲毫傷害。你可以厭惡他，可以詛咒他，但你卻沒法評斷他——他在追求屬于自己的美和理想，那之外的一切不值一提，雖然和其他人不同，但那的確是他的價值觀。而且從最終的結局看，他的一生也已足夠；足夠不是因為他名留青史，而是他死前已經完成人生中最滿意的畫作。他只追求一切之于自己的意義，不在乎之于他人的意義。
李繼宏譯本《月亮和六便士》的導語，通過對毛姆所處歷史背景的分析，將小說意義的發掘更進一步。斯特里克蘭形象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參考畫家高更的經歷，同時也糅有毛姆個人的要素。毛姆所處的時代，正值現實主義小說漸流庸俗，現代主義方興未艾的時期。當同齡作家都在進行現代主義嘗試時，毛姆依舊固守著正統現實主義作品的創作，此舉招來評論家和同行的責難與諷刺。他借《月亮和六便士》斯特里克蘭的故事溫柔地反擊他們：不管我看起來有多么離經叛道，這是我的選擇，我有自己內心的向往，用不著外人對我品頭論足，我追求的價值不依靠他人的認同而實現。令人大呼過癮的是，時間給了我們最好的答案，毛姆憑借經典的作品永久閃耀于文學史，正如斯特里克蘭的身后之光，而曾經對毛姆嗤之以鼻的評論家們，則被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永無天日。
世俗當然不是錯，它只是大多數人選擇的一種安全的明哲保身之法，你我皆頗有世俗之處，且若事事皆不世俗，必為社會所排斥。但若因世俗價值觀而徹底壓抑天性，便是對生命的不尊重與不負責，也是對天賜良本的最大浪費。
